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的新视线（兼答可雪）

人是在文化史的大气候中塑造自已心灵的。同样，人也是通过哲学史的学习，塑造自己的哲学理念的(哲学的冲动和方向，则来自生活压力本身)。因此，如何看待以往的哲学，是一项既有趣又严肃的活动。对哲学史的研究，不是永远固定不变的。在一条道路上，不可能看到自然界和历史界丰富多彩的四维空间。在一条道路上，不论它多么"宽广"、"四通八达"，都只能看到一些不甚联贯的侧影与断面。它看不到伟大自然与丰富历史的真正全景。但对深沉的灵魂和邃彻的目光而言，这是远远不够的。它要求参透各种有形及无形。

在体会前人文化与哲学的反反复复的思维运动中，个人的心灵之光是"理解""的前提和杠杆。"洞窟假象"是各个人的假象。因为每一个人(除普遍人性所共有的错误外)都各有其自己的洞窟，使自然之光屈折和变色。这个洞窟的形成，或是由于这大自己固有的独特的本性；或是由于他所爱的教育和与别人的交往；或是由于他阅读一些书籍而对其权威性发生崇敬和赞美；又或是由于各种感印，这些感印又是依人心之不同(如有的人是‘心怀成见’和‘胸有成竹’，有的人则是‘漠然无所动于中’)而作用各异的；以及类此等等。这样，人的元精(照各个不同的人所秉受而得的样子)实际上是一种易变多扰的东西，又似为机运所统治着。因此，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曾经说得好:"人们之追求科学总是求诸他们自己的小天地，而不是求诸公共的大天地。"（以上可参见《新工具》第1卷42节）

文化史、哲学史还表明，"公共的大天地"与"个人的小天地"并无质的不同，相反，二者具有反馈的关系。小天地构成大天地的出发点，大天地则是小天地的归宿。人类的文明，也有其自身的大洞窟；其"假象"，即为各时代、各文化的表象世界。认识到表象的时空局限，就无异打开了智慧的巴比伦(意为"众神之门")

用"唯物"与"唯心"的划分，来分割并研究整个哲学史，不失为一条道路或"一条线索"。但不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线索。

如果认定这是唯一的分割方式，那么，这种态度本身就接近"唯心主义"。

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彼此的对垒与渗透，来观测整个哲学史的变幻无已，能看到有关认识论的一些侧影。至于哲学上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另一些侧影(如本体论、伦理学、审美体验等等)就全然看不到了。哲学不等于认识论。四世纪，是心理学诞生前的伟大腹痛期。这充满焦灼之期待的剧烈阵痛，吸引了哲学的大部分注意力，于是哲学家竞相以"认识论"来显示自已的深刻与博学善思。很难说这不是一种哲学上的"世纪病"。

中国人就不把认识论抬高到哲学王后的宝座上。中国人更注重哲学的伦理价值(以儒家为盛)，更注重哲学的审美性质(以道家为盛)。中国哲学家，向来把认识论作为论证伦理哲学或审美哲学的一种方法。他们不让有关认识的理论，去垄断自已的智慧。这是可以借鉴的典范。而现代以来的西方哲学，也在向着这个更为健全的方向缓缓移动。

这里，似乎预示着某种大规模文化气候的转变。

要想使中国回复到它历史上的伟大与隆盛，必先使中国按照自己的文化性格和自已的民族精神来生活。无用的乔饰必须抛弃；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误解，以及基于误解的自卑心理，必须驱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必须扬弃。

诸如此类的民族文化的自卑感，只能扼制民族的内在活力。中国精神的智慧，原在于小心地维持着科学、哲学、宗教、艺术这"四大文化天柱"之间的微妙平衡。而那"平衡器"，就是政治化的道德；或道德化的政治。用古人的术语，是"德化"。

我们无意于评判19世纪欧洲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禅宗以外的佛学不计在内)的优劣高低。我们只是指出这两种哲学的根本不同，难以准切类比，更难以互相附会。它们各有各的道路;各有各的命运;各有各的存在价值。哲学与文化上的异化时代结束了。中国哲学，应在哲学世界占有它理应占有的地位。中国人，不应自行放弃这一地位。

中国人，要是放弃了自己在世界文化中的哲学地位，就等于变相放弃了自己在世界竞争中的现实地位。哲学是生活的第一步，而确立自己的哲学本位，则是民族生活全面振兴的开端。偏重认识的哲学，只知道唯物与唯心的分际。但懂得伦理并尊重伦理的哲学，却用"压制"和"反压制"的眼光去观察世界，去体验宇宙的潮汐、文化的升沉。这，就是中国的心灵之光。这，就是中国的精神之眼。任何外来的强力都不可能长久压制它。你看它跃跃欲试，好象在告诉世界，总有一天，它会发出那旷世的呐喊。

