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我在Adobe Systems打工時，Adobe的王牌產品Acrobat的一個漏洞被一個俄羅斯黑客[1]泄密，搞得Adobe非常惱火。當這個小伙子居然跑到美國來參加黑客會議時，Adobe要求FBI逮捕了他!這可惹火了這幫安那祺主義傾向的團體，他們從洛杉磯趕到聖何西Adobe總部來抗議。Adobe頭頭如臨大敵，叫我們員工不許接觸他們。這倒引起我的好奇，出去見識這些搖旗吶喊的好漢，聽到他們的憤怒咆哮：“可恥Adobe!自己產品質量不過關，還要動用國家權力來抓人!” Adobe果然投降，趕緊請FBI放人。這是我第一次見識安那祺主義黑客的政治力量，學到了在美國“no fight, no right”(權利必須爭取才能得到)的道理，不過，這也埋下了我在“9/11”後被首當其衝裁員的遠因[2]。

　　2004 年我決定結束無國籍難民身份，也給小布什當局一個機會，試一試美國憲法是否靈光。結果證實自己處於無休止、無處申訴的被FBI黑箱操作調查背景的地位，也證實美國憲法確實被無法無天的“反恐戰爭”凍結了。有一天夜晚，我在聖何西會展中心的旗杆下獨自徘徊良久，猶豫要不要在民主黨大會期間切斷繩索，降下美國國旗為憲法致哀。硅谷的反戰運動高昂，我知道如果我“有幸”成為“公共人物”，勞動黨、祿黨、和平與正義中心、移民權益團體、宗教團體、勞工會議和縣/市議會的朋友們會支援我，但我不是小布什“9/12反恐戰爭”的直接受害者，不能唱主角。

　　正是我們的反戰運動幫助奧巴馬戰勝了克林頓夫人並輕易入主白宮，我2009年也結束了十幾年的無國籍難民身份。前不久，奧巴馬終於宣布結束“反恐戰爭”，要讓憲法回到指導地位來。但多數美國人對於自己的憲法權利受到侵蝕已經麻木不仁，Edward Snowden斯諾登的出現，正是對美國公眾和國際社會的當頭棒喝。他沒有隱藏自己的身份，因為他知道自己沒有做錯任何事情。他欽佩1971年向《紐約時報》泄漏五角大樓秘密文件的丹尼爾·艾爾斯伯格和泄密給維基解密正在受審的一等兵布拉德利·曼寧，同時“細心地挑選了外泄的文件，確保都是關係公共利益的材料。許多材料能造成更大的影響，但我沒有泄漏。傷害人不是目的，揭露真相才是”。艾爾斯伯格說斯諾登“為這個民主體製做出了巨大的無法估量的服務”，並說自己等了數十年才看到“這樣一位真正準備好以公民身份為他的國家冒生命危險的人，顯示出戰場上的人們該有的勇氣”。

　　長毛同志已經動員香港的民眾，歡迎和呼籲當局保護這位當代自由英雄，不要污辱了香港“自由港”的名聲。其實，最害怕斯諾登回到美國的正是美國當局。歷史上，正是美國司法系統對替天行道的安那祺主義者的迫害(芝加哥8位同志死刑、沙科和萬塞提死刑、伯克曼22年徒刑等)喚醒了世界良知和正義，讓我們拭目以待香港當局何去何從。

　　今天，謹以此文祝賀這位替天行道的安那祺主義者的30歲生日。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3年6月21日]

　　[1] 安那祺主義的標誌顏色是黑色，所以稱黑客也不是貶義。

　　[2] 當天，所有公司頭頭和員工都倉皇離開，只有我一個正式員工堅守在總部大樓，與幾個保安工人交換意見。以我對美國外交政策的長期批判，我知道總會有這麼 blowback一天的到來。我被裁員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在全公司年度大會上，當所有員工站立為創始人鼓掌時，我不為所動，結果大家都把目光轉向那個唯一坐着鼓掌微笑的卑微員工。我並不是富人權勢的敵人，但更是貧苦民眾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