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中国国内，民族主义讨论只是知识分子的学术小圈子内的话题，但在西方学术界，乃至大众传媒，“中国的民族主义”早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已有不少文章和专著发表，而且几乎所有有关中国的政治及对外关系的文章中，都会提及这个字眼。［１］　这至少在两个意义上有一定道理：第一，中国目前压倒一切的共识是发展经济，但除此之外的次一级思潮中，民族主义［２］确实占有一定地位；第二，如果说民族主义仅仅是占有一定地位，那就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因为在当今世界的任何角落，民族主义都占有一定地位，但中国的民族主义标志着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公众的政治意识的某些重要方面发生了微妙变化，尤其是因为80年代的中国是十分反常地非民族主义的

然而，如何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及其所标志的中国公众政治意识的微妙变化的缘由，以及这些变化对于中国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的影响？从更大的视野说，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的未来走向的总趋势究竟是什么？西方一些对中国局势持乐观态度的人士认为，中国的居支配地位的共识是发展经济，这是任何领导层的更替都改变不了的；而发展经济则意味着与世界其他部份必须保持良好关系，因此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必然是和平友善的；而中国的发展最终将导致走向政治上的民主。［３］　这一乐观派人士至少在中国的对外关系方面未能回答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及中国的未来持悲观态度的人们的挑战，因为中国确实出现了比较过去更为强烈的民族主义。而按照悲观派的解释，民族主义给失去了意识形态吸引力的极权主义政府提供了思想武器，民族主义加上经济实力将使中国成为世界其他部份的重大威胁。［４］　从某种程度上讲，悲观派（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肆意歪曲和丑化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及被他们贴上“民族主义者”标签的人们，他们在编织一个自成的预言。因为在中国，和在世界其他任何角落一样，存在着国家利益的意识，对于过度的、不公正的外部压力确实会进行反弹，特别是这种意识在９０年代回归到了正常水平（８０年代是不正常地低）。如果过度的外部压力招致了过度的反弹，这对中国和对世界都不是一件好事。因此，本文尝试解释中国的民族主义的现代背景，力图对其作出客观描述，并就笔者所知阐述“民族主义者”们的理想，以促进对于中国未来进程的预见和理解。

从80年代的“逆向种族主义”向90年代的正常民族主义水平回归

就象在运动中，人们强烈感受到的是加速度，即速度的变化率，而不是速度本身，90年代所谓“中国的民族主义”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其相对于80年代中国的“逆向种族主义”（reverse-racism，该词的英文本意是指美国的反歧视行动在客观上对白人利益形成了损害，笔者在此处赋予其在中国背景下的新含义），形成了较大反差。中国的“逆向种族主义”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反常现象：这就是中国知识界的主流产生了这样一种思潮，这种思潮认为中国文化是劣等文化，中国民族是劣等民族，其中善良者认为中华民族必须脱胎换骨才有资格在地球上生存，而更具种族主义色彩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则无情地认为他们自己的民族在人种上就过于卑劣，不值得允许其在地球上生存。

这种中国的“逆向种族主义”在80年代笼罩了整个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文艺界、新闻界，乃至略有文化的中国一般公众，并受到了官方的鼓励。西方人很少注意到或很少提到中国官方曾在80年代鼓励过“逆向种族主义”，他们却对于90年代所谓的中国官方利用民族主义“填补意识形态空白”十分敏感并大力渲染。这也并不奇怪，首先，官方鼓励“逆向种族主义”（中国式的，美国式的逆向种族主义是某种形式的内部补偿，政府在某个阶段考虑到社会整合而加以鼓励是并不奇怪的）是一种中国８０年代独特而绝无仅有的现象，因而超出一般西方人的想象力；其次，中国的“逆向种族主义”宣传意味着赞颂西方人，西方人很难想象与西方敌对了几十年的中国政府会鼓励这样做，他们认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持不同政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倾向。但实际上，中国官方支持了大量这类观点的出版物的发行，组织或赞助了许多所谓“文化战略”研讨会，将许多持有这类观点的知识分子破格提拔到了各种各样控制舆论的重要岗位上（而不是象西方人想象的那样迫害他们）。《河殇》的例子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虽然《河殇》的制作者们在该电视系列片放映时曾谈及所谓制作该片的政治风险，但这更多地是一种宣传手段（每个中国人都知道，当时说什么东西有政治风险是对其最好的广告），而不是事实。首先，若无官方自始至终的支持，该片是不可能拍摄成功的；其次，在该片放映后，中央电视台以及以《人民日报》为首的中国大报等官方舆论工具花费了大量篇幅，并组织多次讨论会，“中国的报刊界也从来没有对一部电视系列片象《河殇》一样，如此报以青睐，刊登解说词、连续地报导、发表评论、组织座谈”［５］；再次，从当时一些批评《河殇》的文章十分谨小慎微，［６］而《河殇》的支持者们对于这些批评者们的指责却十分严厉这一事实，也可以看出当时官方的政治风向是吹向哪边的，当然，“六四”以后风向发生了变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官方鼓励、整个知识界为之倾倒狂热（中国的知识界自己称之为“文化热”）的“逆向种族主义”呢？这里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完全否定自身的传统、自身的文化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是自“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界传统，这个传统有时与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召唤相悖，但从历史哲学角度上却与共产党“反封建”的意识形态相符合。我们都不应忘记，“文化大革命”就是以“破四旧、立四新”，摧毁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残迹开始的。在“文革”之后，人们对于“文革”之中的一切政策都进行了声讨，然而却完全继承了其历史哲学观，因为历史哲学观是深层的，潜移默化的。笔者曾不只一次地指出：中国许多对“文革”深恶痛绝的知识分子，其思想方法却完全是“文革”式的。［７］因此，在摧毁中国传统文化（姑且不论中国传统文化该不该摧毁，我们只是叙述这样一个事实）的“文革”过去之后，人们立即把一切过失，包括“文革”的所有过失都归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头上，并再次掀起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声讨浪潮，却从无人想一想这里的荒谬之处。很显然，这次走得比“五四”和“文革”还远。“五四”思潮有“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色彩却无“民族虚无主义”或“逆向种族主义”的半点位置，它恰恰相反，是民族主义的，“文革”也是如此。但是，从“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到“民族虚无主义”或“逆向种族主义”的发展还是符合逻辑的。

