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会转型吗？ ——我在中国的5座监狱

第十一章 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

囚车沿着一个月前相同的道路、相反的方向行进。几个小时后，我重新见到了北京郊区熟悉的景色。我猜想，有关机构这次是要把我送回北京地区的监狱。它们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大概是国际社会对我的案件有了新的积极动向。但是我认为，克林顿政府和欧盟的对华政策都不会有重大改变，因此任何新动向的作用都将十分有限。

当囚车再次在一座新的铁门前停下时，我已经毫无新鲜感了。从1999年7月28日到1999年10月13日的短短两个半月中，我竟然接连转押了四座监狱。如果世界上有一部“监狱吉尼斯纪录”，我也许可以申报其中的一个栏目，它应该叫做“连续转押之最”。

这座新监狱是北京市良乡监狱，位于北京郊区的西南部。我到达这个监狱当天的晚上，狱方就急切地同我进行了谈话。

一位负责警官坐在漂亮的大写字台的后面，反复告诫我：一定要把自己当成“普通犯人”。在中国的监狱里，没有“特殊犯人”，每个囚犯都是“刑事犯罪分子”。他的这番话使我想起了一年前中国安全机关的秘密警察审讯我的情形。那些秘密警察也是反复告诫我：要以“常人”的心态对待自己，要消除“伟人”的心态，要去掉“名人”的心理。这种告诫的政治用意十分明显：希望我放弃民主立场，接受政府的压制。他们期待着“普通犯人”的阴影将消磨掉一个政治活跃分子的信心和才能。我对这种老生常谈从来不置一词。不置一词有时候是最恰当的蔑视。

这位负责警官见我无动于衷，于是又将话锋转向了另一个老生常谈的题目。他提醒我：中国政府不会容许西方国家干涉中国的司法。我也委婉地提醒他：西方国家并没有干涉中国的司法，但是西方国家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同中国政府交涉人权问题。他不屑地说：“交涉”实际上就是“干涉”，特别是美国的干涉更露骨。我微笑着告诉他：按照中国政府的评价，目前的中美两国关系还是不错的。他继续不屑地说：表面上不错，实质上还是对立。他停顿了一下，试图使他的话更有感染力和说服力：“告诉你吧，今年5月美国飞机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之后，如果党和政府动员征兵，我一定会报名上前线。” 这是一个坦率而大胆的想像。我相信，它至少有一半出于真实的心理。因为90年代以来，中共政权不仅在坚持陈旧的共产主义，而且在鼓动陈旧的民族主义。

当然，事态的发展并没有给这位警官提供走上反美前线的机会。但是，他毕竟得到了另一件“反美”任务：规劝我不要对美国的人权外交感兴趣。

刚到北京市良乡监狱的一段时间，有关方面还安排了另外一名负责警官同我进行特殊谈话。这种谈话不止一次。

特殊谈话是在刻意营造的宽松气氛中进行的。那位负责警官谦和地询问了我对当时中国的主要领导人江泽民和朱鎔基的看法。我直率地批评了中国第三代领导人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拒绝政治改革的错误做法。

于是他提出了更为敏感的问题：你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该朝什么方向进行？

我明确地讲道：中国政治改革最重要的一点，是共产党必须放弃政治垄断，允许其它政治力量同它展开政治竞争。

他又尖锐地追问：你估计中国什么时候会形成多种政治力量竞争的局面？

我告诉他这样一个判断：中国的一党专制最多还能维持20年。当然，变化不会在某个早晨突然到来。民主变革是一个过程，我现在就是为此努力。10年之后，也许这个过程就逐渐明显了。

这位负责警官在多次的特殊谈话中从来没有批驳过我的明确反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我知道，他的谈话任务不是批判我的“错误观点”，而是向有关机构汇报我的看法。

我更知道，我在谈话中的坦率表态将对我十分不利。一些持不同政见者被判刑后，在监狱中往往对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或低调。这是一种自我保护。但是，我不想采取这种自我保护。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自我保护是对中共政权的一种鼓励。中共政权可以从被判刑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沉默和低调中得出一个结论：监禁持不同政见者多少有些成效。我应该让中共政权明白：它的监禁毫无成效。当然，我的坦率表态将使有关机构认定我“不可救药”，必须“加强改造”。

