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科研發展有些獨特之處。 比如重引進輕視對引進技術的消化。 

下面是2003年國家統計局杜希雙文章裡面的一段

“從日本和韓國的經驗看，在技術引進的同時必須大幅度增加消化吸收的投入，日本與韓國技術引進與消化吸收的比 例大致保持在1：3的水平。相比較我國對高技術產業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工作重視不夠，長期以來消化吸收的投入一直處於較低的水平。2001年我國高技術產 業技術引進與消化吸收的比為1：0.047，與日本、韓國相比相差甚遠，並逐年呈下降趨勢。”

同時期國家知識產權局局長王景川說“ ....偏重引進技術的使用，忽視對引進技術的 消化吸收和創新，是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引進國外技術，就好像幼兒進食，只有吸收了食物中的營養，讓自己快快長大，擁有強健體魄。上世紀60年代，日 本用570億美元從西方引進了2.5萬件專利。此後十多年，日本科研人員堅持自主創新，對這些專利進行了二次開發，產生了許多“青出於藍”的新專利。在取 代原有專利的同時，培養起了日本的自主知識產權生產和創新能力。這使日本經濟得以在80年代躋身世界前列"。

那麼最近十年又有多大改進呢？ 2010年統計如下

“從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技術獲取和技術改造情況來看，統計數據顯示 ，2009年，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引進國外技術經費支出422．2億元，引進技術消化吸收經費支出182．0億元，消化吸收經費占引進國外技術經費的比 重為43．1％ ，比2008年提高16．8個百分點，比2004年提高27．7個百分點，比2000年提高35．6個百分點”。

從數字看，對引進技術加以消化有相當明顯的改進，但與日韓引進和消化1：3 (甚至有1：7的說法，不取)的比例還有極大差距。

為什麼提這個問題， 因為這是個有悠久歷史的問題， 幾十年前就存在，至今尚未有顯著改進。

為什麼呢?  原因可能不止一個。但在國家三令五申要加強對引進技術消化而數十年進展不大的情況，恐怕有些深層原因。

一個原因是“消化國外技術可能涉及理論和長遠研究，不能立竿見影”。 

一位長期參與中國半導體行業的外國前任高管說，絕大多數中國芯片製造企業都將注意 力放在追求短期利益、而不是長期產品研發上。他說：“一旦中國企業從外國公司手中拿到技術，就希望快速盈利。一旦技術過時，他們就會尋求另外的技術轉 移。”　從這點看，　本應該有長期發展觀點的中國企業比韓日企業更像目光短淺的”美國“企業。

另一個可能原因是無法衡量“對引進技術消化做出的貢獻”。人才選拔和成就評估，本來就是很難定量分析的事情。各種系統，“權威“，“愛才如命“和”慧眼識英雄“要起很大作用。 但是大陸科技界”學術權威“早就變成”官位權威“，”權威“的判讀已經不具備權威性，只能靠各種死硬規定判讀（雜誌論文量）科技成果。在這種情況下，要衡量”對引進技術消化的貢獻“幾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情。

此外，改革開放後中國製造業受港台影響很大，進入大陸的港台製造業多數尋求廉價勞動力，缺 少在科技上下笨功夫的傳統和動機。 香港製造業至今可說是全軍覆沒，台灣高科技騰飛很大程度受惠於八，九十年代美國經濟不景氣時期從美國回歸的留學生， 而和轉戰大陸多少台企有本質不同。

應該還有其他原因，包括體制方面的原因。

究竟哪些原因更為主要，哪些只有短期影響，哪些有中期乃至長期效應，還有待研究討論。

二

1949年後大陸對何謂知識有一種獨特的看法，導致49後長期一段各部委大學生反而不如中專生更吃香。但也有例外。

1949年後成果最顯著宣傳最厲害的兩彈一星計劃有一大特點，就是留洋派有相當發言權，有些如錢學森等在技術上可說是一言九鼎。 錢學森最大特點是他不僅在力學頗有貢獻，他還親身參與了美國軍方的項目，隨美國國防部調查組訪問過納粹德國第一流火箭工程師。錢學森工程組織方面的經驗和見識，才是他經歷中最寶貴的東西。但另一方面，他又是第一流流體力學專家，對理論足夠重視。 沒有錢學森的支持， 北大第一個高速風洞很可能面臨夭折的危險。

其他部委缺少的是具有第一流學術水準又具有工程經驗的領導人才。拿航空界而言， 徐舜壽，黃志千，陸孝彭，吳大觀雖然多有在國外航空公司工作的經驗，但學術和工程的經驗無法和錢學森比，在國內官本位系統就很難具有一言九鼎的地位， 專家爭不過官僚。

一個行業，開始由”技術庸才“把持，“武大郎開店”，後來就很難擺脫“庸才”的影響。 而一個行業，沒有一流的領導，缺少遠見，也許就不太可能投大力氣在基礎研究，技術預研和對引進技術的消化上， 為什麼， 無法衡量其進展和成果。

大陸一方面缺少真正“才德兼備“的權威，一方面官（商）又要把持規劃科研的資金走向和未來，經常想要超越別人，省略科技發展過程中某些經驗證明行之有效的步驟，這多少是自相矛盾的事情。

三

中國國家科研的另外一個特點是不“工程立項“，就拿不到錢。 近年應有所改進。 文革後高能所搞加速器中心，也要成立工程指揮部，科學家只是工程指揮部下面的”參謀“人員。 工程結束後如何維持加速器中心運作，如何發揮國家加速器中心的功用，那些都和”加速器工程“無關。

本來工程有工程的特點， 能成為為“工程”的東西階段性強，技術應該比較成熟。但中國不少項目，只有立為工程, 才有資金，才能對不成熟的技術進行反向攻關。

第三個特點就是“重設計輕工藝“。這也是一個幾十年的老問題了。公開的資料多的很，不多談。 簡單一句話，不少中國設計人員搞設計的時候，或者缺少工藝方面的知識，或很少考慮如何製造的問題，更談不到需要考慮生產線設計的問題。 經常的後遺症就是，產品有了，產品也通過國家定型，但產量提不上去，質量和壽命也不能保證。

最後，涉及技工和技師的問題。 中國現在不少科研單位的設備並不差，有些領域並不比國外院校差。 但是多數設備是從外面購置的，或從國內單位，或從國外企業， 有單位自行研製的並不多。 但是國外科研最先進最尖端的設備往往是自己研製的。科研產生需求，需求產生手段，手段包括設備。

自行研製設備的一個關鍵就是高級技師。高級技術能理解科研人員的想法，把一流的構思變成實物。我過去舉過幾個例子，這裡不多再重覆。 簡而言之，有些尖端科研項目成敗實際取決於單位的技師。這些技師是本行業的“王者”，工資和所受敬意絕不亞於教授工程師。科研之外，製造業和軍工都不乏這種例子。

也許由於歷史原因，歐美日等國對技師的重視應該說遠在中國之上， 對技師培養和考核也遠為苛刻嚴格。 出於對保密行業的尊重， 我們可以看歐洲梅森瓷器廠。德國梅森瓷器廠已有近三百年歷史，保留誕生後近20萬件模具，隨時都可以再生產出同二三百年前一模一樣的產品。 如果比較一下梅森瓷器廠和中國景德鎮等瓷器產地的歷史，差別一目了然。 梅森瓷器廠把藝術和科學結合在一起， 而中國瓷器業還多少沒有擺脫手工業的陰影。

只是一點胡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