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压制的哲学和哲学家"、"反击的哲学和哲学家"这样两组新范畴来为哲学史的研究开辟一条新路呢？

新路也许是危险的，它遍布无人问津的荆棘。新路又是有趣的，只在新路上才有着新的天地、新的星光……新的艰辛，新的泪水……以及新的绝望和新的希望……我们用互相渗透的方法去看待这两组范畴。但没有纯乎其纯的"压制性哲学"，正如没有绝对的"反击性哲学"。

压制－－反击：人类的心灵永远在寻觅着相反的东西，和自己缺乏的东西……所以，任何涨潮之后，都有退潮；任何退潮之后，都有重新涨起的惊涛。精神的太阳也有着它的明暗圆缺。

这，就是历史音乐的基本主题。

所谓反击性的哲学，像王充的哲学、王艮、李卓吾、何心隐的哲学，多少带有这种色彩。早期的王阳明哲学，也有反抗压制的意味。魏晋玄学比两汉经学显然有着更多的反抗性，更大的活力和更新颖的眼光。因此，它在哲学史上的价值，要远远高过后者。"新颖"，这不仅是艺术的准则，也应成为思想的光。越是隐秘着反对流行见解等内涵的哲学，就具有越大的反压制力。而反压制的冲力十分旺盛的思想或学说，也往往采取迂回甚至晦涩的表述方式。这是因为，它还在"方成"之中，还有着模糊性与不确定性，还在探索自已前进的方向。但就哲学史而言，正是反压制的哲学，赋予哲学界以思想上的活力。它是精神天地的催化者。

哲学和生活相似 力量比规范更重要。力量创造了规范，规范约束着力量，但规范本身却无法创造力量。因此，哲学的力量比哲学的规范更可贵。哲学，与其变为死板板的认识的结晶，还不如化为活脱脱的"想象源泉"。哲学，与其是一种固定的信条，不如是一片变动不居的精神表达出来的精神。但哲学本身却并不是一种表述，不是一种媒人耳目、套人心智的形式或巧夺天工、瞒天过海的方法;哲学是精神的倾向，哲学有着自己的文化功能。它以"精神上的抵抗"弥补文化过程中的缺失。它用新颖的形式和奇妙的变形记反对"压制"。

要学会用自己民族的范畴说话。用别人的旧范畴，表达不出自己的新思想。因为范畴本身原就是一种限制。不同的念头，要用不同的范畴来焙制。否则，范畴就会阉割了念头。前人的范畴再能传神，也只是传了他们的"神";对于我们新精神的阐发可谓障害大于裨益。"务去陈言"－－不仅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原则，而且应该是哲学前进的主要特征。

20世纪的综合哲学尚未诞生。

这不是20世纪的人们过于缺乏创造力，以致被死魂灵们缠住了。这是因为，20世纪的人们相比之下太富于创造力了，以致他们的世界观迄今难以定形。它，几乎是液态的、交融的。它充满摇曳不定的自相矛盾、富于活力的彷徨企望，它还怀着"超越理性范式"的冲天梦想。这梦想如此巨大飘渺，以致很难系统而确定地阐述它。"诗"与"哲学"就这样结下了难解难分的缘份。

20世纪的科学太富于活力了i20世纪的思想富于锐进精神；20世纪的社会太动荡了；20世纪的政治太远离"传统的美德"了……而20世纪的诗与艺术，更被系列交错的空前压力所激动，冲破各层藩篱，逾越多重禁忌。这佯，就使得传统哲学意义上的"学理性的总结"一再被淘汰掉。但是更换学说的内容，经常变改学说的招牌，真要质无非在汲取精神的冲力。

当代西方哲学家们已经脑满肠肥，他们已经无力适应这空前的剧变，更别说用自己的学说去指导变革了。20世纪是科学与文化发达的时代，但同时也是哲学的式微世纪。取代了哲学的宁静的是充满了诗情画意的"非理性的艺术骚动"。

只要一种哲学能够提供一种暂时性的力量 即使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马上就有人大规模地利用它。20世纪的西方哲学，基本属于一种心理方面的权术。尼采，和形形色色的尼采主义者集团突出地象征着这一"精神毒化"的深度。

而"真哲学"是什么?用"压制"与"反压制"的观点来看，哲学无非就是:反抗那"普遍压制"的"精神之化"。一切前进的哲学，一切活着的哲学，都是反抗的哲学。尽管，有时象耶鲸和甘地那样号召非暴力和不反抗，但骨子里却充满了对暴虐冲突的憎恶。这表明，它们是些不反抗的反抗，非暴力的暴力。这，就是"哲学力量"的根本所在。