1999年10月底的一天，我的妹妹在例行的每月一次的会见中，婉转地告诉我：不久前美国政府就我的关押条件同中国政府进行了交涉，中国政府保证今后不再将我关押到北京地区以外的监狱。这可能是我从渤海岸边的“古拉格”被匆忙转移到北京市良乡监狱的原因。同时我的妹妹还告诉我：在江泽民10月份访问欧洲的时候，欧盟再次对我的案件提出了关注。

1999年11月15日晚上7：00，同每天晚上的安排一样，狱方组织犯人集体收看官方的电视新闻。这是对犯人进行“思想教育”的一项措施。通常极其沉闷乏味的官方电视新闻，那一天却出现了一个重要画面：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协议。

这是我两个月前在渤海之滨的监狱预料到的事情，但是它来得很快。看来，克林顿总统急于进一步展示他的亲共产主义立场。是否同意中国加入WTO，换言之，美国是否同意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几乎是美国对华政策中唯一的“大牌”。在中国作出充分的让步和实质性的改革之前，美国轻率地丢出了这张“大牌”，这将使整个中美关系的天平倒向共产党政权。由于中国轻而易举地“吃进”了这张“大牌”，它将没有必要认真改进人权记录，没有必要认真中止武器扩散，甚至没有必要从事彻底的经济改革。

11月17日又是例行的会见亲属的时间。但是这次会见是在一个不同寻常的时刻进行的。我的妹妹显得有些焦急。她在玻璃墙的另一边的电话里急切地说：美国政府签署同意中国加入WTO协议的前夕，曾希望中国政府以治病的名义允许我去美国，但是中国政府拒绝答复。我们的谈话刚刚进行了几分钟，受到监听的电话就被切断了。随后狱方宣布：由于我们的谈话内容涉及到外交事务，所以取消这次会见。

我很清楚，取消会见之后，还会有其它的“加强改造”的措施。

12月的一天，狱方正式告知我：必须参加监狱的囚犯劳动。我明确地答复狱方：我愿意为公众、为社会进行义务劳动，但是我不接受中国监狱的奴役性的强迫劳动，更不接受将我作为“罪犯”实施“劳动改造”。

是否参加囚犯劳动，是中国监狱衡量一个犯人是否认罪的重要标志。尽管我体力有限、缺少技能，不大可能为中国政府创造太多的利润，但是如果我能够顺从地参加囚犯劳动，将是一幅低头认罪、接受改造的理想画面。当然，我不会走进这个圈套。

狱方对此无可奈何，但是又不愿意听之任之。为了显示对我“抗拒劳动改造”的惩罚，宣布禁止我在监狱中用自己的钱购买食品。

中国监狱饮食之差可能在当代世界名列前茅。90年代中期前，狱方允许囚犯亲属在例行会见时给犯人携带少量食品。90年代中期以后，北京地区的监狱率先取消了这个惯例，改为犯人可以用自己的钱购买狱方出售的少量食品。我在北京市良乡监狱的时候，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制定了一个囚犯的等级制度：将犯人分成了3级5等，第3级是“严管级”，不允许购买任何食品。而我恰恰是“严管级”的一员。共产党制度是一种等级制度，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共产党政权管治下的囚犯居然也是等级制度，这是闻所未闻的。

当时我认为，尽管中共政权对我的“顽固不化”十分恼火，但是在一段时间内它们还不便采用进一步的迫害措施。因为，虽然美国政府签署了同意中国加入WTO的协议，但是这个协议必须经过美国国会批准才能生效。美国国会批评这个协议的声浪是强烈的。美国国会正式批准这一协议之前，中国政府在迫害政治犯方面还会有一点顾忌。所以，我应该利用这一段缓冲时间再次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

于是，我在下述几方面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行动。

我再次要求会见律师以便商议提出无罪申诉。狱方及其上级极力阻挠会见，因为它们不希望任何人知道我在监狱的实际情况。它们建议由监狱将我的申诉书转交法院而不必通过律师。我断然拒绝了这个狡猾的建议。因为我很清楚，重要的不是将申诉书交给法院，而是让外界准确地知道我办理申诉的过程。在我的一再坚持下，1999年12月下旬两位律师终于再次见到了我。令人遗憾的是，按照国际司法惯例，律师会见当事人时警方不应在场，然而律师会见我的时候始终有两名狱警在旁边监督。他们不仅在场，而且多次阻止我和律师交谈“不适宜的问题”。2000年1月，两位律师向我的终审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交了无罪申诉。