80年代官方鼓励“逆向种族主义”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政策需要。80年代的中国要求迅速地打开国门，接纳来自西方的从投资、技术到思想、娱乐形式等一切东西。从整体上看，“逆向种族主义”的风向是符合总的政策需要的。当然，这不是说当时中国的宣传政策不可以做得更细致、更巧妙，一方面鼓励对外开放，与西方友好，学习西方，另一方面避免这种自虐狂式的“逆向种族主义”（在近代史上有许多非西方国家进行了追随西方的现代化转变，有些十分成功，如日本等，却没有一个国家出现过象中国的这种荒诞的“逆向种族主义”），更不是说当时中国的领导层有任何“逆向种族主义”思维。但有一句俄罗斯谚语说：“砍树木屑飞”，当时中国的官方大概是顾不了这许多了，“大方向对”就行了，再加上当时中国两位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气质与经历的特点，促成了中国官方对“逆向种族主义”的大力鼓励。

80年代的中国在总体上是进步非常大的，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个人权利方面，进步都是非常大的。笔者特别要提出的是后者。一般人只承认中国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实际上，中国在个人权利方面取得的成就并不小于经济成就。就最看得见的成绩而言，中国官方给自50年代以来被迫害的无数人士平反昭雪，就是一个不可小看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中国整个社会，不仅仅是官方，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伦理道德、个人生活方式方面都变得前所未有地宽容（值得欣慰的是，这一趋势在９０年代进一步发展）。这些巨大进步，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确有不少我们今天看来是过份的压制性因素这一事实，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当时的“逆向种族主义”是否有可能是必要的（甚至对于有些人来说，今天“逆向种族主义”是否仍是必要的）。然而，无论在当时“逆向种族主义”是否必要。无论怎么评价“逆向种族主义”的“历史作用”，它都不可能是中国人意识的常态。这道理是再简单不过的，很难让任何一个民族永远保持认为自己是卑劣的、理应屈从于其他更优秀的民族这种思想，遑论中国这个有着相当灿烂辉煌的过去（这个过去离今天并不十分遥远。），有着１２亿人口，在近代史上虽屡遭挫折却远未显示衰亡迹象的大民族。这是一个用不着什么高深的理论来“证明”的道理。任何生命都有自我肯定的机制，舍此就不能生存。于是，从８０年代末开始，在中国的知识界出现了对“逆向种族主义”的反思，直至９０年代汇成了强有力的“民族主义”潮流。但值得指出的是，“逆向种族主义”在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掌握学术及教育权力的高层知识分子当中，仍占有主导地位。

认识到了上述历史背景，就会明白，所谓９０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只不过是中国知识界从８０年代的自虐狂热向正常的、较为平和、较为多元化的心态的回归。应该说，９０年代的这种心态才更接近于常态。因为是常态，无论是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还是西方人，都必须面对这个常态，与其相处，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如果你拒绝这种常态，对它施加过度的压力，以期强行改变它，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

