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義禮智信--人類社會的普世價值觀

送交者: 潘一丁 2013年08月11日17:44:25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在以科學《新理論》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基礎上，完成的拙文《論社會》中，已經釐清了幾個不可或缺的基礎結構性概念：一，人類是生活在天（宇宙）地（地球）之間的一種唯一具有可以由“人性”來控制和約束生物“天性（自私、貪婪、欲望）”的特殊生命，處在“天”之下和一切其它生物之上（所以佛教所謂“眾生平等”的概念，有虛偽、錯誤、不科學和難以自圓其說、只能騙人之嫌、不能以理服人）的一個特殊層次中。在承擔“替天行道”--主宰地球上一切萬物的生殺權力的同時，對保證地球生態環境的穩定和正常有序的運行，以及為後果買單，負有不可推卸的義務和責任；二，社會是一個如“紫禁城”般人造的“非自然生態小環境”，以便在有限範圍之內，獨自享受在動物世界中享受不到的物質文明，而儘量不影響甚至破壞大自然母系統的正常運行。所以根據“原子學理論”的科學原理，在社會內部理應有跟“叢林法則”相反的運動規則和方向，一定要保持對“原子核”般母系統（大自然生態環境系統）有足夠大的離心力，才能不被再次吸引回去、重新融合、湮滅；正是這兩個基礎結構性概念，形成了可以靠自然科學般“以理服人”手段，來進一步討論和實踐的可行性平台。 有一個眾所周知、卻被有意無意忽略的常識，那就是在大規模商業活動或集市貿易的互動來往中，為了保證相互間“有比較才有鑑別”的公平合理、不至於利用權力或武力來欺行霸市的條件或氛圍。必須有一個被所有人一致公認和接受的度量衡器（如尺、秤和鐘錶計時器等）作為標準。否則的話，社會就不可能保證活動正常、有序的進行，只能回到需要遵守“叢林法則”的動物叢林中去（現在已經出現這種跡象的苗頭），這是只要稍微有一點生活經驗和聯想能力的中國人，都可以心領神會的（正所謂“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是也）。所以任何鼓吹要絕對“自由”的人或理論，只能給它們下一個“進化不到位”的結論，除了說其是“返祖”以外，沒有更恰如其分的形容詞了。那麼，既然在一個相對簡單的貿易來往中，都需要一個被一致公認接受的標準度量衡（秤、尺、時間等）。又為什麼在一個遠比貿易來往要複雜得多的社會人際交往行為中，不應該建立起一套判斷是非的“度量衡”般、價值觀標準體系呢？答案當然是肯定的。這就是日益有“地球村”趨勢的人類社會，客觀需要有一個被一致公認和接受的、類似“標準度量衡”的普世判斷是非標準的原因。 其實這種訴求，早已經存在於東西方很多讀書人和有識之士的潛意識中，希望有一個統一的是非標準，來協調、規範全人類社會的行為，從而達到世界和平、和諧、有序的目的，於是就“因運而生”地、出現了一個所謂“普世價值觀”的新概念，希望在全世界建立起一套如標準度量衡般的標準系統，其用意和出發點的正確性無可非議，而且根據電腦軟件“向下兼容”規律，理應產生在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基礎之上，因為只有這種文化才能為建立這樣的普世價值觀，提供足夠豐富的全部內涵。那麼，全人類的“普世價值觀”到底是什麼呢？ 如果以中國文化來詮釋的話，可以將其壓縮為“仁、義、禮、智、信”五個字（只為順口、易記，沒有孰輕孰重的排位）。我們只要認真、準確地，掌握這五個字的精華要義，在需要時將其解壓縮開來，就可以用來作為規範社會行為決策的指導或參考，放之四海而皆準，沒有例外： 所謂的“仁”，是規範人與人之間相處的行為準則。人類生活在以集體分工合作為主的社會中，聯繫密切並相互依賴。由於天性的影響，而使得合作和競爭同時存在。但社會中合作的比重和重要性都遠大於競爭，而人類是有強烈感情需求的生物，所以精神上的感受會明顯影響能力和效率的發揮。因此古往今來，在“代表少數精英利益的統治集團”、和“代表大多數基層社會人利益的被統治集團”之間，儘管有利益分配的矛盾甚至衝突。