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上被公認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領袖毛澤東。雖然離世已經36年，而且被他後來的接班人，始終想刻意淡化的情況下。依然成為中國人心目中最念念不忘的、神一般的偶像，甚至在每當對現實不滿時，就會想起來的“救星”。卻“記吃不記打”地，完全忘記在他主政的年代，一方面通過『“抗美援朝戰爭”、“中印邊界反擊戰”，以及成功發展“兩彈一星”、和有效而巧妙地運用競技體育（如後來成為“國球”的乒乓球）手段，樹立了不容忽視的國際影響和真正的“大國地位”，讓近代史上受盡屈辱的中國人民，真正“站起來了”』的同時。給中國製造出諸如『發動等同於扭斷了幾乎所有一向被譽為“中國社會良知、棟梁或脊梁骨”的知識分子的“腰”，徹底摧毀他們在民眾中固有的形象、並讓他們的自信、自尊喪失殆盡，從此再也站不直的“反右運動”；推行導致千萬人餓死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以及後來索性折騰全中國人民一起不務正業的“文化大革命”等：許多只能用“人禍”來形容的大災難。讓除了靠說大話、假話、謊話而“浮腫”起來的中國人，連站起來的力氣都沒有』的事實。客觀地看，要是拿兩者來“功過相抵”的話，幾乎可以說是玩了一場“零和遊戲”。終於迫使他的接班人，因失去了馬克思理論的“靠山”，而不得不“摸着石頭過河”，最後矯枉過正地、走上另一個災難的極端，讓中國又重新回到了必須選擇“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面臨“重蹈歷史覆轍”的危險。怎麼會這樣子的呢？

在科學《新理論》看來，毛澤東絕對具備足夠的智慧和能力。有資格成為中國人的偉大領袖，帶領他們創造出一個又一個令全世界瞠目結舌、自愧不如的絕對值“奇蹟”。只是其中有一部分，跟“文明”的方向背道而馳，成為跟他取得的成就同樣巨大，卻是負面的災難而已。那麼，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呢？

這不是什麼主觀上的“偶然”，而是一種客觀理論上有跡可循的“必然”。因為他自始至終，都沒有能創造或掌握一個科學而正確的理論，所以根本不可能擁有“以理服人”的條件。最後只能靠領袖的獨裁權力，採取“以力服人”的手段，來通過黨和政府的行為，強行推動客觀上本來可能是“有道理”的計劃和措施（具體事例，留在有條件作進一步深入探討時再提出）。在一味鼓吹“理解或不理解都要執行”的極左肅殺氛圍中，產生了“寧左勿右”的偏差、和跟歷史一脈相承的過激行為。導致“走不下去”的結果。

不過更重要的是，由於毛手中始終沒有掌握可以“以理服人”的理論，所以除了能夠滿足必要的“領袖獨裁”條件之外，根本不可能具備實行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所不可或缺的另外一個同樣重要的條件--絕對（但有定義域限制的）言論自由。以至於讓“謬種流傳”至今，都走不出如此的社會糾結。所以根據“禍福相依”的哲學觀點，可以認為『毛澤東以自己天才般的領袖才能，延續了因胡亂解壓縮中國文化而形成、早就應該讓它“壽終正寢”的“傳統習慣勢力”的壽命。讓他當初就信心滿滿地揚言要終結的“歷史周期律”，得以苟延殘喘地、一直禍害到今天，甚至看不到終期，成為“沒有教訓的教訓”』

這不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而是有科學《新理論》的實踐為根據的。因為筆者以這種理論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寫出來的文字。上傳到東西方以盛行“抬槓或打文字官司”為主的網路論壇和《潘一丁文集》上，積累了百萬以上的點擊率。但是大多數的“跟帖數”都幾乎為零。除了因“人微言輕”招致“不屑一顧”的忽略以外，就是因為找不到可以“據理力爭”的根據，只能“口服心不服”了。因為筆者自始至終，都在主動發起的挑戰（甚至挑釁）中，堅持“以理服人”的原則、做到“有理有據、無懈可擊”。

試想一下，如果當初，毛澤東和他領導的國家或政黨，真正掌握了可以“以理服人”的科學理論。那還用得着用假大空話來千方百計地忽悠民眾，用階級敵人或無產階級專政的藉口，來威懾、逼迫民眾“就範”，或者用“挑動群眾斗群眾”的窩裡鬥方式，來實現本來未必不正確的目的嗎？

再試想一下，如果當初，真正掌握了可以“以理服人”的科學理論的毛澤東，和他領導的國家或政黨，要是能以高舉科學新理論（而不是有根本原則性錯誤的馬克思主義）大旗，登高一呼（根本不需要“利誘”）。以他和共產黨當時在中國人心目中的信心和威望，還怕大多數曾經“喻於義而不是喻於利”的中國人、不會“萬眾一心”地，為實現他提出的宏圖大業、而貢獻出自己全部的聰明和才幹嗎？那中國人還有什麼事做不成的呢？

所以可以認為，毛澤東對中華民族的最大“貢獻”，就是一個足以讓中國人從他製造出來的巨大災難中，“痛定思痛”地、加以回顧、檢討和反思，並下決心以實際行動來糾正的“教訓”。

中國人不要再“諱疾忌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