──写在科索沃战争及“５．８”事件之后

作者：卢周来

科索沃战争尤其是“５．８”事件以来， 包括经济学界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界都在考 虑一个问题：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中国人该如何自处。

（一）

一般来说，中国经济学界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受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都笃信自然 的演进的进步史观。

英国哲学家边沁认为“人是追求快乐的机器”，据称由此奠定了经济学乐观主义传统， 而这种乐观主义传统又与经济学自由主义的自然的演进的进步史观相联系。经济自由主义老祖 宗亚当．斯密就认为，经济人在市场上自发的交易行为以及随市场发展而日益细化的社会分工 将促进国民财富的不断增加，或者说，自然自由制度可以使社会不断地进步，这就是自然的进 步观。

新自由主义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一方面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但他说：“由于我们能 从错误中学习，我们的知识在增长，尽管我们决不可能知道──即决不确实地知道。既然我们 的知识能够增长，就没有任何理由对理性感到失望。”他还说：“人能够认识，因而他就能是 自由的。这就是解释认识论乐观主义和自由主义观念之间的联系的公式”(1961)。在这里，波 普尔是认为，因为人的理性是演进的，即人的知识是在批判中不断增长，因而，社会也会随之 演进地进步，这就是演进的进步观。

作为新自由主义重要一支的产权与制度学派代表人物诺斯(1966)，通过对西方世界历史 的分析，认为资源价格在自由市场制度下的变动是制度变迁的动力，而人可以通过“在时间中 学习”，使得制度不断演进，这也是一种自然的演进的进步观。

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也持斯密同样的观点，他们相信凭借自由市场 本身的力量可以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几乎所有问题。尤其是他们都强调了自由市场具有的优 胜劣汰功能──即“弗里德曼假说”中所言，市场的自然选择可以淘汰非利润率最大化者，是 使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内在动力。

由于对自然的、演进的进步观的信奉，新自由主义者从来都不主张用骤风暴雨的方式来 强制推行“抽象的善”，而主张以“逐渐和平地消除具体的恶”的方式渐进的推动社会不断进 步（波普尔语）。

中国经济学界知识分子往往都很善良很单纯地接受了以上观点，因此，在世纪末他们都 尽情地憧憬着下世纪的世界更美好。

（二）

然而中国经济学界知识分子却忽略了问题的另一面：其实世界的发展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性空间，即因小人的存在而存在退化的可能性。

同样也作为自由主义阵营中重要的一员， 经济学家阿曼塔诺发现（197 2)：假设有两 家企业签订了规定价格与限制产量的卡特尔协议，其中一家企业很好地遵守了这个协议，而另 一家企业却私自突破限制提高产量，显然，一段时间后，不遵守协议的企业会在竞争中打败遵 守协议的企业，而从利润率看，遵守协议的企业高于不遵守协议的企业。这就出现了劣胜优汰 的现象。除非遵守协议的企业发现此情况后也不遵守协议才能避免破产的命运。

由此推及到社会进步。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一个社会秩序越好的社会中，骗子得逞的机 会越大，因而会导致一种效应：好人会因为觉得吃亏，会因为觉得当坏人的人收益更多而去效 仿坏人，从而不是使整个社会自然的演进的进步，而是退步。这就象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君子国 ，因为有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进入该国，使君子国公民道德水准逐渐下降，最终使君子国瓦解 。因此，要警惕社会发展因存在小人而存在着退化的可能。

科索沃战争尤其是“５．８”事件的爆发，更验证了上述说法，更说明社会的退步的可 能性已经现实地存在于今日之世界。

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退一万步讲，即使认为它的价值观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 前途的，是值得推广的，按自由主义的观点，也应该是在与其他各国的和平交往中使其价值观 自然地渐进地得到认同与普遍化，这才是符合其自然的演进的进步观。但它恰违反了这一点， 硬要以武力强制推行其抽象的“自由”、“人道”观念。更为严重的是，美国武力侵犯南斯拉 夫，更公然用导弹袭击我驻南使馆，是撇开了联合国，公然违反了它自己参与制订并参加了的 多项国际公约，其行为就象不遵守协议的那家企业，就是君子国里的小人。一旦它武力侵犯南 斯拉夫成功，一旦它没有因袭击一个主权国家的使馆受到足够的回击，从而达到了它独霸天下 的目的，或者要么就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大倒退，是典型的强权压倒了公理，用新自由主义者的 话讲，世界的“治安权在一个杀人犯手里”(勒帕日,1977)；或者要么因其在世界上开了一个 很坏的先例而又因此得利，而使得世界其他国家也都无视联合国存在，无视国际公约的存在， 从而使这个世界又回到一个没有秩序、没有和平、充满暴力、仇视与战争的世界，（君不见科 索沃战事正紧时印度政府声称“看来我们发展核武器没有错”，而发展核武本来也是违反国际 公约的。）这同样也是人类社会一个大倒退。

