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变化中，政治是个例外

翟羽佳

博洛尔早在一百年前就说过：“人类文明在各个领域都获得了巨大进步，不断地日趋完善，然而政治领域是个例外。在政治领域中，仍然是欺诈与阴谋诡计在大行其道，人们的权利与自由仍然遭到蔑视与否定。现代社会陶醉在它的工业进步和科技发现中，但如果现代社会仔细考虑一下它的政治历史与政治现状，它就没有理由如此骄傲。”里特烈说：“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获得了成功，但我们政治组织除外。我们政治生活中还充满着惨杀、败坏和愚昧，这些政治罪恶的存在使我们获得的所有进步都丧失意义。”

古老政治的阴影，今天依稀可见；古老政治的罪恶，在今天某个地区和时段，可能过去更加罪恶，甚至超过整个人类历史的总和。我们不要老是诅咒美国充当世界警察，假若没有美国输入西方民主，世界很多独裁国家不知道还要有多少罪恶。如果没有鸦片战争的刺激一样，我们的辫子不知道还要招摇多久。

从三皇以来的漫长时期，政权一直在酋长和贵族手中交替着。夏朝的王族和贵族，依然是商的大臣和权贵；商政权的故旧，依然是周朝的功臣和诸侯。战国时期的诸侯和大臣们的社会关系，依然跟夏商周王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秦的历史，更是周政权的延续。自有记载的历史以来，大小政权依然在先前的贵族和新兴的权贵之间轮流交替。即便中间有几个奴隶身份的人崛起，依然改变不了“高贵血统”统治的格局。用梁启超的话来讲：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尽管农民起义在王朝后期轰轰烈烈，翻天覆地，但是政权依然牢牢掌握在旧王族和新贵族手中。尽管自陈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以及后来王小波、李顺的“等贵贱，均贫富”，真正的“穷鬼“当家依然是看不见的战线。只是到了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才真正出现了无产阶级的政权。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果，换来的是生产力极大破坏和停滞。历史上的暴动和起义，多为新兴的权贵们利用，只是起到了改朝换代的作用。至于权力，依然是掌握在贵族之间交流着。就是在今天，“上品无士族，下品无寒门”现象依然存在。

从历史的轨迹来看，不管政权如何更迭，王朝如何换代，社会如何变化，得益依然是旧王朝的既得利益者。象印尼的苏哈托、台湾的蒋介石等，短暂的阵痛之后，他们的家族和亲族，依然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俄罗斯学者罗伊·梅德杰夫说：“无论在政权机关中，还是在俄罗斯的大亨中，目前占大多数的是那些80年代与党政机关、经济机关有密切关系的人。”俄罗斯的新闻媒体也直言不讳地讲：“俄国的暴发户中，61％的人是靠将国有企业化为私有。而十分之九的私有企业老板，是过去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人。工厂被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厂长，而‘银行家’们的大多数银行都是靠政府资金建立起来的。”

刘洪波说：“现代社会里总是浮现着古老政治形态中才会有的现实，使人不能不为某些地方畸形的政治生态对人的巨大摧毁力而感慨。”商是倒腾夏而中兴的，周是对商的革命，秦是对周的否定。每次社会的变革，内部的力量总是最积极的力量。苏哈托的女儿领导的反对党，也是旧阵营跳出变革力量。促成苏联变化的叶利钦，也是苏共阵营的活跃分子。《腐败分子为何不怕亡党亡国》一文指出：“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的这一警告，对一般党员、干部也许还是很‘管用’的，但是对已经腐败了的特权阶层来说，却是一点作用都不起的。因为对腐败了的特权阶层来说，他们需要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惟有这样，才能从‘制度’上保证特权阶层的利益，才更能使他们‘名正言顺’地侵吞社会的财富。

前苏联解体的最大赢家是谁？不是俄罗斯人民，正是前苏联的那些权贵们，他们不仅从政权的解体中保持了特权阶层们的利益，而且还从体制转换的混乱中获得了更大的利益，人民越来越穷，而特权阶层们却是越来越富。”堡垒最容易在内部被攻破。旧既得利益集团，也最容易生出新既得利益者，他们更需要更为宽松的政治。“前苏联的解体、前苏共衰落的真正原因在哪儿？我想，主要还是在苏联共产党党内，就在那个几十年的僵化体制下形成的，而且是腐败了的特权阶层身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党内的真正敌对势力是来自于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特权阶层之中。正是这个腐败了的特权阶层的形成加速了这个庞大的社会主义帝国的解体。”机遇为事先有准备的群体扑获，机会的大门总是为大胆的集团敞开着，社会似乎永远垂青那些既得利益贵族。

不管社会如何变化，不管制度如何跳跃，那些把旧权贵一棍子打倒的做法将被和平过渡替代。但是不管将来的社会如何，社会依然是“富的更富，穷的更穷。”那些凭借政权富了起来的人，依然是将来社会的领导力量。谁也不能把他们从社会的领头雁队伍中清除出去。少了他们的参加，社会的步伐就会放缓。因为资本积累已经在他们手中完成，取而带之，需要的是时间。剥夺他们，意味着新的革命。结果，更是得不偿失。从保护社会的角度，社会需要他们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