同样是在2000年1月，我向中国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了6份刑事控告，要求惩处中国国家安全部、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5名主要办案人员对我的诬陷罪。这也许是一种过于“猖狂”的举动。因为这一举动不仅使我在政治上同有关机构尖锐对立，而且在法律上同有关机构尖锐对立。

与此同时，在每月一次的仅仅半小时的例行会见中，我委托妹妹转告美国使馆和欧盟使团，转告西方媒体和国际人权组织，希望民主国家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促进中国人权状况的改善，在发展对华贸易投资的时候不要忘记中国的政治改革。

但是，克林顿的确忘记了中国的政治改革。2000年1月，他向刚刚复会的美国国会提出：推动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是他的政府的主要外交目标。这种声明有点荒唐，因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总统，并不是世界上最大的不民主国家的使馆商务参赞。从来没有一个美国总统把给予某个共产党政权重大好处视为自己的主要外交目标。

随后，克林顿政府和中国政府表演了全力以赴的外交“探戈”。他们到处游说，到处访问，到处鼓吹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对美国和中国同样有利。对这场外交“探戈”最感兴趣的，是那些有着现实的或未来的对华经济利益的美国大公司。在美国的对华经济活动中，受益最大的是这些大公司，美国的中小企业受益很少，美国的工人和农民受益更少。正是这些美国大公司组成了强大的院外活动集团，对美国的政界和媒体施加了巨大的影响。这些大公司幻想通过PNTR全面进入中国市场。这种幻想同19世纪的一个盲目乐观的美国商人的幻想有些相像。那个天真的美国商人曾经说过：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购买一顶美国生产的帽子，那么美国的帽业就会无限繁荣。共产党人反复批判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一种“富人的政治”。但是现在共产党人最喜欢接触的美国人民，恰恰是那些“大富人”。中国的主要领导人乐此不疲地接见着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的美国的亿万富翁。令人遗憾的是，一部分有对华特殊利益的大公司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过分大的作用，这可能不是民主制度和多元社会的正常现象。

正当中美两国政府上演亲密无间的“探戈”之舞时，在寂静的监狱出现了另一支插曲。

2000年2月的一天，一位负责警官约我谈话，故作和蔼地问道：你对台湾今年的总统大选有什么估计？

我深感自己的“囚犯”角色过于复杂，难道台湾的选举同我这个“普通犯人”也有关系吗？我告诉这位警官：我知道台湾将在今年3月举行总统大选，但是我在监狱中得不到台湾选举的任何信息。他主动向我做了简要的介绍：目前台湾有3个主要的总统候选人，民进党的陈水扁和亲民党的宋楚瑜的民意测验指数相当接近，国民党的连战的民意测验指数稍低。他又问：你认为陈水扁会当选吗？我首先感谢了他的“选战介绍”，然后对他说：民进党在台湾普通民众中有比较大的号召力，特别是对台湾本土居民有占优势的影响，所以，在选举的最后投票阶段，民进党的得票率很可能领先。

他接着问道：如果民进党执政，会不会大幅度改变对大陆的政策，比如，迅速推进台湾独立？我坦率地说道：从长远看，民进党希望大幅度改变国民党政府的大陆政策。但是，在民进党首次执政的4年任期内，它可能没有条件立刻大幅度改变对大陆的政策。因为现在国际社会的主流意见是希望台湾海峡两岸关系保持现状，而且国民党和亲民党在台湾仍然有不小的影响，所以台湾迅速大幅度改变对大陆的政策在外交上和政治上都有困难。

他又表述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有些部队的同志提出解决台湾问题宜早不宜迟。如果等到台湾采取了独立的实际行动，等到台湾的军事力量更加现代化，等到国际上对台湾的同情更多，再来解决台湾问题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如果中国决心彻底解决台湾问题，那么晚打不如早打。你对这种意见有什么看法？

