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军事理论的创始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1]主要是对法国革命这个历史性的政治事件带来的欧洲（陆军）军事变革的总结[2]，特别强调集中局部兵力、在会战中决胜的指导思想[3]，“以打垮敌人为目的”，“解除敌人武装或打垮敌人，不论说法如何，必然始终是战争行为的目标”（《战争论》第一卷27页），而不是“仅仅以占领敌国边境的一些地区为目的”，并由此导出“战争无非是国家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战争论》第一卷11页），“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战争论》第一卷43页），“只有那些可以看作是直接导致媾和的因素才是目的”（《战争论》第一卷127页）。“战争只不过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而决不是什么独立的东西。…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用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战争论》第三卷894页）。“在战争中，直到最后时刻都不应该对成功有所怀疑，正确的原则永远不可能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有规则地发挥作用，在人们认为这些原则已经完全不起作用的最不利的场合，它们却又出人意外地发挥出作用来。”（《战争论》第三卷995页）。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出版以来，直到半个多世纪后才出版了另一本引起军事战略革命的著作：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1890, Alfred Thayer Mahan)。马汉所论的时代略早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的政治时代（法国大革命以前）[4]，但是他关于海上霸权的观点出版以后立即引起了正在兴起的相关海权强国的注目，引发军备竞争，直到1922年才达成华盛顿海军条约，制约英美日法意的战舰和航空母舰吨位的比例为5:5:3:1.75:1.75，其中可以看出亚太海权日本的突出扩张。当然，从两次世界大战等战争实例来看，“暴力所受到的国际法惯例的限制是微不足道的”（《战争论》第一卷第23页）[5]。这主要从领导人类历史上最激烈的海战（太平洋上的美日海战）的美国海军最高将领们对即将到来的战争担忧表露出来。

以在密苏里号战舰上签署日本投降仪式为标志，美国军队（主要是海军）在亚洲取得辉煌胜利和压倒性优势[6]，但也结束了传统的军事观念和价值。一个怪物出现在战场上了，而首次使用原子弹的美国，很可能反过来被这个怪物攻击。“The reactions of the four fleet admirals to dropping the bomb……This new atomic power was something quite foreign and generally repulsive to them.” [7] “The lethal possibilities of such atomic action in the future is frightening, and while we are the first to have it in our possession, there is a certainty that it will in the future be developed by potential enemies and that it will probably be used against us.” “My own feeling was that in being the first to use it, we had adopted an ethical standard common to the barbarians of the Dark Ages.”[8] King “didn’t like the atomic bomb or any part of it.” [9] Nimitz felt “somehow indecent, certainly not a legitimate form of warfare” [10].

在美苏确实的互相毁灭的疯狂MAD (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冷战时代，爱因斯坦、波尔之后的西方物理学家主流的良知[11]，加上苏联物理学家沙哈诺夫等人权活动分子的斗争，帮助回避了超级大国之间的足以毁灭人类上千次的战争。但原子能知识和技术的普及，同时激发了世界各国都来主宰人类命运的豪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陈毅元帅宣称：“我没有裤子穿也要造原子弹！”中国人民没有人感到我们的文明就退步了。1980年我考进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曾经在聂荣臻元帅当部长的第七（核）工业部管理之下），看到文革结束后中国只有高能物理这个高科技可以与美苏抗衡，邓小平跑来感谢说：“没有你们，我哪敢谈中美苏世界三角格局？”。以此可以很容易想象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北朝鲜，伊朗，甚至本拉登等，都迫切想拥有核武装，通过另一种手段来继续政治。

当奥巴马总统一方面提出“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一方面提出“亚洲枢纽”战略把美国重心转向亚洲之际[12]，我们看到东亚四国的政治现实：两个国家的首脑是元首脑的孙子或外孙，另两个国家的首脑是原首脑的女儿或太子党，它们正处于领土争执和核武装对峙的危机状态中。战争与和平这个老命题又一次摆在我们的面前。传统的国家观念[13]、以及NATO[14]、美日同盟[15]等军事战略已经失灵。回到克劳塞维茨，“战争无非是国家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而国家政治无法解决战争与和平的老问题时，我们不能找到非国家、非主权的自由民主人权方案吗？[16]至少，让我们共同努力，给东亚、世界和平一次机会吧！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3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