但聰明一點的前者，都懂得營造一個好一點的環境氣氛，來改善相互不滿的情緒、儘量避免出現對抗性的破壞事件。因此，要求相對的強者，能夠保持“友善”“樂於助人”“平等待人”“不持強凌弱”的態度，就被作為“仁”的標準來提倡，以保證社會相對有一個和平、和諧、愉快的合作氛圍和客觀環境。“仁”和“愛”之間，雖然有一定的類似甚至關聯，但是有境界、層次的區別。一旦“仁”被忽視或削弱，兩個集團之間利益分配不均的矛盾和對立就會突顯出來，最後發生尖銳的對抗，暴戾之氣上升，社會就趨向惡質化，直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什麼是“義”？義就是負責任、有擔當，有正義感和同情心以及自我犧牲精神等品質，是特別用來約束自私這種“天性”對社會產生的破壞性影響。這是保證人類社會生活中，相互間正常活動的最基本、最起碼的規則，是建立分工合作和公平競爭的基礎。因為人生活在一個必須共同合作和相互依賴的社會中，在這儘可能地工作（甚至要做並不想做的工作），而又要有節制地取得回報（哪怕這種回報總是不能滿足自己的期望），這兩者都是和自私的天性“格格不入”的，所以需要以提倡上述的的那些品質來平衡或抵消自私的負面影響。可惜在中國，由於大部分時間處在封建專制的極權統治之下，整個人性受到壓抑，“義”自然也得不到重視、提倡。卻在黑社會或少數人要進行非法活動或造反時，由於力量對比的懸殊，為了團結一致來抵抗官府鎮壓或社會多數人反對的需要，而特別強調“義”的價值，雖然目的未必正確，但卻證明“義”的確是團結合作的有效保證。久而久之下來，成為他們的傳統特徵。再經過各種藝術的宣染，反而好象成了黑社會的“專利”或形象代表，而正常社會中卻在極盡“忘恩負義、爾虞我詐”之能事，又怎麼能指望它會好得起來呢？ 其實“義”也本來就是西方社會推崇的道德標準。從耶穌為救世人上十字架、受到歡迎的俠盜（如羅賓漢、左羅）、英國的“紳士風度”等，無不含有“義”的精神。而當今社會出現的不少問題，無論從經濟危機到總統的彈劾案，都可以從“義”是否忽略的角度去找出一點原因。我們無法想象一個沒有“義”的社會，能夠保持穩定和諧、更不要說會長足進步了； 什麼是“禮”？“禮”就是指現代概念中的道德和法律。既然人類社會是一個人造的“非自然生態環境子系統”，就一定要有自己的運動規則。按照原子物理學常識，為了不被以叢林法則為運動規則的母系統吸引，重新回歸動物世界。就需要有一個跟叢林法則完全相反、甚至“對着幹”的運動規則（如叢林法則強調競爭、人類社會就要提倡分工合作；叢林法則規定“弱肉強食”、人類社會就提倡“濟弱扶貧”；叢林法則規定“優勝劣汰、適者生存”，人類社會就要強調“團結互助、合作共贏”等）。以便產生足夠大的“離心力”來抵消母系統的吸引力。這個新的運動規則，就是道德和法律的規範。這種規範經過抽象概念化後，就是“禮”。通俗點來說，道德是正面的精神規範，就像高速公路上方的“路標”，指出正確的行為方向；而法律是給出行為不可超過的極限，像道路兩旁的“欄杆”，起糾正和具體阻擋的作用。由此不難看出，“禮”是人類社會能夠存在和運行的最基本的保證，其中道德決定社會的質量和方向，法律用來克服可能的阻力和破壞。中國古代先哲提出過一句口號曰“克己復禮”，可以解釋成“為了遵守道德和法律，要克制自己的天性行為”。這在當時的認識水平上，的確已經很不容易了。因為無論是理論或實踐都已經證明，包括人類在內一切生物所具有的“天性”，會離間社會的合作、阻撓正確方向的發展進步，只是由於人類能夠依靠理性的思維，總結出用道德和法律來約束“天性”的有效方式，才得以做到任何其他生物做不到的事。所以，正確的觀點是：人類要想保持社會的穩定和不斷進步，必須懂得堅持依靠道德和法律（復禮），來約束那已經有害無益、卻永遠無法消除的“天性”（克己）。也許可以認為，人類文明的進化歷史，就是一部“禮”和“天性”反覆較量的記錄。其實今天出現的“自由化”思潮，本質上就是一種“返祖現象”的危險趨勢，而對付這種趨勢的“剋星”就是“禮”； 所謂的“智”就是代表“聰明程度”的智力或智慧。是對個體社會人的素質要求，而這種素質、是需要通過對知識的努力學習和實踐，才能獲得的。因為一個特定社會的整體素質（或文明程度），取決於這個社會中所有個體社會人的平均智力的合成。