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胡德平寫了讀“舊制度和大革命”的感謝， 從法國大革命談到改革。

二百年來法國革命研究多如瀚海，一個基本問題是，法國大革命是否必然？ 這個問題並不簡單。 法國對羅伯斯庇爾崇拜備至的著名史學家馬迪厄就提到，如果路易十六能像亨利那樣面對軍隊和挑戰，也許法國大革命不會爆發。 我們談法國大革命，不妨拿它和其他大革命比較，這樣才能深入實質。

聯想到胡德平的問題， 我們要問，如果波旁王朝進行改革，如何改革才能避免法國大革命？ 如果波旁王朝不進行改革，是否法國大革命不可避免？ 法國大革命爆發，是否非要如此進行，是否還有其他演化道路？ 等等。

法國大革命有其特點。 如果和美國革命比較，法國大革命最出色的領袖多是雄辯家，思想家，而非實業家，法官，軍人。法國大革命的領袖們在一個自己不熟悉的環境，即首都巴黎表演，而受到巴黎某些街區下層激進民眾強烈影響， 這些人一有分歧，就只能用暴力解決。從接地氣而言， 法國大革命的領袖比美國革命領袖們距離自己代表的民眾遠得多，高得多，也虛的多。 有興趣的可以研究一下丹敦，羅蘭夫人，米拉波，馬拉，羅伯斯庇爾，聖鞠斯特等人的出身經歷，再和拿破崙執政要員以及美國革命開國元勛比較一下。

當然，如果巴黎歷史上沒有底層暴動逼迫王權退讓的傳統 （可追溯到14世紀）， 或巴黎更商業化更實務的話，法國大革命演化的歷史也許也大不一樣。

如果我們研究中國戊戌變法和日本明治維新，也可以看到風雲人物之差別。戊戌變法光緒派的人多是思想家，很少實務經驗， 很少考慮改革變法具體可操作性， 而日本明治維新的風雲人物多出身武士，對實際問題興趣遠勝理論。中國常說日本明治維新不徹底，也許不徹底和可行性正是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因為難行，所以事情只能一步步做，有時還要掩飾自己的真實目的。

如果日本明治維新開始就把反對封建主義的旗號打出來，也許根本就不會吸引下層武士。也就不會有明治維新。明治維新後爆發西南戰爭，明治維新最大功臣之一西鄉隆盛站到新政府對立面，幾千武士戰死，這說明改革的複雜性。而新政府對德川慶喜以及戰死西鄉隆盛的態度也表現出高度政治技巧。 靖國神社（不提甲級戰犯）收容這些對抗明治政府的人也是一種政治技巧的表現。

回到胡德平的文章， 我們要問的是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改革，社會各階層有沒有共識， 既得利益集團肯不肯放棄部分利益？ 什麼樣的改革可能成功，什麼樣的改革可能失敗，為什麼？ 幾率有多大？ 如果不改革，革命會爆發嗎？ 又會以什麼形式爆發, 是否有多種可能？

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社會進展不小，至少不少人有實業和商業經驗。 在日常激烈競爭環境中，只有準備最充分的人才可能抓住機會， 問題是，中國的改革，中國人又做了多少準備工作呢？
就算指望鐵腕明君推動改革，鐵腕君主也還面臨一系列選項，步驟錯了，結果大不一樣。 再說，改革不是一個人能完成的事業，也不是百日政變能完成的事情，政治改革需要社會基礎，需要特定富有一定實際經驗的人來執行，這些人都在哪裡，又怎樣凝聚起來呢？

中國面臨改革，無論法律，經濟，政治都如此。 但改革的願望也許不能代替改革的設想。現在，也許看來最大的障礙是上層改革的願望，但也許那只是表象吧！

埃及事變演化到如此地步，某種意義也是推翻穆巴拉克後憲政方案本身就有缺陷。 對穆爾西限制太少。法國日本歷史上政體涉及都曾有過漏洞，以至政局可以演化到死鎖狀態而無退出之路。 德國魏瑪共和國能讓希特勒上台而實現獨裁，從憲政角度，根子也在制度設計。

一點胡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