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邁向全球

偉人和傻瓜

　　當然，在現實中，事情並沒有按照這種方式發展，就象我在前言裡描述的1848年的事情一樣。特諾奇提特蘭城確實被洗劫，它的中美洲鄰居的確進行了大部分的戰鬥，而且輸入的疾病確實導致了新世界大多數人的死亡。但是，洗劫發生在1521年，而非1431年；領導了這次洗劫的人是埃爾南多·科爾特斯（Hernán Cortés，即Hernándo Cortés），不是鄭和；而且致命的病菌來自歐洲，並不是亞洲。如果周滿真的發現了美洲，就象孟席斯堅稱的那樣，而且如果事情真的象我剛剛講的那樣發展，連同墨西哥成了明帝國、而不是西班牙的一部分，那麼當今世界或許會顯得大不一樣。美洲可能會和太平洋經濟連接在一起，而不是大西洋經濟；它們的資源或許會引起東方、而非西方的工業革命；艾伯特親王可能最終會到北京，而不是洛蒂到了巴莫拉爾宮；而西方也許不會居於統治地位。

　　那麼事情為什麼按照曾經的方式發生？

　　明朝的船隻當然能夠航行到美洲，如果它們的船長想這麼做的話。實際上，鄭和時代中國式帆船的一艘復製品在1955年設法完成了從中國到加利福尼亞的航行（儘管無法再返回），而2009年另一艘，太平公主號，在被一艘貨船撞成兩截之前，只差不到二十英里（約三十二公里）就完成了台灣到舊金山的往返航行。如果這些船能夠做到，為什麼鄭和不能？

　　最流行的答案是，事情之所以按照曾經的方式發生，是因為十五世紀的中國皇帝們對派遣船隻到海外失去了興趣，而歐洲的國王們（無論如何，有一些國王）對此很感興趣。在一定程度上，那顯然是對的。當永樂帝在1424年駕崩時，繼位者的第一個敕命就是禁止長距離航海。可以斷定，印度洋的國王們不再進貢，因此下一個皇帝在1431年把鄭和派遣到了波斯灣，結果卻是其繼位人，正統帝（即明英宗朱祁鎮——譯註），再次徹底改變了這一政策。1436年，朝廷拒絕了南京的造船廠招募更多工匠的再三請求，而在接下來的一二十年裡，這個大艦隊破損了。到了1500年，即使有皇帝想重複永樂帝的航行，也做不到了。

　　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王族們的行為卻截然相反。葡萄牙的（航海家）亨利王子將大量資源投入探險。他的一部分動機是算計（例如對非洲黃金的貪慾），一部分是非現實世界的（例如這樣的看法，在非洲某處有一個長生不老、信奉基督教的叫做祭司王約翰（Prester John）的國王，他守衛着天堂之門，會從伊斯蘭那裡挽救歐洲）。儘管如此，亨利資助了探險，雇用了地圖繪製員，幫助設計了適合勘查非洲西海岸的理想的新船隻。

　　葡萄牙的探險當然並非全然一帆風順。1420年，在發現了無人居住的馬德拉群島（圖8.8）的時候，負責的船長（克里斯托弗·哥倫布未來的岳父）在聖港（Porto Santo）釋放了一隻母兔和小兔，這個港口是最有潛力的地產。兔子的繁殖速度很快，它們吃掉了所有東西，迫使人類搬遷到森林茂密的主島馬德拉島（Madeira，葡萄牙語意為“森林”）。這些殖民者們在島上放火，一個編年史家告訴我們，大火迫使“所有的男男女女和孩子逃避猛烈的大火，都逃到了海里。他們困在水裡，兩天兩夜沒吃沒喝。”

　　但是，在破壞了當地的生態系統之後，歐洲人發現在這片燒焦了的新世界裡甘蔗可以茁壯成長，而亨利王子給他們提供資金建了一個榨汁機。不出一代人，他們就輸入非洲奴隸在他們的種植園勞作，到了十五世紀末葉殖民者們每年輸出六百多噸糖。


　　葡萄牙水手進一步深入大西洋，發現了亞速爾群島；沿着非洲海岸推進，他們在1444年抵達塞內加爾河。1473年，他們的船隻首次跨越赤道，1482年他們到達剛果河（即扎伊爾河——譯註）。在這裡，有一段時間逆風使得無法進一步向南航行，但是在1487年，迪亞士（Bartolomeu Dias）想出了一個稱為volta do mar（“由海返回”）的主意。遠遠繞行出去深入大西洋，他找到了把他帶到其人命名為“風暴角”的風（現今更樂觀地稱為“好望角”），該處位於非洲南端。在這裡，他的水手們大為驚恐而譁變了，逼迫他返航。迪亞士沒有發現祭司王約翰，然而他證實，可能有一條通向東方的海路。