我明白，这是有关机构在向我传送一种危险的信息。在监狱中，我同中共政权的关系一直有微妙之处。他们不仅想知道我的政治立场，而且想知道我对政治人物、政治形势和国际问题的评估。也许，中共政权敏锐地意识到，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我可能会同他们的接班人在政治舞台上面对面地打交道。所以，它们需要了解我的政治看法，而不仅仅是了解我对民主理论的见解。况且，消息灵通的安全机关也知道，我同中国军队主要领导人的家庭成员有着长期的联系。

我严肃地说：希望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的任何领导人，彻底放弃通过武力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任何打算。从现实的军事角度和外交角度讲，台湾军队拥有不可忽视的防御力量和反击力量，美国将会干预大陆对台湾的进攻，日本和韩国也不愿意见到大陆进攻台湾。中国军队没有能力挑战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力量。

2000年3月中旬的一天，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故作愤怒的朱鎔基用老人的拳头捶击着桌面，威胁性地暗示说：如果台湾选民作出了错误的选择，支持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那么大陆将采取强硬行动。一位西方记者当即向他提问：大陆有可能在什么时候对台湾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朱鎔基闪烁其辞地回答：几天后你们等着看吧！中共政权的高级领导人几乎都具有可以同好莱坞明星相媲美的表演才能，他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在不同的场合说出不同的台词或做出不同的动作。朱鎔基在这方面当然并不落后。“几天之后”就是台湾的总统选举日，朱先生显然是在对台湾进行“选举神经战”。

当我从官方电视新闻的画面上看到朱鎔基的表演时，感到极其可笑。我认为，中共政权正在重复四年前的错误。中共政权为了阻止李登辉1996年连任台湾总统，从1995年7月到1996年2月在台湾海峡及其临近地域接连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和导弹试射，目的也是为了向台湾选民施加压力。

规模最大的一次海陆空联合军事演习是在1996年2月进行的，演习的核心区域是福建省的平潭岛（平潭县）。在演习的过程中，我正好从北京到福州处理商务。平潭县在行政上归福州市管辖。90年代中期我在福州做政府官员时，多次因公去过平潭，并同当地的领导人熟悉。1996年初我在福州处理商务时，亲眼见过公路上隆隆而过的坦克，隆隆而过的炮车，隆隆而过的移动式导弹发射架。但是在我心目中，这些真枪实弹似乎只是一个个玩具。我不太相信，在一场真正的现代战争中，这种二流、甚至三流的军事装备能够取胜。我也亲眼见过头戴钢盔、身穿迷彩服、表情茫然的演习士兵。我同样不大相信，这些不知道为什么要到福建演习的外省的军人，能够成功地占领大海那边的台湾岛。

1995年7月中国军队在福建省的东山岛（东山县）举行第一次针对台湾的军事演习后不久，我同一位知名的福建的私人企业家同车前往厦门。途中我们在一家餐馆吃饭，他讲了一句不无观察力的话：江泽民没有政绩，也没有威望，现在想通过针对台湾的军事演习提高自己的地位。事实上，我接触到的很多福建当地的官员和公众，对第三代领导人接二连三地在他们的家乡搞劳民伤财的军事演习感到困惑和厌倦。他们感到这种演习仿佛是1958年毛泽东炮轰金门的翻版。

毛泽东炮轰金门实际上巩固了蒋介石的统治地位，江泽民的军事演习实际上驱动更多的台湾民众将选票投给李登辉。1996年3月，李登辉以绝对多数票连任台湾总统。

我记得，1988年蒋经国先生去世后，我曾对一位关心政治的官员朋友说：李登辉将成为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掘墓人。他睁大疑惑的眼睛，似乎不相信。12年后这个掘墓人真的成功了。

2000年3月19日晚上，官方电视新闻的播音员用沉闷的语调宣读了中共中央台湾事务办公室的一份声明：希望刚刚执政的民进党当局不要走得太远。毫无疑问，不久前中国政府对台湾选民的威胁和对民进党的攻击，促进了陈水扁的当选。