应该说，中国向民族主义的一定程度上的回归是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以及“六四”之后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在中国的公众支持率大大降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活跃在海外的中国作家何频在１９９１年就写道：“海外一些民运组织的根本问题，不是经济拮据，也不是内斗，而是它丧失了道德生存的基础，对于一个处于草创阶段的组织，这恰恰是致命因素。即使有一天中共真让这些组织回去，人民却有可能不承认它，不欢迎它。”［８］究竟“丧失了道德生存的基础”是什么意思，他并没有细说。这可能包括许多方面，譬如，“自由派”这个词往往是一种误导，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往往十分缺乏宽容不同思想的精神，甚至往往不惮支持政治势力压制与他们不同的观点，因而可以说，他们十分缺乏自由主义精神，他们的“精英统治论”［９］也反映出他们对于民主政治的支持并不真诚。然而，海外民运组织的“逆向种族主义”色彩不仅使他们在９０年代迅速丧失了中国本土人民，而且丧失了海外华人的支持。笔者１９９０年在美国曾对持不同政见刊物《中国之春》当时的主编说过：“你们要在中国发挥影响，而你们整天骂中国人（不仅仅是中国政府，而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人），即使单从政治运作的角度看，这也是不明智的。”然而，这些组织从总体上说在“逆向种族主义”中陷得太深，以及由生存环境所限，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调整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难题。然而，一些作为个人的持不同政见者则已迅速作出了调整。他们在海外往往为中国的国家利益说话（但同时在意识形态方面却仍与中国官方对立或至少是存在重大分歧）。留在本土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也迅速丧失了在公众中的影响力。他们自己将此归因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俗文化的崛起。［１０］笔者认为，通俗文化的崛起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丧失了道德生存的基础”，包括他们坚持“逆向种族主义”，蔑视和仇视一般中国公众，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强调指出：上述“逆向种族主义”的自虐狂热在80年代也主要存在于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圈子中，在今天则丧失了许多阵地，仅限于上层“自由派”知识分子之中了。一般公众虽然也受到“逆向种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但在总体上并无这种自虐狂热。知识界的思潮风云多变，而公众则总是那样：一要吃饭，二要自尊。指望足球场上的球迷们为了外交而为对方球队叫好是不可能的；为了“文化战略”，为了向西方学习先进文化这些深奥的东西而热爱外国球队、仇视本国球队就更不可能。实际上，“沉默的大多数”，即一般公众，对于“逆向种族主义”一直是反感的。

简而言之，笔者认为，所谓９０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只不过是对８０年代的“逆向种族主义”的一种逆反，是从一种变态（无论其有多么充分的理由）向常态的回归。如果说这就算是“民族主义”，而且是“assertive nationalism”，那么，恐怕很不幸，我们要在未来与其长久相处下去。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恐怕是万幸，无论是对于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是这样。笔者在一次与意大利安莎社记者Francesco Sisci谈话中提到这种80年代的反常自卑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Sisci先生的回答很有启发。他说因其不可能长久维持，所以这种自卑反过来可能是很危险的，因为它很可能转变为过度的进攻性，转变为过度的显示或使用力量的饥渴症。他告诉我说，意大利人在法西斯上台之前就处于这样一种过度的自卑之中。实际上，类似的情结在《河殇》中就有明显反映。《河殇》认为中国文明低劣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缺乏尚武和对外扩张的精神，譬如，它质问：“为什么岛国的倭寇可以渡过海洋来打中国，而中国人只能守在海边，竟然连想也没有想过要去那个岛国看看这倭寇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当时欧洲已经拥有火器装备的海军四外侵略，而中国还只知道修筑万里长城？并且竟然把长城修到了海边呢？”如果整个中华民族看了《河殇》后决定因自己如此卑劣地缺乏尚武精神而自杀则是一回事，但万一中国人决定不自杀，而是痛改前非呢？我们这次是不是要搞些海盗或海军不但去日本看看，还要去美国看看呢？就对西方人而言，从长远看，也许与一个有着清晰的自我利益意识因而并不总是那么驯服的正常的民族打交道比与一个陷于自虐狂热的民族打交道要更安全些。幸而中国人在大多数时候心态还是比较正常的。

西方光环的消褪与国家利益意识的觉醒

中国90年代的“民族主义”除了是对80年代“逆向种族主义”的逆反之外，也表明了中国人对于真实西方的了解有了加深，因而西方的光环逐渐消褪，中国人自己国家利益意识逐渐觉醒。