　　按照永樂帝的標準，葡萄牙人的這些探險規模小得可笑（只有幾十人，而非數萬），也有損尊嚴（涉及兔子、糖和奴隸，沒有偉大國王送來的禮物）。然而，靠着事後看問題比較清楚的有利條件，把1430年代視為世界歷史上的一個——或者，可能是獨一無二的——決定性關頭是很有吸引力的，在這一關鍵時刻西方的統治地位成為可能。航海技術開始將海洋變成連結整個地球的通道；正是在這一轉折點，亨利王子抓住了發展前途，而正統皇帝拒絕了。如果有什麼地方的話，就是在這裡，歷史的偉人－傻瓜論似乎大有建樹：這個星球的命運取決於此二人的決定。

　　會不會那時就是這樣？亨利的遠見令人印象深刻，但顯然並非獨一無二。歐洲其他的君主們緊隨其後，而實際上，和統治者的心血來潮一樣，無數意大利水手的個人進取心也推動了這一進程。如果亨利專心致志於收藏錢幣，而非航海，別的統治者會接替他的位置。當葡萄牙國王約翰拒絕了熱那亞冒險家克里斯托弗·哥倫布的通過向西航行到達印度、聽起來很瘋狂的計劃時，卡斯蒂利亞的女王伊莎貝拉插手幫助（儘管哥倫布把這個想法向她竭力推銷三次之後，女王才同意）。不到一年，哥倫布回來了，宣布——他有兩次混淆——他已經到達了大汗的土地（他的第一個錯誤是這實際上是古巴；第二個錯誤是，蒙古的可汗早就被逐出中國一個多世紀了）。卡斯蒂利亞發現了通向亞洲的新路線，這樣的報告讓英國的亨利七世惶恐不安，遂於1497年派遣佛羅倫薩商人卡伯特（Giovanni Caboto，在英國通常叫做John Cabot）尋找一條北大西洋的替代路線。卡伯特到了冰封的紐芬蘭，而且——有意思的是，他和哥倫布一樣糊塗——也堅決認為這是大汗的土地。

　　由於同樣原因，儘管正統帝的錯誤今天看來很驚人，然而我們應該記住，當他在1436年“決定”不派船木工去南京的時候，他只有九歲。他的顧問們給他做了這個選擇，並且他的各個繼任人在整個十五世紀都重複了這一選擇。一個傳聞說，1477年當一些侍臣恢復寶船艦隊的想法時，一個文官陰謀小團體銷毀了鄭和的航海記錄。我們被告知，元兇劉大夏對兵部尚書解釋道：

三寶下西洋，費銀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且萬計……此特一弊政，大臣所當切諫者也。舊案雖有，亦當毀之。（注）

兵部尚書領會了劉大夏的意思——後者故意“遺失”了這些文件——兵部尚書從椅子上站起了身。他喊道：“君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君矣！”

　　即使亨利和正統帝是迥然不同的人，作出了迥然相異的決定，歷史的結局仍會大致相同。或許我們不是去詢問為什麼某些特定的王子和皇帝作出了這個或那個選擇，而是應該詢問為什麼西歐人樂意擔風險，於此同時閉關自守的保守主義卻突然在中國出現。也許是文化，而非偉人或傻瓜，將科爾特斯，而不是鄭和，派遣到了特諾奇提特蘭城。

註：原著註明此段話引自1617年明人顧起元所著《客座贅語》，轉引自另一英文著作。《客座贅語》卷一《寶船廠》記載，“成化中，中旨咨訪下西洋故事，劉忠宣公大夏為郎中，取而焚之，意所載必多恢詭譎怪……”不過，我沒能在此書中找到原著所引之語。此段話可能出自明人嚴從簡1583年所著《殊域周咨錄》卷八《真臘》中《南蠻》之《瑣里·古里》篇，其記載如下：

　　二十二年，仁宗即位。從前戶部尚書夏原吉之請，詔停止西洋取寶船，不復下番。宣德中復開，至正統初復禁。成化間，有中貴迎和上意者，舉永樂故事以告。詔索鄭合出使水程。兵部尚書項忠命吏入庫檢舊案不得，蓋先為車駕郎中劉大夏所匿。忠笞吏，復令入檢三日，終莫能得，大夏秘不言。會台諫論止其事。忠詰吏謂：“庫中案卷寧能失去？”大夏在旁對曰：“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當切諫者也。舊案雖存，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無哉！”忠竦然聽之，降位曰：“君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君矣。”（大夏後果至兵部尚書）自後其國亦不常至，間一遣使朝貢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