电视新闻刚刚结束，一位负责警官就来找我：上级要求我就今天台湾的选举结果写一份书面看法。

我针对中共政权再一次的政治失算和外交失误写道：希望中共政府尊重台湾人民以民主方式作出的政治选择。

台湾选举的插曲结束之后，中美两国政府的“探戈”走向了高潮。

2000年5月，经过中美两国政府的竭力游说，美国众议院以不太悬殊的多数通过了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地位议案。美国的这种表现鼓舞了西欧的左派政府和欧盟的左派官员。同样是在这一年的5月，欧盟与中国政府急切地在北京签署了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至此，WTO的“世纪大战”只剩下最后一场重要战役了：美国参议院是否通过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议案。

2000年6月的第一天，我罕见地接到妹妹的一封信，告诉我：她由于操劳过度，引发胃部大出血，不得不住院抢救。她希望我向狱方提出要求，给她打一个电话。

在中国的监狱里，第一级和第二级的犯人每个星期或隔几个星期可以给亲属打一次电话，但是第三级（“严管级”）的犯人不能给亲属打电话。我始终处于“严管级”，从来不允许我给亲属打电话。但是，当我唯一的妹妹病危时，我应该提出打电话的要求。我当即要求狱方尽快批准我给妹妹打一次电话。狱方对此早有准备。因为犯人的来信都要事先经过狱方的检查，它们完全清楚妹妹来信中的建议。狱方马上答复我：不能给你的妹妹打电话。

我认为狱方的答复十分无理。因为我所要打的电话没有任何政治含义，完全是一种人道主义的问候。回到牢房后，我立即给中国司法部写了一封信，要求批准我去探视重病的妹妹。

根据中国的《监狱法》和有关行政规章，犯人有权探视病重或生命垂危的重要亲属。为什么要给司法部写信？因为司法部负责管理全国的监狱。

第二天晚上，两位负责警官约我谈话。谈话的地点在一处空荡的大房间内，屋角的墙上镶着既可以录像，也可以录音的电子监视器。根据我的经验，在这种地方谈话的目的是为了给在另一个房间观察谈话过程的更高级别的人物提供真实的声音和画面。

谈话的气氛是严峻的。警官向我宣布了上级的决定：不同意我去探视妹妹。我当即提出了抗议。

两天之后又是1989年“6•4”事件纪念日。这一天早饭前，我又给中国司法部写了一封信，宣布为了抗议11年前中国政府对和平静坐者的武力镇压，并抗议当前中国政府继续迫害持不同政见者，我将在6月4日绝食。

由于我1999年6月4日曾经在北京市看守所绝食，所以狱方猜测我是否有可能2000年6月4日再次绝食。它们事先准备了几套应对方案：如果我在绝食中当众呼喊反政府的口号怎么办？如果我在绝食之外又采取其它损伤身体的手段怎么办？总之，它们颇为紧张，担心发生难以控制的意外情况。其实，那些应对方案和种种担心都是多余的。我是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我在6月4日绝食是一种政治表态，绝不会采取极端主义的行动。

监狱平时配发给囚犯的食物质量是极差的，但是2000年6月4日的午餐却是诱人的：菜桶内全部是鲜嫩的红烧鸡块。我没有去领食物。但是其他犯人还是按狱方的指令，将一碗红烧鸡块放在了我的床旁。我猜想：或许狱方也想用非同寻常的午餐纪念“6•4”吧！

两个月后的一天，一位狱警把我领进了一间办公室。我的妹妹坐在里面，两名负责警官坐在旁边。我同她已经3个月没有见面。以往的会见是在专用的犯人会见室，今天的会见是在监狱的办公室，意味着将有重要谈话。

妹妹告诉我：中国政府已经向美国政府表示，可以考虑对我实行“保外就医”，但是需要办理若干“保外就医”手续。

我对中国政府的这一对外表态是否真诚表示怀疑。所谓“保外就医”，是允许犯人离开监狱回家治病。但是，中美两国政府的“探戈”已经进入高潮，今年秋天美国参议院将审议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议案。种种迹象表明，参议院将通过这个议案。一旦参议院批准了这项议案，中国政府对只剩下最后几个月任期的克林顿政府就无所求了。精于算计的中共政权不会在这个对它有利的时候额外作出实质性的人权让步。

然而，狡猾的中国政府需要作出某种改善人权状况的表面姿态，以便更有把握地确保美国参议院顺利通过PNTR议案，并缓和美国国内对中国的强烈批评。所谓“可以考虑对我实行保外就医”，更可能的意图是给西方开一张安慰性的空头支票。

