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日本的這半年，隨着了解的加深，正倫愈加感覺到，無論是國內同胞還是海外華人，對這個國家的誤解，有時是很大的。而目前的這種誤解，固然有一些傳統上、“技術上”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因為中共當局的有意為之。其中，一個最具爭議的話題：修憲。與中國海內外“輿論”聲音相反，正倫認為，日本修憲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中國應支持日本修改現行的“和平憲法”第九條。

日本國憲法第九條：

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

為達到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

散發着崇高和平主義氣息的憲法第九條，對防止日本戰後軍國主義復活和維護世界和平的確曾起到了極大的作用。但最近二三十年，隨着日本國內輿論環境的變化以及日本自衛隊的發展，該條款已經失去其實質約束力而變得不再適用。實際上，日本眼前只有兩個選擇：一是修改憲法，以恢復其約束力；二是愈加無視它。而選擇後者的日本對國際社會更加危險。

根據所有的民意調查機構，目前，支持修憲的日本民眾已經占了絕大多數。國際社會和日本左翼力量應該放棄“反對任何憲法修訂”的策略，而提供一個和平主義的修訂版本，與右翼力量主張的更加危險版本競爭。否則，不久的將來，當日本民眾在右翼政黨提出的修訂方案和“完全不修訂”兩者之間投票選擇時，前者將會毫無爭議地勝出。因此，日本左翼政黨目前反對任何憲法修訂的立場是天真的，是too simple sometimes naïve的。提出一個與右翼勢力相對的修訂方案才是更具操作性的策略。

通過任何實質性指標的衡量，日本早已擁有了超出其自衛需求之外的“戰爭力量”。日本自衛隊的導彈技術和遠洋海軍實力，給予其強大的武力投送能力。而模稜兩可的第九條語言，已經給了日本右翼勢力一次又一次拓寬其法理空間的解讀機會。第九條是否允許日本參與聯合國授權的國際軍事行動，如第一次海灣戰爭？是否允許日本以任何形式參與未經聯合國授權的國際軍事行動，如阿富汗戰爭？

比如，生活黨黨魁小澤一郎認為，現行憲法第九條允許日本參與前一行動，即聯合國授權的軍事行動，但禁止以任何形式參與後者，即未經聯合國授權的軍事行動。而自民黨認為，第九條允許日本以“非戰鬥形式”參與後一行動。更右翼的政治力量將其解讀為，第九條賦予日本的集體自衛權，使其有權參與任何國家間協調的軍事行動。

這些由如何解讀第九條而引起的爭論，已經讓右翼勢力鑽了一次次空子。感到和平憲法的束縛，二十年前的第一次海灣戰爭，日本僅提供了財政援助，而未直接參與戰爭；十年後的阿富汗戰爭，日本則派遣了醫療和工兵部隊直接參與了一些“非戰鬥任務”，如掃雷行動。僅僅十年，同一部憲法，不斷被拓寬的解讀，預示了這樣一種可能：如果現行憲法仍不改動，不久的將來，日本政府和自衛隊可能將根據自身解讀，不受限制地參與任何軍事行動，而聲稱並未違反憲法——這將是非常危險的。

是承認日本軍隊合法性——它已經客觀存在——同時將其活動重新置於憲法監督之下的時候了。新憲法必須摒棄長久以來爭執不斷、模稜兩可的語言，明確日本軍隊之職責及活動範圍。一個設計良好的修訂，對日本及世界各國（包括中國）有百利而無一害。

“設計良好”的修訂，指的是防止軍隊參與政治、建立文職政府對軍隊的絕對控制。正倫主要有三點建議。首先，首相兼任三軍統帥，交戰權收歸議會。同時，議會常設軍事委員會，負責軍隊高層人事調動。其次，通過立法，嚴格禁止軍隊高層人員在文職政府中兼職。最後，將憲法的最終解釋權重新賦予最高法院（或設立獨立的憲法法院），同時降低提起申請違憲檢查的門檻。現行憲法的最終解釋權已經在法律上為最高法院擁有，但實際上，日本最高法院被迫採取了放棄施行該權力的策略；從未對第九條進行過任何司法解釋——若最高法院釋憲，根據現行憲法，可能不得不命令解散整個自衛隊。因此，必須要有一部現實的，具備操作性的憲法，重新置日本軍隊的發展和活動於憲法監督之下。

以上的三條建議，也是民主國家中越來越普遍實行的三項舉措。正倫認為，如果這三項精神在新憲法中得到體現，日本將會成為一個更加負責任的、更加和平主義的國家。國際社會和日本左翼力量一道，應該摒棄反對任何憲法修訂的立場，而支持一個區別於右翼力量所主張的和平版本。與危險的改變相對的不一定是完全不變，而可能是和平的改變；這正如，與壞的民主相對的不是獨裁，而是好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