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為止的一段時期里﹐社會改進黨人、或日無政府主義者，對中國的民主化前景以及廣泛的中國民主運動運作﹐保持着相當的沉默。

我們無意獨立於中國民主運動，我們一如既往地承擔起中國民主化的前衛犧牲﹐我們甚至不願付出必須的代價阻止進一步的背叛與出賣。展望中國民主化前景，我們不得不告示我們的歷程與方向:純粹地執着於由八九年民主運動中徹底表露出來的人格惑召精神﹐任由任何政治勢力集團利用其外延影響。這也是社會改進黨人與別的民主運動同路人的唯一區分。

當今中國的無政府主義社會改進運動﹐無非是重覆先行者們在人類歷史上所付出的犧牲:啟動俄國革命、喚起中國革命、推動歐州的社會主義運動以及對新形成的美洲大陸國家注入徹底自由傳統。所有的上述政治實踐結果都背叛、辜負了作為政洽“威脅”的社會改進黨人。我們今天面臨着同樣的宿命。社會改進黨人自覺扮演這種違反政治常識的功能﹐唯一的動力是拯救人類社會的信念。這種信念與基督類似﹐只是沒有自身獲救的可能。

八九中國民運在海外延續，再現與應證了這個過程。“六四”鎮壓之後，推動中國民主化的組織性活動只能公開存在於西方工業化發達國度，所謂海外民主運動成為暫時的關注對象。這並不意味着中國民主運動主體的轉移﹐中國民主運動永遠只能在中國大陸本土上展開，海外的民主運動只具備聲援、資助大陸內活動的功能。當然﹐海外的民主運動也具有獨立的鬥爭意義﹐因為八九中國之春所顯示的世界歷史價值決不僅限於反抗北京當局的鬥爭﹐它必然地同時反抗一切現存的國家強權對人性的摧殘。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之前，香港的民主運動實際上形成了海外民主運動的生力軍﹐我們甚至可以說，沒有香港市民的參與，就不存在所謂海外民主運動而只有”海外政治運動”。以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合為代表的香港各界民眾的活動最直接地反映了海外民主運動的兩個特微﹕一﹑短期地、暫時地、僅其有象徵政治意義的特徵﹔二﹑最終地展現出來的代表中國本土民主運動的社會改進特徵。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以後，隨着香港的民主運動從“海外支援”變為中國民主運動本體的一個持殊組成部分，所謂海外民主運動的前一個特徵即告終結。“海外民主運動”也不復存在(各種有意義的政治活動仍然保持下去)。

自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七年為止的海外民主運動(當然，在八九年以前早已存在公開的反體制活動)的歷史價值，就是-個象徵性政治特徵消失、本質性社會特徵呈現的過程。這個過程在政治制度不均衡的各西方國家裡表露程度不同﹐社會改進黨人在日本摧動中國民主化所遭受的社會迫害以及我們被迫把改進日本的社會制度作自身命運，最早且明確地顯示出中國的民主運動必然地會面臨每一個政府強權的欺騙、出賣、背叛與鎮壓。這同時意味着具有世界價值的中國民主運動，必須與世界上所有正義進步事業一同努力改進人類自身的社會結構。

社會改進黨人在“六四”事件這樣的突發性政治事件中鮮明地表示，作為任何政治運動的先鋒前驅的命運與天性，天生的“歷史遺忘症”(不願汲取每一次歷史時間中被出賣的教訓)，使得我們全心全身投入單純的政治鬥爭(如反對戒嚴令與開槍鎮壓)而不可能顧慮各種短暫同路人的圖謀。每當歷史性的變動告一段落，容得我們反者時﹐我們都懺侮自身的(根源於善良天性的)政治判斷為運動本身帶來的危害 :沒想到北京政權除了強暴還其奸詐(其在東京的代理當然不會直接利用暴力)﹐沒想到東京政權除了偽善尚且卑劣，沒想到同為中國人同類的內奸在國家強權的交易中會徹底喪失基本人性...。但是，如果社會改進黨人變得聰明起來，誰來發動變革並承擔政治犧牲?沒有中國青年的天良，就不會有八九中國民主運動以及任何變革的動力。

在象徵性政治特徵幾乎消失的海外民主運動中，除了社會改進黨人(並不是簡單的成員區分而是人格持徵)在抗爭北京政權同時反對東京、台北、華盛頓等國家強權的社會迫害﹐其餘的打着民主運動旗號的同路人都程度不同於依附於一個或多個政府權力。雖然這些佔據優勢的民主運動“主流”派別之間為了各自的“原則”、“理念”水火不相容，但他們同為台北當局的坐上客，被其玩弄於掌上。他門彼此之間的不和掩蓋不了背後的附庸於強權的同一性，在其後的強權指使下﹐他們的活動加速着海外民主運動的終結。