2000年8月的一天，一位警官带我到简陋的监狱医院进行了“保外就医”前的身体检查。中国的医院也分成三大级别，第三级都是小医院。我所在的监狱的医院，门前就挂着3级的牌子。

检查身体完全是象征性的，极其草率。我心里明白，这仅仅是在走一个体检形式，以便为日后否决“保外就医”提供依据。

2000年9月美国参议院经过激烈辩论，最终通过了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PNTR）的议案。与此同时，狱方通知我：你不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

“保外就医”的外交骗局就这样结束了。

PNTR是中共政权的一大外交胜利。它们现在可以回过头来放心大胆地教训像我这样的“顽固不化”的持不同政见者了。

就在美国参议院通过PNTR议案的2000年9月，狱方没有任何理由地禁止我的妹妹参加每月一次的例行会见。

2000年10月的例行会见的日子，我的妹妹主动来到监狱，要求见我。狱方继续拒绝。于是我的妹妹坚定地表示：如果见不到我，她将不离开监狱。这种局面一直僵持到会见时间结束。最后狱方不得不让两名警官将我带到另一个房间，我的妹妹终于见到了我。

我请妹妹转告外界：我将坚持民主改革的政治立场，坚持反对有罪判决，坚持抵制监狱的迫害措施。

我深深知道，目前的国际形势对我这样的政治犯十分不利。但是我绝对不能退让。因为你如果退第一步，中共政权就会逼迫你退第二步。如果你退第二步，中共政权就会威逼你全面退却。在政治较量中，越是困难的时刻，越需要勇气、信心和坚韧。

任何专制政权都不是高枕无忧的政权。它们通常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因为它们需要提防绝大多数人和绝大多数国家。

同克林顿跳完了“探戈”的中共政权，正在考虑挑选下一个舞伴。

2000年秋天是美国总统选举的关键时期。中国政府毫不掩饰地希望民主党的戈尔当选。因为尽管戈尔迫于国内反对者的压力可能会小幅度地调整克林顿热情的对华政策，但是他对共产党中国保持友好的基本态度不会变。如果共和党的小布什当选，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会向右转，中国政府不得不“与狼共舞”。

早期的民意测验表明，戈尔的得分明显领先于小布什，中共政权颇感欣慰。但是进入秋天后，小布什的得分迅速上升，很快同戈尔相差无几，中共政权感到了某种不安。

2000年11月2日，即11月7日美国总统选举投票日的前5天，一位负责警官约我谈话。他开门见山地问道：你对这次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是怎么估计的？我回想起这一年的2月，警方询问我对台湾总统选举的预测。我感到幸运，因为我有可能成为中共政权的选举分析专家。

我对这位警官说：很多美国公众对民主党的政策和克林顿的品格不满，戈尔带有浓厚的克林顿时代的阴影，所以存在着小布什当选总统的可能。

他认真地进一步提问：如果小布什当选，会不会剧烈地改变对华政策？

我明确地回答：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过于软弱，有严重的偏差，这种政策在美国已经无法继续下去，批评这种政策的声音很强烈。因此，无论是小布什当选，还是戈尔当选，都会改变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小布什改变对华政策的幅度会比戈尔更大一些。

最后，我告诉这位警官：希望中国政府不要期待新的美国政府保持旧的对华政策。中国政府应该加快政治改革并保障人权，争取融入国际社会。

2000年11月7日美国总统选举的计票出现了戏剧性的局面。小布什和戈尔的票数如此接近，以致最终的计票结果取决于某几个票箱。那几个票箱的重新点票出现了争议，大大推迟了选举结果的正式公布。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和中国官方媒体对戈尔先生表示了足够的同情和偏袒。中国对戈尔当选保持着强烈的期望。

最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不得不出面裁决有争议的计票结果。2000年12月13日，宣布乔治•W•布什当选美国总统。