根據科學《新理論》的“民主觀”，認為『構建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必須具備兩個不可或缺的要素。就是領袖的獨裁、和絕對（但有定義域限制）的言論自由。兩者相互制約又相輔相成，缺一不可』而“言論自由”的質量或有效性，是要由社會人的智力來決定的。否則所謂的“言論”，就淪為“鳥啼蛙鳴”級別的“想說什麼說什麼”的叢林層次了。這更是中國人的偉大領袖毛澤東，最後由民主轉向徹底的獨裁的深層次客觀原因，因為他始終沒有受到真正有智慧、有水平的“言論自由”的約束。最後膨脹成為無法無天的封建帝王，對中華民族犯下跟他的功績一樣大的罪過。而中國人當時整體表現出來的愚昧、盲從和不智，也是難辭其咎的。而今天全世界表現出來的所有災難或不堪，都無一不可歸咎於大多數被吹捧為民主“大眾皇帝”的人的，阿斗般無能和不智，以及西方的精英集團，在錯誤的社會理論影響下，同樣表現出來的“愚蠢”（想想他們在處理包括“斯諾登事件”在內的國際外交事務中的拙劣表現、就知道了）。所以將對“智”的要求納入“普世價值觀”，乃是天經地義的理所當然。否則，人類有退回到叢林世界，重新跟畜生為伍的危險； 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信”，“信”就是誠信、信用或信譽。普遍應用在國際間的條約協議、銀行的借貸業務、企業間的買賣合同和日益普遍的信用卡，以及人際關係的處理等，無一不都是建立在“信”的基礎之上。是人類社會活動能夠平穩、正常運行的基礎和保證。更是區別“人之所以是人而不是高等動物”的重要邏輯特徵。其實在中國文化中，早就有“人無信而不立”之說，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今日世界的種種災難或不堪，大到國與國之間的背信棄義，中到政府或企業的信用破產、小到人與人之間的爾虞我詐。恰恰都是因為“誠信缺失”所造成。 由此可見，如果用“仁義禮智信”的普世價值觀來衡量今天的國際社會的話，就不難發現，整個是一個“不仁不義，無禮無信，且缺智少慧”的狀態。這才是當前人類社會真正的“病根”之所在。要是不出現這樣或那樣的末日般災難、甚至難以為繼的困境的話，反倒是不可思議的咄咄怪事了。所以在現代化資訊無遠弗屆、惡性循環相互影響的今天，『為全人類社會建立起一個經得起推敲質疑、可以“以理服人”並切實可行的“普世價值觀”，以保證大家有一個共同的鑑別和比較的標準，而不致陷入重回動物世界般的尷尬』理應成為對症的“處方”和當務之急的措施。 也許有人會提出，要把宗教界的所謂“博愛平等”、民主人士提出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權”、或古代中國文化推崇者提出的“忠孝仁愛禮義廉恥”、甚至四維八德之類的概念，統統裝進“普世價值觀”。粗看起來，未必沒有道理。但是如果仔細推敲的話。可以認為這些概念不是有偏頗不確之嫌（歡迎挑戰質疑）、就是已經屬於那個“五字真言（仁義禮智信）”的高度包容之中了。何況要建立一個“普世價值觀”，本來就是一件事關全人類的大事，理應由更多有識之士一起來“共襄盛舉”。本文只不過是挾中國文化當仁不讓的“天命”，帶頭起一個“拋磚引玉”的作用而已（當然還有一個“公私兼顧”的心理，那就是作為“試金石”，讓自喻為或被當做“社會棟梁”和“良知代表”的東西方讀書人，以他們的實際表現，留下代表自己真實智力或智商的痕跡，作為“證據”，來供後人評說）。 這裡想起一則可以作為本文結尾的笑話。說『愛因斯坦與三個人閒聊。一個人的智商150，愛因斯坦說讓我們談談天體物理。另一個人的智商100，愛因斯坦與他討論哲學。最後一個人的智商只有50，愛因斯坦說，那我們只能研究通貨膨脹了』）所以這個“普世價值觀”問題，當然只能通過科學解壓縮中國文化後、正本清源的科學《新理論》來闡述。而把經濟危機之類“小兒科”問題，留給當代經濟學家們去“皓首窮經”了。 最後要順便提醒一下：我們不是總在喋喋不休地嚷嚷什麼“軟實力”嗎？其實科學而高明的中國文化，就是中國人真正不折不扣、貨真價實的“軟實力”。不要糟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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