在作為運動的海外民主連動最終結束之前﹐資源的枯涸會加劇為爭奪資源的暗鬥。實際上，華盛頓或台北當局己經把興趣放在更能反映其意向的﹑與八九中國民運並沒有多少直接關連的海外中國人的活動上。這些人的活動特徵是﹕一﹑他們自身受到各種政權的保護或贊助，二﹑他們不曾抨擊美國政治制度的黑暗(包括對中國人的迫害)，三﹑他們熱衷於西方政客們樂於利用的兼具反中內容的反共題目(如圍堵﹑制裁﹑諾貝爾獎等)。

社會改進黨人沒有任何資本或靠山與同路人相爭，因為我們明白:不僅各政府權力不可能保障我們的人權，連它們的法律也最終服務於其統治集團。如杲我們也需要政治資源推動中國的民主化運動的話，我們只是在這個過程中積累起受迫害的事實;社會改進黨人的遭遇無非就是起因對於普遍民主、人權理想的追求而受到北京、東京﹑華盛頓等各種權力的迫害。我們這樣的實踐最清楚地表明:只有中國大陸的真正民主化才可能改善我們自身的命運，無權(權力、權利、權益)者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救自己。在即將到來的中國大陸民主化進程中﹐只有我們能再次承擔先導的功能。

隨着北京政權正統性的衰落﹐它已經不得不放寬經濟與思想上的統制以拉攏新興的“中產階級”﹐大批的沒有直接涉入八九民運(以及少量的有海外經歷的涉入者)的知識分子己經被統制集團收賣並死心塌地為統制階層效忠。北京的現政權正逐漸把對民主運動的直接鎮壓(威脅人身安全的政治恐怖)變為間接的社會歧視與廣泛的社會迫害。中國的民主化運動逐漸由以知識分子“持不同政見者”(加上少數中共上層“開明良知”者)為先導的自由訴求，變為以工農下層平民為主體的利益抗爭。中國民主運動於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七年的特殊歷史時期在海外的預演﹐表明在不遠的將來﹐中國民主化進程強朝兩個截然不同的方向展開。佔據主流優勢的“民主派”將會在西方國家政權的扶植下，與佔主流地位的中共統治集團結盟共同壓迫、壓榨平民大眾。

下圖雖然不能準確地表現中國將來的政治區分﹐但可以表達出不同的持徵。請注意社會改進黨人與其他三者的差距大於他們之間的不同。

社會改進黨人在將來的中國民主化前景中，不可能扮演政治上的主角，因為隨着“體制外”民主派的公開合法化﹐統制集團的正統合法性得到進一步的確認與加強(正如今年三月在台灣的選舉後趨於更加保守、反動一樣)，我們將面臨着更大的利益集權。在可預期的將來﹐我們也缺乏足夠的政治力量阻止中國進一步資產私有化以及社會不平等的加劇(如舊蘇聯、東歐這幾年的進程所顯示的那樣)。我們還得承擔因“六四”事件導致的政治性負面遺產:西方社會(特別是與中國有最深聯繫的日本)在政治上的全面倒退與軍國(右傾)主義的抬頭，他們直接地加強着中共現政權的統制地位﹐共同阻礙着中國的徹底民主化與世界上的一切正義事業。

面臨着不容樂觀的中國民主化前景，我們社會改進黨人必須同時展開兩方面的工作。首先﹐隨着中國社會矛盾(昔遍的官商腐敗墮落、貧富懸殊﹑工人失業﹑農民盲流﹑下層工教人員貧困化等)的進一部加劇﹐兩大社會階級，即所有者階級與非所有者階級，正形成鮮明的不同利益集團。我們必須在正在形成的階級對立中維護非所有者階級的權益:就業權、受教育權、免於貧困權、選舉國家官吏權等等。只有通過這些鬥爭﹐我們才能把中國的民主主義紮根在現實生活的民眾中，同時防止興起的民族主義被統制階層利用朝危險的大國沙文主義方向膨脹﹐從而刺激起美日列強的軍國主義擴張。

其次，中國的民主化在抗爭北京統制集團的鬥爭中﹐將越來越顯示出與西方各資本主義列強的衝突(中共上層容易看出台灣統治集團比較聰明地用“民主選舉”方法維繫權益﹐將逐漸減少對“民主”的恐懼與抵抗)，我們更需要加強與世界上一切受壓迫、壓榨集團(民族、人種、階級)的鬥爭聯繫、互相支援。儘管各國統制階層在壓制民眾上其有共同利益﹐但瓜分世界有限資源、市場的衝突威脅大於現存的各種“國際條約”保障。避免現存威脅的唯一途徑是各國民眾互相了解，不願意充當本國統制階層的工具，因為各國民眾之間不存在威脅對方生存的利益衝突。最終地看，人類和平的條件之一是清除國界、國家，但近年來的、為各式國家御用學者所津津樂道的“無國界化”卻只迎合資本家及其代言人或附庸的貪慾而將普遍民眾奴役、限制起來(如北美貿易協定)。

如果社會改進黨人不加倍努力﹐如果沒有這兩方面的有效工作，中國的民主化前景就無從展望，世界進步也無以達成。這就是我們的奉獻價值，也是我們的信念。

(趙京，首發於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合編【回歸的挑戰】199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