年轻的哲学是有力量的哲学。正如新颖的知识是有力量的知识。有力量的哲学是要前进的，它永远在生成着，它永远不固定。它向压制它的那个既定的、已成的实存世界，不断抗议，它只是在追求自己的运动和自身的归宿。

从骨子里说，作为"精神之花"的前进哲学，都不见容于它们处身其中的时代和社会。只有规范到僵死程度的哲学，作为"精神墓碑"－－才受到无原则地普遍祟奉。哲学的发展和功利原则与市场价值是格格不入的。

"精神之化"要冲破习俗的重重阴霾，因为它们看到了阴霾背后的点点星光。精神之花，要么成为精神的太阳i要么无可挽回地枯萎凋零。

前进的哲学家往往因此而备尝流放之苫一一他们反对习俗的谬误和思想界的陈腐，因此，孔子有周游列国、绝粮陈蔡的悲叹，斯宾诺莎则宣布自己是没有祖国的人，苏格拉底被他的父母之邦灌进了一盅毒酒，耶稣基督被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钉上了十字架。

在这里，支配着这一命运的，仍然是那永恒的基调：压制与反击。反压制的力量一旦露出要摆脱它的压制者的强烈倾向，专横的压制力量就立即排斥它。这几乎养成了一种机械式的反应。

"放逐精神之花"－－这就是世界权力中心得以自我炫耀的唯一理由？

权力中心已经习惯这样了。这些放逐，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近乎条件反射的举动。一发现异己倾向，就立即扑灭它。根本不顾及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是"值得"还是"不值得"…¨还有什么比这机械的冲动更严重的浪费和更惊人的破坏呢？还有什么比杀害耶稣基督更为令人发指的罪行呢？

历史一再重复叙述着这些阴郁的放逐故事。人们，一面激动地谴责着过去时代的这类放逐，一面在庄重地执行着自己时代的这类放逐。谴责与模仿，并行不悖地骈进着，其实并不滑稽。因为我们毕竟看到了庄严的流血与肃穆的火刑，即使我们当代，虽然没有十字架和火刑柱，可是为思想而死亡的人数，可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

"综合"是没落之果。

古典综合哲学的大师黑格尔，那是一位前工业革命时代的见证人。如果，工业革命的巨浪(19世纪30年代)早来五十年，根本就不会有什么黑格尔的"哲学大全"(类似托玛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了。因为那套荒唐的胡说完全是建立在"前蒸汽机时代"的相对静力世界上的。他的哲学，是普鲁士王国那群呆鸟的静态见证。

"浮士德"，作为动力世界的精神预兆，尽管早就出现在原始日耳曼人的想象中；但作为它的物化形式的蒸汽机，却只是在19世纪才崭露头角。黑格尔，尚未在他的哲学脑筋中体察到蒸汽的冲击。所以，他的哲学文献只是记载了旧世界无可挽回的没落，并未透露出新时代的曙光。

19世纪后年叶的哲学，已经发现了蒸汽的可怕冲力。但仍以静观的态度来消极应对它。斯宾塞之辈的学说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在这位半日耳曼人的心目中；"力"还是可以确切描述的。这显然是静态的动力世界观。尽管他从马尔萨斯和达尔文那里抄袭了不少东西，但真的哲学只发自生命本身承受压力时分的苦痛呻吟。

"力"，对人类心灵的冲击不断深化着……终于导致这一类哲学观的破碎，四世纪末叶的哲学陷于绝望的焦虑与变态的反应中。作为哲学家的尼采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综合性的哲学分化为形形色色的依附性学说。有的依附于心理学，有的依附于社会学，有的依附于经济学，有的依附于伦理学，有的依附于科学，有的依附于政治……20世纪的哲学，也未能从这种可悲的依附状态里完全解脱出来，它至今仍是陆象山所谓的"支离艰难之事"，落入"以学术杀天下"的拔本塞源的绝境里。

20世纪初时的柏格森也许是个例外，他朦朦胧胧地遥遥望见了新的综合哲学的点点星光。这些星光充满彻人肺腑的诱惑力。诗一般的迷惑力。他倡导以直觉去捕捉生命的力，流动的力。但是，柏格森的诗人气质远远超过他的哲学家气质。他是属于先知一类的人物，而综合哲学大多是由学者型的人物来提供的。他们是，先秦的荀子，宋代的二程；古希腊的柏拉图，罗马的普罗提诺；以及近代西方的康德。显然，像这类划时代的哲学明镜，并不适宜于20世纪的文化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