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是在1958至1960年上半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的试图利用本土充裕劳动力和蓬勃的群众热情在工业和农业上“跃进”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不同的学者估计中国在大跃进期间非自然死亡达一千八百万^[1]到至少四千五百万人^[2]。人口统计学家估计在一千八百万到三千二百五十万人之间^[1]。历史学家冯客断言“强迫，恐怖，和系统的暴力是大跃进的根本”，“人类历史上有动机最致命的大规模屠杀之一”。^[3]

于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7年又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共高层，尤其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草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4]。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式提出“大跃进”口号。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为大跃进正式制定任务和目标。成为了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一次重要会议^[4]。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提出一九五八年钢的产量要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吨；并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5]

脱离实际的“大炼钢铁”运动随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而人民公社化运动也严重地伤害了农业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无法保证，为保证农产品达标，农村开始虚报粮食产量，“大放卫星”现象蔓延开来。但是国家对于粮食的征购却按照虚报产量制定标准。大跃进运动浮夸的现象和很快暴露的问题也招致党内外大量的质疑之声^[6]。苏联对人民公社的质疑加深了两国嫌隙，而党内的意见分歧甚至分裂集中反映在庐山会议“彭德怀反党集团”事件上，彭德怀因在与会期间批评大跃进政策而遭到毛泽东整肃，支持彭德怀意见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一批中共元老人物受到牵连，全国范围内一大批中共干部和相关人士以“反右倾”而被整肃，造成“跃进”在政策上并未及时刹车，进一步助长了“跃进”风潮，而领会毛泽东意图的林彪则从此在政治上崛起。此后，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对政策的批评引起毛泽东不满，最终导致党内高层意见出现分歧。

大跃进的后果使得这场运动最终难以为继，钢、铁合格率低下，大量资源遭到浪费，劳动力的转移带来产业结构畸形和农业生产的不足，加之人民公社刮起“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高指标引发的“浮夸风”，以及脱离实际的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五风”和公共食堂的浪费，与贪污腐化、强征强抢强占、性腐败，导致无权势的农民百姓大量死伤受害^[7]，最终酿成全国大饥荒的悲剧。从1960年冬开始，这场脱离实际的运动逐渐被当局叫停^[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