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说起来，“政权的合法性”的提法的本身就不甚严谨，“中国政权的合法性”的提法就更不严谨了，因为中国历来都是奉行蔑视民意的“胜者王侯败者贼”的草头王哲学的，对政权合法不合法从来都是不关心的，所以在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上，中国几千年一贯制的是秀才碰见兵，有理说不清，甚至皇帝碰见兵，同样也有理说不清。尽管如此，大概由于中国人历来好面子、重名份的缘故，不管什麽人掌了权总喜欢将自己所掌之权的来历说得冠冕堂皇一些，至少也要找出几分合理性因素，于是乎政权的合法性就成了中国历代统治者的“唯此为大”的天字第一号的大问题了。

既然政权的合法性成了中国历代统治者的“唯此为大”的天字第一号的大问题，于是对政权合法性的界定也就成了由一系列成文不成文的标准约定俗成的庞大的系统工程。由于本文篇幅所限，这里只能删繁就简地将这一庞大的系统工程大而化之地简化为几条原则，并以此为标准来论述一下历代中国政权的合法性。

众所周知，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是由某个主体民族构成的国家，由若干个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的民族构成的国家并不多见。而汉族（最早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以炎帝、黄帝为首领的部落的后裔；据近代历史学家考证，与炎黄同时代的长江流域的部落的后裔也可归于汉族先民。中国的主体民族正式称呼自己为汉人大概是自汉朝才开始的）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里构成国家的主体民族。有鉴于此，对界定历代中国政权的合法性原则而言，最重要的基础莫过于该政权是否由主体民族构成的国家政权，这是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原则；第二条原则是国家政权的执政者是否是由国家的多数民众默认的，哪怕默认的理由是显然荒谬的“君权神授”；第三条原则是原有的政权弊端丛生并不足以使人民维持最起码的生存条件的情况下，新的政权可以克服旧政权弊端并使人民维持最起码的生存条件；第四条原则是政权和民众能够在一个互相接受的成文或不成文的契约下共存；第五条原则是新政权在法统上某种程度上是旧政权的一部份；第六条原则是政权及其官吏都是经过人民通过选举授权产生的。但这第六条原则现在仅适用于已经实现民主宪政的中国台湾地区，所以此条原则在本文中只是立此存照，暂不拿它作为界定中国政权的合法性的标准。

对照上述界定中国政权的合法性的前五条原则，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从中国最古老的朝代夏朝算起，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时期的南朝（宋、齐、梁、陈）、隋、唐、宋（北宋、南宋）、明、中华民国（1911年————1949年统治中国全境；1949年————今统治中国台湾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989年6月4日）都是合法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元朝和清朝是异族蒙古族和女真族将中国完全占领，并强迫中国主体民族改变服饰，中国不管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是不折不扣、彻彻底底的亡了国，所以对中国而言，元朝和清朝政权是非法政权。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本是共产党针对中华民国的执政党国民党的弊端————专制、腐败而发动人民革命成立的，在这场革命中，共产党对人民作了实行民主宪政、消除贪污腐败的承诺，并对革命的主力军工农大众的国家主人翁地位作了特别的承诺。但放眼今日中国大陆，在利欲熏心的小丑戏子江泽民置党纪国法于不顾，肆无忌惮地为自己家族和腐败官僚集团攫取黑钱的倒行逆施之下，中国大陆政坛已经堕落为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的腐败渊籔；中国大陆商界已经堕落为用毒酒毒米毒奶粉图财害命的罪犯；在工农大众用鲜血生命缔造的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里工农大众已经沦为连饭碗都保不住的弱势群体、被人瞧不起的下等公民；人民没有任何言论自由，更被剥夺了通过选举决定政权更替、官吏任免的权利；医院冷酷地将没钱的垂死的病人推出门外等死；学校将穷苦的聪颖的孩子拒之门外失学；腐败官僚、不法富商、黑社会恶势力为了商业利益而狼狈为奸地勾结在一起将无数孤苦无依的劳苦大众的栖身之所野蛮拆毁却无人过问；自称“人民公仆”的江泽民对数以千万计的失业职工的疾苦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却花费数以亿计的美元为自己购买超豪华专机；所谓“人民法院”让有后台的杀人犯逍遥法外，却对升斗小民敲诈勒索......中国大陆竟找不到一块净土！如今的共产党政权比当年的国民党政权更专制、更腐败！凡此种种，共产党已经完全违背了建国之初的承诺，破坏了与人民的契约，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合法性的基础摇摇欲坠。更严重的是，1989年6月4日，中共军队竟用坦克机枪对举行反腐败要民主和平请愿的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这一骇人听闻的暴行一举彻底摧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残存的合法性的基础！

时至今日，在中国立即实行民主宪政，还政于民，建立合法的中国政权已是不容谈判的正义诉求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让我们为此大声疾呼、奋勇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