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解放前”來到”天上人間”，也說公平

萬湖小舟

      研究所給我們課題組配了一位不惑之年的汽車司機李師傅。為實驗方便，他給組裡拉器材，設備和人員。那時改革開放剛開始。一天工作之餘，大家閒聊。我說了句，現在農村改革，打破了”大鍋飯”，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真好。誰知李師傅極不滿意地噎了一句。”什麼大鍋飯? 那是毛主席給我們飯吃。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原來李師傅家在農村，妻子帶着兩個小孩子在家務農。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後，妻子既要帶孩子，又要承包責任田，家裡明顯勞力不足。過去在生產隊裡，大家互助，還能過得去。現在各搞各，李師傅的家在農村就屬於弱勢群體了，像過去的”貧農”。李師傅怎麼不抱怨又回到了”解放前”。我才明白改革開放的政策並不是給所有的人都帶來了好處。

      三十年過去了。一次去上海拜訪一位老同事得知，李師傅現在和老伴也在上海，住着自己的新房，含飴弄孫，好不快活。原來李師傅的兒子和女兒乘改革開放的東風，去上海打下了一片天地，創了業，置了房，把父母都接到上海同住。我為李師傅感到高興。如果見到他，我一定要和他開個玩笑: 用三十年從”解放前”走到了”天上人間”。李師傅現在一定會感謝改革開放的政策，不然他的一對兒女還在農村務農，他和老伴哪能在上海兒孫繞膝，歡度晚年。

      所以再好的政策也會使一些人的利益暫時受損。重要的是社會要有一個公平競爭的機制。在這個機制下，利益受損者，或弱勢者可以後來居上，從底層邁向高層。反過來百萬富翁在這個機制下也可能從峰尖走入峰谷。都取決於天時，地利和人和。改革開放三十年來造就了很多的由下而上的勝利者，也淘汰了不少從上到下的失敗者。報”怨”或報”恩”，規則就在那裡。規則是不是可以更完善，更公平一些？顯然還有很大的改革空間。

      說實話”紅二代”，”官二代”和百姓的二代沒有什麼不同。只要在公平競爭的機制下上位，對誰都不應該有非議。有人總說某某人的公子行事低調，好像是個美德。其實如靠自己的本事打下一片天下，高調又有何妨?

俗話說”窮不過三代”，”富也富不過三代”，是針對公平社會而言的。沒有了公平，對弱勢者豈止才窮三代，對富有者又哪能僅僅富三代。但是就算建立了公平競爭的機制，由於人與人在智力上，體力上和機遇上有不同，也還會有弱勢群體，有貧富差別。對一個現代社會來說，如果讓人三代才能脫貧，太長了，不公平。如何幫助社會的弱勢群體，縮小貧富差別，儘量做到公平一些?一些發達國家的政策和措施值得國內參考。

      加拿大地方政府徵收的房產稅在西方國家中是很高的，還年年上漲。政府告訴你上漲是由於要更多的投入教育，要更新公共設施等等。凡沒有購買自己房子的人不用交這個稅。卻有權享受教育和公共設施的社會福利。這好像有些不公平。

       又如德國人不實行全民公費醫療，要買醫療保險。對普通的醫保，很多保險公司，如科技人員保險公司(TK)，都實行醫療保險的費用取決於受保人的收入。收入低的，保費底，收入高的，保費高。但不論所交的保費多少，在同一個醫保項目下，受保人和他/她的家庭成員都享受相同的醫療待遇。這好像也不公平?

目前國內的醫保一般是按保險項目收費。交保費高的，能報銷的醫療費用就高，交保費低的，能報銷的醫療費用就底。這看起來比那些發達國家的政策和規定公平。上述發達國家的那些政策和規定是不是有”劫富濟貧”之嫌呢?

      按”付出少，少得，付出多，多得”的道理中國的醫保算公平。可那是淺層次的，表面上的。如果得的病相同，為何富人可以占有更多的醫療資源，而窮人只能擁有少量的醫療資源?這顯然不公平。如果按”向社會索取多，就應回饋社會多”的道理，上述發達國家的法規不僅不是”劫富濟貧”，而是深層次的和實質性的一種公平。

       很多先富起來了的人，道德高尚，願意幫助弱勢群體，捐了很多善款，積極參與公益事業。無疑對促進社會公平起了積極的作用。但憐憫不是公平，道德不是法規。舉房產稅為例，西方過去是沒有房產稅的。一些百萬富翁買了豪宅，總想做些善事，給地方政府捐些善款，成為一種時尚。但政府並不領情，將做“善事”制度化和法規化，這才有了房產稅。房子越大，房產稅越高，這對縮小貧富差距，尋求社會公平是一種有力的措施。國內的房產稅雷聲大，雨點小，還沒有有效地解決一些人擁有N套房，更多的人買不起房的不公平現象。

德國人有一句諺語”Leben und Leben lassen”，大意是“自己活，也讓別人活”。在這一點上重慶做了積極地探索和實踐，其經驗值得總結，完善和推廣。

       當然中國的改革開放才走過了三十年，而資本主義國家已經走過了上百年。中國完全可以在不斷完善政策，法規和制度後建立一個更為個人心情舒暢的公平社會。但到時一定還會有人鳴不平，那是天生的批評家。只好說”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