（三）

其实，从黄仁宇先生所谓“大历史”观来看，对人类社会持进步史观的乐观看法也值得怀疑。

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孕育出的东方文明是一个满怀善意的文明。她有着天下主义的情 愫，对这个纷繁芜杂的世界一向抱有宽容感与同情心。因而，她一向是与世无争，一向是与人 为善，一向是尚义轻利。也因此，她从来缺乏将技术应用于暴力的动力，更没有将技术用于暴 力再用来向其他文明施暴的意图。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指南针用来航海与周围国家友好交往 ，因此，创造了“海上丝绸之路”；造纸与印刷术用来传播文化，使得悠远绵长的中华文化以 浩如烟海的典籍形式使更多人共享并得以传承；火药的发明则更显示了这个民族恬淡无为的性 格，因为这种最有可能直接用于暴力目的的发明在古老的中国最大的用途却是增加喜庆的气氛 。同时，东方文明的善意还体现在她对弱者的同情与对强者的抑制。孟子把“仁”就解释为“ 恻隐之心”，并说因为“人之初，性本善”之故，所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孟子还说过，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所以，这个文明是充满善意同时 还充满正义的。

但历史的吊诡就在于，这个好的文明却在近代开始逐渐衰落，其主流地位被另外一种充 满了“恶意”的西方文明所替代。西方文明把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用于炮舰，并以此在不大的 地球上四处游弋，游到哪里就把掠夺与奴役带到哪里，包括带到了指南针的发明地中国；西方 文明把中国人发明的火药用于制造枪支弹药，并且想尽办法提高其杀人效率，更以此来推行其 掠夺与奴役；西方文明还将印刷术与造纸术用作其舆论工具，鼓吹其文明的先进性，为其掠夺 与奴役加上“自由”或“人权”的外衣......

可见，历史这种“劣胜优汰”可能性的现象是早已存在了的。只不过一个长的历史进程 很少有人进行反思，而科索沃及“５．８”事件血淋淋的死亡离我们这么切近，我们才更清楚 地看到这种现象而已。

（四）

由此，中国经济学界的知识分子应该清醒了：我们并不是生活一个不断向着善的世界， 一定程度上，我们仍生活在有狼的世界上，且这些狼随时都有可能使这个世界倒退回去；生活 在有狼的世界上，我们又一时还无法消灭狼，那么中国人自处的原则是什么？我以为，可以用 列宁的一句话表达：“和狼在一起， 就要学会狼叫。 ”（新版《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15页 ）亦即，要有让敌手害怕的一套本领。否则， 你就会面临被狼咬甚至被狼吃的命运。

要“学会狼叫”，我们就不能只讲“公理”，只讲“正义”，因为这种善意甚至被狼看 成是软弱可欺，我们还得有维护“公理”与“正义”之剑。说得更白些，我们要有实力。这种 实力并不取决于国家财富的多少，有一定的财富只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不然无法解释五、六十 年代仍就贫穷的中国足可以让美国人望而生畏；也不取决于你仅有几件核武器，不然就无法解 释“５．８”事件其实是自核武器诞生以来一个有核国家首次对另一个有核国家直接进行导弹 攻击。这种实力就是主流话语中所言的“综合国力”，而这种综合国力在当代又主要以科学技 术为后盾。只有我们把经济、军事、政治、文化都搞好了，尤其是把科学技术搞上去了，我们 的综合国力真正强大起来，我们不是处处受制于人，我们就不怕狼来，狼也就不敢来；或者即 使来了，我们也有放手打狼的一套本领。

要“学会狼叫”，我们就要不断推进我们的改革。改革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其目的 在于更好更快地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二十年改革使中国综合国力得到提升，但科索沃战争与 “５．８”事件却提醒我们不宜对自己估计过高，我们的相对国力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 差距。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继续推进改革，另一方面也要不断完善改革，使得改革的成果的的 确确不是单纯体现在某些经济指标的上升上，而是体现在综合国力的增强上。因此，要把发展 与安全、经济与国防、经济与政治等各项改革更好地兼顾起来。同时，要确保自己不能乱，以 理性与平和的心态对待改革中成本的负担与利益格局的调整。

要“学会狼叫”，还有一个“向狼学”的问题。1918年列宁在新生苏维埃政权被迫与德 国签订耻辱的《布列斯特条约》后说：“我们说，‘仇恨帝国主义强盗，仇恨资本主义，消灭 资本主义’，同时又说，‘要向德国人学习’......正是德国人，除了体现残暴的帝国主义， 同时又体现了纪律、组织、在现代机器工业基础上的紧密协作以及极严格的计算与监督的原则 。”（新版《列宁选集》第三卷第473 页）今天我们对于侵略我们的对手也应采取同样的态度 。因此，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愤怒影响我们的理智，要更加扩大开放程度，要向一切文明成果学 习。对手比我们强大，证明它们自有一套比我们强的地方，所以更要向对手学习。学习好了， 我们的国家强大了，我们才有“与狼共舞”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