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我中国人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

作者：老幺

(一)

读梁启超旧文，略有所思。

梁启超在《论中国人种之将来》中写道，“他日于20世纪，我中国人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有四大优势，一曰 “富于自治之力”，二曰“冒险独立”，三曰“长于学问，思想易发达”，四曰“民人众多，物产沃衍，善经商而工价廉，将握全世界商工之大权”。梁启超相信，只要“合大群”、“开人智”，“有此四原因，规以地势，参以气运，则中国人于来世纪[20世纪]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

《论中国人种之将来》写于1899年。四年后，1903年，也就是梁启超而立之年的时候，他写下了《论中国国民之品格》。这位兄台不简单，从某种程度上，他预测了20世纪美苏争霸而美国最终胜出的态势。

梁启超说，“国有三等，一曰受人尊敬之国。其教化政治卓然冠绝于环球，其声明文物，烂然震眩于耳目…”说出来真的不信，梁启超列举的“第一种国”既不是当时“日不落”的英国，也不是当时中国效仿的日本，而是当时的毛头小伙、今日的超级大国----“以文明表著如美者”。梁启超所说的“第二种国”是“受人畏慑之国”，他举的例子是“以武力雄视如俄者”。他又以“埃及印度越南朝鲜”作为“受人轻侮之国”的代表。要说世上真有先知先觉，梁启超绝对可以名列其间。

做为一名爱国者，梁启超写道，“中国者文明之鼻祖也，其开化远在希腊罗马之先。…中国文明之早，固世界所公认矣。至于武功之震铄，…读支那人种之侵略史，东西人所不能不色然以惊讶者。” 梁启超的言下之意是，中国是当仁不让的“第一第二之位置”。他痛心道，“数百年来，文明日见退化，五口通商而后，武力尚不足以攮外…祖国昔日之名誉光荣一旦扫地以自尽，…颓然堕落于三等[国家]。谁实为之，而至于此？”梁启超分析道，中国的领土并没有减少，人口更是数倍于百年之前，为什么各国把我们象“三等之国”一样对待？

就这样，四年前在《论中国人种之将来》中热情歌颂中国人种四大优势的梁启超反省了中国国民品格的四大缺点：一爱国心薄弱，二独立性之柔脆，三公共心之缺乏，四自治力之欠缺。他呼吁，“吾人其有伟大国民之欲望乎？则亦培养公德，磨砺政才，剪劣下之根性，涵远大之思想，自克自修…不然，读罗马末路之史，念其衰亡之原因，不能不为我国民栗然惧也。”

(二)

历史证明一切。在过去的20世纪里，中国人既没有象梁启超在1903年所担心的那样走上“罗马末路”，也没有成为他在1899年所憧憬的“来世纪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

老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斗胆再憧憬一次，“21世纪，我中国人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

(三)

It doesn’t hurt to be optimistic, but mere optimism is not enough. 乐观没有坏处，但光有乐观是不够的。

与19世纪相比，中国人在20世纪取得了翻天覆地的成就。日本鬼子战败了，美国鬼子打平了，两弹一星上天了，香港澳门收回了，外国驻军没有了…中国武力虽然不足以“雄视如俄者”，自保还是绰绰有余。不少国家还隐约感到中国的威胁---但这无论如何总比让人感觉你是“东亚病夫”更好！ 从某种角度来说，中国已经从19世纪末“受人轻侮”的“三等之国”成长到某种程度上“受人畏慑”的二等国家。

问题是，如何成为“其教化政治卓然冠绝于环球，其声明文物，烂然震眩于耳目”“受人尊敬”的“第一等国”？

当然我们可以做阿Q，告诉自己，中国“已经”是“第一等国”！如果这样，我们解释不了为什么联合国总部没有设在中国，解释不了为什么中国还有贫困人口，解释不了为什么中国护照没有外国签证几乎寸步难行，解释不了为什么中国WTO议定书要以英文为准，解释不了为什么台湾还没有收回，解释不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腐败…

接受这个事实，老幺扪心自问，梁启超是不是说错了？中国人有没有机会在20世纪成为“最有势力之人种”？ 中国有没有机会在20世纪成为“第一等国”？如果有机会，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事实上没有成为20世纪“最有势力之人种”？中国为什么事实上没有成为20世纪“第一等国”？

我认为梁启超没有说错。中国人确实有机会在20世纪成为“最有势力之人种”，中国也有机会在20世纪成为“第一等国”。同样，我相信中国人还有机会在21世纪成为“最有势力之人种”，我也相信中国还有机会在21世纪成为“第一等国”，我更相信这一次的希望不会落空。

(四)

回到根本，如何成为“最有势力之人种”？如何成为“其教化政治卓然冠绝于环球，其声明文物，烂然震眩于耳目”的“第一等国”？

如梁启超所说，必须消除中国国民品格之“四大劣根”，一爱国心薄弱，二独立性之柔脆，三公共心之缺乏，四自治力之欠缺；或者又如梁启超所说，必须弘扬中国人种之“四大优势”，一曰 “富于自治之力”，二曰“冒险独立”，三曰“长于学问，思想易发达”，四曰“民人众多，物产沃衍，善经商而工价廉，将握全世界商工之大权”。

这看似矛盾，实则不矛盾。因为“中国人”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今日的“中国人”自然与上世纪的“中国人”大不相同，与汉唐的“中国人”大不相同，与春秋的“中国人”更不相同。“中国人”又是个通用的概念，梁启超是中国人，袁世凯也是中国人；鲁迅是中国人，孔乙己也是中国人；雷峰是中国人，邱少云是中国人，胡长清、成克杰又何尝不是中国人？

所以就中国国民品格而言，就象《三国演义》中的曹操，“遗臭流芳本一身”。中国人要成为“最有势力之人种”，中国要成为“受人尊敬”的“第一等国”，必须遏制自己的“劣根”，发挥自己的优势。如梁启超所说，就是要“合大群”、“开人智”。

(五)

中国近代的落伍很大程度上源于文明的落伍，或曰思想的桎梏。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美国的崛起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那就是对人才的发现、培养、使用、发展问题。

韩信在项羽手下不过一员偏将，被刘邦拜为大将后，十面埋伏杀得西楚霸王乌江自刎。韩信是同样的韩信，刘邦项羽有所不同。

不少农民在公社食不果腹，改革开放后家电进门，新房装修。农民是同样的农民，政策有所不同。

不少学生在国内课堂高卧、混水摸鱼，出国后挑灯夜读、发表文章。学生是同样的学生，体制有所不同。

同样的学生“海龟”后，又可能“数十年如一日”原地踏步。就象晚年的郭沫若，再也看不到当年的灵气。人才是同样的人才，环境有所不同。

(六)

上帝/佛主/安拉/老天爷说，“中国人，我给你的脑子不比他国人笨，我给你的土地不比他国人小。我再给你一个世纪，你再干不好，就不要再找借口了。”

laoyao@onebox.com
2002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