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浩生这个名字，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见识的。那是“九一三”事件之后，为了批判林彪“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的“今不如昔论”，官方传媒大张旗鼓歌颂“文化大革命”给各行各业带来的“大好形势”，而且通过从海外归来观光的华裔名人们为“文化大革命”唱赞歌的文章来为这一宣传增色，其中，就有赵浩生写的不少文章在官方报纸（记得有《参考消息》）上连载。我相信大陆的不少读者都是在那时记住赵浩生这个名字的。

　　最近，有朋友传来网上发表的一篇赵浩生回忆录，其中一处谈到文强自述曾参与谋杀周恩来之事。原文如下：　　　　那天和杜聿明先生一起接受我采访的，还有当年国民党的徐州“剿总”副参谋长、军统北方区区长——文强。我很直率地对他说，文先生，你要原谅我提出一个很直率的问题，那就是你跟总理的关系。过去你是做特务的，是不是曾经参与过密谋刺杀总理呢？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听了我的问题，立即放声痛哭。他说，赵先生，你问得好啊，我要给你讲讲真心话，给总理讲讲真心话。接着他回忆起１９４５年发生在重庆的一件事：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秘书李少石，在“双十协定”签订的前两天的晚上，乘坐总理的汽车送柳亚子回家，回程时，李少石在车子里被人开枪暗杀了。文强说，他是这起事件的策划者之一，当时计划刺杀的对象不是李少石，而是总理。蒋介石想用这个手段来破坏“双十协定”。文强又说，当时在总理住的地方，不管是在重庆，还是在后来南京的梅园新村，或者在上海的马斯南路，周围都布置了重重特务。好像天罗地网，只要一声令下，就可以把总理杀害。但是后来蒋介石终于未敢下手，怕引起国际间的反应，特别是当时蒋介石还想要美元。接着他又谈到了在各个不同时期他所参与的许多谋害总理的活动。总理当时就是这样在四面包围的特务枪口下坚持斗争的。　　　　这个说法一看就是无稽之谈。

　　李少石事件发生在毛泽东与蒋介石重庆谈判期间，在当时就已查清并非特务暗杀。李少石是前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女婿，时任中共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俗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秘书，那天（1945年10月8日）他乘车送柳亚子回郊区（沙坪坝）住所，返城时，因八路军办事处司机（据说是临时雇来的）开车过快，撞伤了在小龙坎路边休息的国民党军驻璧山炮兵团士兵，受伤士兵的班长喊叫停车，但肇事车不停，班长怒而向汽车开枪射击，子弹穿过车后工具箱击中李少石肺部，送医院后抢救无效身亡。事件发生后，国、共两党都十分重视，迅速组织了调查，很快便查明了真相。11日，八路军办事处主任钱之光在《新华日报》发表公开讲话，说明“这是一个非常悲痛的偶然事件”，并“感谢宪警治安机关医院法院的努力及各方人士的关心”，详细说明了事实的经过，并表示愿意负担那个受伤士兵的医疗费用，万一伤重去世，愿负责殓葬与抚恤。12日，周恩来在出席李少石遗体安葬仪式后，又亲自到医院看望那个被撞伤的士兵，表示慰问。嘱其安心治疗，并重申愿负担医疗费用。

　　此事真相早已大白。只是50年代后的宣传中对此事真相很少提及，而致使一些不实说法流传，不明真相者以讹传讹。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拨乱反正，才在有关著作中对此事重新有了明确的披露、记载，现在史学界无不清楚。因此，赵浩生这段建筑在这个无稽之谈基础上的整个回忆就站不住脚了。

　　另一方面，赵浩生虽然当面采访了文强，但他对文强的历史毫无了解。文强虽然是军统局高级骨干，但他在军统局内从来不从事“行动”工作，以为军统局就是专搞破坏、暗杀，那只是无知者的偏见和臆想。文强在军统局一向从事的是情报工作，无论是在上海“孤岛”对日伪，还是在东北内战时对苏军和中共，都主要是搞情报或策反，军统局内搞“行动”另有他人，文强从不涉足这方面的事，戴笠也从不布置他作这类事（戴笠在这方面可谓知人善任，这也是文强对他信服的原因之一）。此外，原为中共高级干部的文强自“九一八”事变后因左倾路线排挤打击而脱离中共队伍，抗战前夕投身国民党阵营，但他基本上不参与针对昨日共产党友人的活动，周恩来是他在黄埔军校时的政治教官，同时是他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的入党监誓人，他在四川任中共川东特委书记期间因遭到左倾路线打击而愤然出川，就曾打算到上海找周恩来申诉（后未能找到）。他绝不可能参与谋杀周恩来的行动。文强在世时，其子曾就赵浩生这一回忆向他询问，他承认接受过赵的采访，但坚决否认说过那样的话和作过那样的事。

　　事实上，1945年10月8日李少石事件期间，文强根本就不在重庆，当年8月，时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的文强，在西安协助华北宣抚使熊斌对华北地区汪伪军进行策反、收编，9月随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一起赴郑州接受日军投降，出席受降仪式后晋升中将，随后又在新乡、开封等地视察，处理一些肃奸事宜（他兼任第一战区处理汉奸委员会主任）。直到“双十协定”已经签订之后（也就是李少石事件发生并且真相大白之后）他才接到通知，飞西安转重庆，到重庆接受调东北的任务。并且要他尽快飞赴北平，戴笠在那里等他商量到东北打开接收局面的问题（戴笠当时也不在重庆，而且着重考虑的是如何打开接收东北的局面）。

　　此外，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当局根本就没有对中共领导人进行暗杀的意图，当时国际形势、国内民心都是主和，蒋介石还不会出此下策。毛泽东也正是看清了这一点才敢于到重庆参加谈判的。李少石事件发生时，因情况不明，国民党的宪兵司令张镇为保卫毛泽东的安全，亲自用自己的坐车护送毛泽东返回红岩驻地。事后多年周恩来提到此事还对张镇深表感激。

　　其实，赵浩生这段所谓的回忆中自己就不能自圆其说，他一方面说蒋介石想通过暗杀周恩来破坏“双十协定”，一方面又说怕引起国际间的反应，特别是当时蒋介石还想要美元，终于未敢下手，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涉及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忆，能够这样不严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