80年代的中国人心目中的西方有着一圈神圣的光环。他们把西方想象成物质极度丰富，人们高度文明、高度道德的天堂。比如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天真地想象西方不存在嫉妒，因而发明了沿用至今的“东方的嫉妒”一词。当然他们并不知道真实的西方是什么样子。但他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模式来作自己的西方梦。譬如一个主张性自由的中国人会想象西方是一个可以随意与任何漂亮姑娘上床的性自由天堂，而另一个对性道德持严谨态度的中国人在大街上看到恋人当众接吻时则会愤愤不平地说：“在西方国家就决不会有这种不文明的事。”那时的中国人，每逢遇到什么不痛快的事，诸如被人碰了一下而对方没有道歉，就会说：“在西方决不会有这种事。”其间有些人到西方作了短暂的访问。往往仅仅十几天短暂的访问，那些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就会使一些人放弃自己几十年的信仰（人们就是这么轻信，据说一些在60、70年代中国最困难的时期来华访问的西方人曾认为中国是地球上仅存的天堂）。这种仅只十几天访问便认定西方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天堂的轻信在90年代被嘲讽地称之为“现代化欣喜”。可以说，当时中国人对于西方的想象只是他们自己的幻梦、情绪的投射，与实际的西方相距甚远。

然而，到了９０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海外长期生活和学习，对于西方有了更多的了解，西方的光环逐渐在中国丧失了垄断地位（应该说至少在知识分子圈中还占相当的优势，但垄断做不到了）。许多被列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的人是曾在西方留学过的中国人。如张宽，他因对西方持批判态度而被“自由派”知识分子愤怒地形容为因个人在西方境遇不佳而怨恨西方的人；［１１］盛洪，他到美国访问了一年后写了一篇《什么是文明》［１２］，认为中国文明优于西方文明，从而掀起了一场讨论；张承志，在国外转了一圈后写了《神不在异国》及其他许多文章，［１３］因其原有的知名度及文笔的优美，掀起了中国思想界的一场更大的讨论。《神不在异国》这个篇名本身就是发人深醒的：这意思显然是作者本以为神在异国，但亲身转了一圈之后才发现神不在异国。作者写道：“你曾经在出发之前抱过一个幻想。你曾经确实想过去找到它，并且使它成为你人生的支撑”，然而“你的梦失败了。就象你猜测的他们的梦根本不存在一样，你的追踪他们的梦狠狠地撞了墙。”

公正地说，西方发达国家的许多东西，包括物质方面的以及非物质方面的，都比中国要好，然而，没有中国人在80年代所幻想的那么好。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知识界到了90年代已经逐步了解到，西方人的个人行为，特别是国家行为并不完全是理想主义的，而是相当“realpolitik”，即实用政治或强权政治的。在８０年代，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心目中，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完全是道德的化身，是中国人民的救世主，它们关心中国的经济发展、人权、民主，一心希望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如果说它们与中国有什么矛盾的话，那是与“中国的专制政府”的矛盾，这些矛盾是由于西方人关心中国人的福祉才产生的。然而，中国人逐步了解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他们吃惊地了解到，许多西方人担心中国的经济发展会与西方争资源（如Lester Brown）、争市场，害怕中国人如果过上富裕生活就会妨碍他们的奢侈生活；他们逐步认识到，一些西方战略家与政治家想削弱中国并不仅仅是旨在削弱中国的“专制统治”，而是中国的强大本身就会使他们不安；他们也模模糊糊感到，关于“最惠国待遇”等问题，决不仅仅与“人权问题”有关，而是牵涉到美国的贸易利益。吴国光，一位曾被认为是亲西方的赵紫阳“改革派”人士，在美国住了几年并拿到了一个政治学博士后，却认为：“对于美国舆论和战略界来说，对中国的主要恐惧与其说是来自意识形态的担心，不如说来自未来霸权兴衰交替的忧虑。”［１４］

这是不是说明西方有什么错，或者说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认为西方有什么错呢？不能说明。中国人无权要求意大利的街上没有小偷，也无权要求美国人不考虑怎么多挣些中国人的钱。西方的行为没有什么特别不对之处，而是十分正常。问题在于中国在80年代对西方所抱的幻想过多，就象俄罗斯人一样。幻想终将归于破灭，于是便有西方光环的消褪和中国自我国家利益意识的觉醒。80年代中国人看西方，就象一个儿童看一个他所仰慕的成年人，充满了幻想、崇拜与爱慕；而90年代，这个儿童长大成人了，懂得了那个成年人有种种缺点，有不那么光明的一面，于是他就不再那么仰慕那个成年人了，但这并不是说他就不能与那个成年人和平相处，甚至成为伙伴。但那个成年人必须理解，儿童终将长大成人，他必须与那个原来的儿童平等相处。然而，西方舆论对于所谓“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反感和攻击，说明他们没有理解这个儿童长大成人的自然和必然的过程，不切实际地要求那个今天已是成人的前儿童仍旧保持儿童期的仰慕和顺从。可以预言的是，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中国的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于“民族主义”的过度攻击只会招致更为强烈的反弹。

中国是否会出现过度攻击性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当然有可能，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中国目前并没有出现过度攻击性的民族主义，至少那种声音是很微弱的。在民族主义方面所出现的变化是显著的，但这只是从80年代的非正常状态向正常状态回归。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都将不得不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面对这种正常状态。这就有个相互明智地相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