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先生是位名人,我在中学时代,因他的红学被批而闻其大名.没想到在文革结束前后,1976年的冬天,我能在北京得以拜见俞平伯先生一面,并能得其墨宝,实为人生之一大幸事. 俞先生,五短身材,秃光着脑袋，穿着宽大的衣服，神态安详,他认真地看了我的仿古习作,一小时的会面,安静如渊,最后他指着挂在墙上的对联,略带微笑,告诉我是这是他亲自书写的.这幅对联令我难忘,记忆犹新“欣处即欣留客驻,晚来非晚借灯明”. 在逆境中能够怡然，智也；在逆境中敢于直言，勇也。这幅对联就是俞平伯先生的心态所示.

     我为他的书体而感动,请他在我的册页上留点墨宝,他欣然答应,数日后请友人送回给我.三十七年来俞先生的墨迹伴随着我,稳重的书体和诗的禅意,永远永远给我安静清心的雅致与对俞平伯先生一面之交的难忘的回忆.为此将俞平伯先生的墨迹公布于世,通过现代科技留在苍穹的电波中,宇宙的黑洞里.

      俞平伯出身于书香门第，其曾祖父是清末经学大师俞樾。家学渊源与聪颖勤奋，使俞平伯在22岁的时候便出版了学术专著《红楼梦辨》，奠定了其在红学界的地位。俞平伯先生(1900年－1990年)，原名俞铭衡，字平伯,湖州德清东郊南埭村(今乾元镇金火村)人。现代诗人、作家、红学家。清代朴学大师俞樾曾孙。与胡适并称“新红学派”的创始人。他出身名门，早年以新诗人、散文家享誉文坛。他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研中国古典文学，执教于著名学府，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和具有高尚情操的知识分子。自1921年开始，俞平伯开始研究《红楼梦》。两年后，亚东图书馆出版专著《红楼梦辨》。1952年，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红楼梦研究》。1954年3月，复于《新建设》杂志发表《红楼梦简论》。俞平伯拒不服从党在1953年关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解释中国古典文学的命令，于1954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坚持他在20年代初得出的观点。他认为，这部小说不是对封建制度的批判，而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党与俞平伯发生冲突，不仅因为俞平伯在思想意识方面离经叛道，还由于他抵制党的指导。俞平伯把他1954年的那篇文章的草稿送交胡乔木审批，胡乔木提了些意见，并要求他重写。俞没有修改，径直把文章送到《新建设》杂志，并在该杂志发表。这表明，党的宣传部还没有完全控制各种杂志。两名青年学生李希凡、蓝翎在山东大学《文史哲》学刊1954年第9期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文章，1954年10月10日的《光明日报》和1954年10月23日的《人民日报》予以转载，运动就这样开始了，很快，大量的文章和社论对俞进行攻击。政治上的灾难反而使他超越学术的成就,名声大噪.胡适的避免先入为主的方法，成为这次运动中这一方面的主要批判对象。党宣称，对于胡适来说，“科学研究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兴趣，而不是为了祖国和人民的需要。” （陆侃如：《胡适反动思想给予古典文学研究的毒害》，《文艺报》，1954年第21期）党通过对俞平伯和胡适的批判，树立党政绝对权威。此后,在中国,学术成为政治,因学术而致祸,越演越烈,惨不忍睹. 俞平伯先生可谓是首当其冲的厄运文人。对俞的批判是为了表明，以这两位青年批评家为代表的受过党教育的青年学生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战斗性，比以俞为代表的学者和文化对党具有更大的价值,此后的王关戚,罗思鼎,姚文元,梁效赵前等年轻文人与写作班子继承此道统,趋炎附势，因批名人文化入仕,其恶果既坑害了文人文化,也害了自己。  

      俞平伯先生还算是不幸中的幸运人,他同后来对冯雪峰,胡风及其他党内外知识分子的批判运动相比，对俞平伯及其著作的批判还是有克制的。在那“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时期，俞先生敢于直言，吐露心声，他的风骨，是难能可贵，令人钦佩的。

注：字迹清晰，故不作抄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