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在諾貝爾獎領獎會上說的話引起爭議後，網上有很多華人替他辯護解脫，說莫言得的是文學獎，不要把政治牽涉進來，不要對莫言過於苛求。我認為，莫言用五毛邏輯招架對中共新聞檢查制度的提問，同時躲避對劉曉波以及其他中共敏感問題的提問，這並不是政治問題，而是他如何做人的問題，是做人有沒有脊梁骨的問題。莫言早就說過自己是個懦夫，今天他用自己的言行證明他確實是一個懦夫。如果一個小人物是懦夫，民眾沒有必要多費口舌去苛求指責。但莫言已不再是個小人物，作為第一個被中共官方承認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以諾貝爾獎的名望，尤其以該獎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他的名字將會在中國歷史上留下很久的印記，他不可避免地會成為某些中國人的榜樣，指出他人格上的缺陷，讓他的諾貝爾獎成為有爭議的諾貝爾獎，是有責任的中國人應該做的事。

有人說，評價莫言應該以他的文學作品為標準。首先，我認為，很多中國人如今自稱喜歡莫言文字，恐怕十有七八是因為莫言得了諾貝爾獎才喜歡的，過去我從沒聽到中國人提莫言。所以諾貝爾獎的光環，對很多中國人評價莫言作品，起了不小的作用。那麼得諾貝爾文學獎，真那麼說明作者的水平嗎？如果你讀過今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授獎致詞，也許你會想，諾貝爾獎委員會在莫言作品裡找到的東西，也許並不是大多數中國人在文學裡尋找的東西。如果你本來就喜歡這種作品，那就儘管喜歡；如果本來對那種作品不感興趣，因得獎而跟風而喜歡，就有點可笑了。至少對我來講，莫言在展示殘酷，曲扭和無情時也許手法高超，但他的作品缺乏對人性里超越獸性部分的思索和渴求。雖然通過真實描述他自己飢餓貧脊的童年，以及中國農村“豬圈般的生活”（來自諾貝爾獎授獎詞），他的作品揭穿了中共的“宣傳謊言”（諾貝爾獎授獎詞），但這個揭穿更像是無意而成的，而不是有意識去做的，所以其深度和力度也是非常有限的，更談不上說給人以啟示。莫言思維水平的淺顯，還在其他方面有所表現，比如他自願參加手抄《毛澤東延安文藝講話》，過後又替自己行為辯護，寫詩讚揚重慶模式，等等，都反映了他不僅僅是個懦夫，而且他確實思維能力有限，看不清中共制度的邪惡本質。他作品裡缺乏對超越獸性的渴求，也許正是他自己靈魂里缺乏這種渴求的反映。

網上還流傳莫言反感西方記者提問，宣稱被問煩了，越是逼他，就越不說，讓我覺得怎麼聽上去跟沒文化不愛講理的大兵土匪一樣，剛被多問兩句，就煩了。中國真是土匪輩出，不僅政府官員透着匪氣，就連得諾貝爾獎的文學作家也透着股匪氣。莫言要是真煩西方了，那就拿出點骨氣來，乾脆拒絕領取西方人的獎。他既然沒有拒絕西方諾貝爾獎的名氣和獎金，沒有拒絕諾貝爾獎給他帶來的好處，那他就不能拒絕西方人對名望的要求，拒絕伴隨好處而來的責任。莫言和中共官員一樣，好處特權來者不拒，卻不肯承擔任何特別的責任特別的要求，不虧是中共教育出來的作家，也是言論不自由，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社會裡的必然。

還有人說，在那個體制下存活不易，就放莫言一把吧。問題是，莫言在選擇如何回答記者提問時，他實際上就已經做出了明確的選擇：他要的是政府的支持，要的是政府放他一把，而不是人民的支持，他不需要人民放他一把，因為他知道人民在中國沒有任何力量。如今，莫言得了諾貝爾獎，又有強大的中共政府的支持，人民爭議幾句，對他的實際眼前利益不會有任何傷害。我們所能做的，只不過是希望讓中國人（華人）意識到，不管一個人得了多有名望的獎，如果他缺乏人格，那麼這個獎所含的意義就多多少少被污染了；希望能夠提醒中國的年輕人，不要以一個沒有人格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為榜樣。所以，對圍繞莫言的爭議，人們不應該解釋為對他個人的攻擊，而應該理解為對他的言行所代表的反面意義的譴責。莫言既然在獲得諾貝爾獎後，在他具有了一個比一般中國人更有利的機會，來反抗中共高壓時（哪怕是消極反抗），仍然選擇做一個屈服於中共政府的懦夫，那麼中國人就有責任在他諾貝爾獲得者名牌的旁邊同時給他刻上一些反面的烙印。如果中國人對這種言行無動於衷，不加譴責，任由中國人一代接一代地出懦夫，那以後就不要抱怨別人看不起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