尽管存在着计票争议和国内的政治分歧，但是从全球角度看，小布什的当选是一个历史性的象征。

1991年共产主义的主体――苏联和东欧崩溃后，西方政界出现了反常现象：不是自由信念和民主要求在增长，而是和平主义和亲共产主义在增长。这也许是因为，主要的威胁――共产主义大大减弱了，反共产主义的主力军――西方的右翼似乎没有用处了，现在是西方的左翼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在90年代的中后期，欧盟的大多数国家都是由社会党执政。在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克林顿政府推行着没有社会党的社会党政策。

但是，在冷战之后将近10年的漫长时间里，西方的左翼无法有效地解决当代世界的任何一个重大的新问题：恐怖主义的迅猛成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不断扩散，流氓国家和独裁政权对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狂乱挑战，贫困的加剧，艾滋病的蔓延，有组织犯罪的增加，等等，等等。特别重要的是，当共产主义的超级大国苏联消亡后，共产主义中国不但没有转型，反而更加强盛。

显而易见，西方的左翼正在丢失冷战的结束带给全人类的进步前景。

乔治•W•布什总统最大的历史贡献可能在于：他确立了在全世界推广自由的价值观和民主制度的时代目标。这将鼓舞其它西方国家的民主力量，也将鼓舞一切非民主国家的民主斗士。小布什的当选并不是简单地意味着传统保守派的重回舞台，而是意味着全球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浪潮有可能进入新阶段。

毫无疑问，中共政权对小布什的当选极为恼恨，因为小布什在竞选过程中多次批评过克林顿的对华政策，也多次批评过中国的人权记录和压制自由。

中共政权的对外政策有一定程度的流氓色彩，这是有目共睹的。我估计中共政权会在小布什当选后的一段时间，有意发出一些流氓信号，以期阻止新的美国政府采取比较强硬的对华立场。所以，我也要做好中共政权对我加强迫害的充分准备。

我的预测不幸言中。

2000年12月20日是一个例行会见的日子。我的妹妹早晨就来到了监狱。这座监狱距离北京市中心大约70公里，对她来说，前来探视我并不容易。但是，一位警官突然未加解释地向我宣布：取消你今天的会见。我对这种蓄意的挑衅当场提出了强烈抗议。

有关机构十分清楚，每次会见我的情况，妹妹都会转告美国使馆和国外的人权组织。毫无理由地取消例行会见，实际上是想对外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尽管一个月后美国将出现新的政府，但是中国政府并不打算在人权问题上作出让步。

我心里明白，蓄意取消会见家属仅仅是第一步的挑衅，不久还可能有第二步的更严重的挑衅。因为中共政权要争取在克林顿政府即将卸任、小布什政府尚未接任的“空当”，一劳永逸地彻底压服我。

10天之后，2000年12月30日早晨，监狱内的气氛显得格外紧张。犯人们悄无声息、表情严肃、蹑手蹑脚。他们显然感觉到了即将发生的某种严重事态的蛛丝马迹。

一位负责警官走进我的牢房，通知我去开会。

当我跨进开会的大房间时，看到整个楼层的囚犯都已整齐地坐好。很多犯人拘谨地低下头，不愿直视我的目光。大房间的内外站着十几名警察，他们今天的装束格外严整：端正地戴着警帽，系着又宽又黑的皮带，腰间悬挂着电棍和手铐。一名警察肩头扛着沉重的录像机，近距离地对我录像。所有这一切表明：一个针对我的重大行动即将开场。

我刚坐下，一位警官就走过来说：站起来。我平静地告诉他：我身体不好，无法站着参加会议。

这时，主持会议的负责警官宣读了一份狱方的决定：鉴于方觉“长期拒不认罪，抗拒改造”，决定对方觉实行禁闭。他刚刚宣读完毕，我马上对他说：我对有关机构的决定提出3点意见。第一，对我实行禁闭是非法的；第二，我将就这个禁闭决定提出控告；第三，这个禁闭决定引起的一切后果应由有关机构承担责任。在场的100多名囚犯和警察都听到了我的抗议，录像机和电子监视器也录下了我的抗议。等我讲完话，两名狱警快步走上前来，煞有其事地将我的双臂扭向背后，给我戴上手铐。我注意到，他们的双手戴着洁白的警用手套。看来，这出戏的导演在道具的细节上也是非常认真的。

于是，一名狱警在前面引路，两名狱警一左一右地挟住我的胳膊，4个人在北京的冬天的寒风中走向了禁闭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