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庵居士

数月前，我到前中共台湾省委常务委员，原香港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先生家中小叙，金先生大病初愈，但精神状况良好。一同前往的还有一位旅美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国事务杂志总编辑伍凡先生，另一位则是曾在1947担任美国派遣到中共杨成武将军处的军事小组首席翻译官，后来在中共公安部担任多年高级职务的旅美人士于浩成先生。

在谈话中，金先生谈到了人民币政策问题。金先生询问我对于大陆人民币政策的看法，我说：“在以前，大陆人民币不贬值，但可以用出口补贴和退税的方式来进行调整，暗中变相进行贬值，阻挡外币贬值的压力。中国加入WTO后，这个货币政策就出现了问题，面临着WTO签约国的约束，政府采取的常规货币政策就只有贬、升值和调整利率等几种手段。中共考虑到政治面子和短期稳定，一直强调货币不贬值，那么手段就只有调整利率这个办法，而且在目前，大陆经济学家对美国的经济政策比较推崇，美国利率政策调整又很有效，估计大陆会使用调整利率这个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相对而言，降息的手段温和但解决不了问题，大陆的问题不是产业结构，而是社会结构的深层问题，降息只会掩盖眼前的问题，但更可能的是会将中国商业银行推向绝路，造成更大的社会动荡。这是一个下下策的选择，最好的办法是痛下决心，进行货币贬值，同时配合相应的体制改革，一次将中国的问题解决，否则问题越拖越大，错失大陆借加入WTO进行改革的最后良机。”

中国加入WTO，中共的财经会议一拖再拖，本想解决问题，但据目前看到的资料和得出的结论并不乐观，数年前要解决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当务之急的财经政策也没有制定出来，这个会议开成了一个空谈的会议，对中国加入WTO后的财经政策走向和问题的解决与应对没有本质上的改变。而会后发出的声音也与以往的声音没有任何变化。更遗憾的是，在这次会议之后，我听到了数月前我在金尧如先生家中讲过的、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下下策：人民币降息。这次人民币降息的政策反映了中共迟钝的经济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讲，很可能是催化大陆商业银行的崩溃，引发未来社会动荡的一大失策。

据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本次降息是央行针对经济增长速度和消费物价连续数月下降而采取的一项措施。制定存贷款利率下调方案，综合考虑了居民、企业、银行等各方面的利益，并重点考虑到减轻企业借贷的利息支出。这次贷款平均利率比存款平均利率多下调0.25个百分点，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促进生产经营发展。存款利率下调幅度小于贷款利率，适当缩小银行存贷款利率的差额，有利于促进商业银行改进经营管理，增强竞争能力。当前，中国一年期存款利率是2.25%，扣除利息税后为1.8%，而去年的消费物价指数增长0.7%~0.8%，降息有一定的空间。

既然中国政府有如上的看法和打算，那么就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中国大陆的现状，看看中国政府是否能达到他们的目的。

首先，我们看看大陆的贷款都是谁在使用。在中国大陆，银行贷款的90%是贷给了国有企业，占有中国全部资源70%的国有企业创造的财富却只有30%。相反，只使用30%资源的私人企业却创造了整个社会70%的财富。大陆政府宣称的对企业的利益相对于国有企业可能会发生作用，但对整个社会财富的增长只能是阻碍，因为这个政策仍然是扶持衰败的国有企业，让它们苟延残喘，相反继续压制创造了70%社会财富的私人企业。最表面的功绩就是让国有企业的帐面更好看一些，亏损数量减少了。但实质上很难从根本上促进经济的改观。

其次，降息是否会对房地产业产生促进作用。在中国大陆，目前的状况是贫富分化严重，为了将民众手中的储蓄释放出来，刺激内需，大陆在数年前就开始了政府工程及“假日经济”等手段。但实际效果如何呢？对经济的刺激有作用吗？短期看，效果有；从长远看，其效果微乎其微，并未拉动中国内需。为什么会这样？在美国，控制经济的主要手段是调整利率，近年来，美国政府充分运用了利率杠杆，使经济得以顺利发展。但利率调整功能离不开美国的社会基础和背景，美国是个公平法制的社会，无论在税收和制度上都有一个良好的体系。美国的社会保证体系虽然不完美，但它确是健全有效率的。美国的百姓不会因为失业而为生存困惑，美国民众没有储蓄习惯正是因为他们有良好的社会保证体系，不会因为生病而担心无钱治疗，也不会因为退休而担心老年无钱养老。反观中国则是整个社会保障机制没有建立，普通百姓因医疗，教育，退休等社会保障系统问题而担惊受怕。中国民众选择储蓄不是因为他们要赚取0.25%的利息，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信心，是为自己的生存而担忧。而这个最基本的不同，更造成了中美社会的截然不同。美国实行利率调整的一个基础是，美国社会无论人力还是资本都是自由流动的。在中国，无论人员还是资本都不可以自由流动，技术人员可能因为户口而无法流动，资本也会因为银行和政府管制而无法流动。中共无视自己与美国社会的根本不同而照搬美国的利率政策怎么能行得通？

另一方面，中国的房地产与美国房地产的价格又截然不同，美国房地产中间价格是13.87万美元。但美国平均家庭收入是3.1万美元，购买一栋房屋只需要五年的工资收入。但中国的情况是这样吗？在中国的城市，购买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平均价格是40万元人民币，但家庭平均收入却只有1.9万人民币。也就是说，大陆百姓购买一套普通住房需要二十年的工资收入。阻碍大陆房地产业发展的根本原因难道仅仅是因为贷款利息吗？难道降息之后大陆的百姓就有能力购买房地产了吗？事实上在中国大陆购买房屋的主要方式还是现金，贷款购买住房的只占全部房屋出售数量的7%。难道降息就能改变大陆房地产的萧条吗？

其三，有大陆官员说，降息可以促进股票市场的回升，将大众的游资投入到企业发展中。我很奇怪这种言论，这是一种无视大陆现状的荒唐言论。中国大陆的股票市场的市赢率远高于其他国际股票市场，但上市企业的业绩又远逊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上市公司。数月前的国有股减持计划是个好计划，但行使的手段又很拙劣，结果造成了股市的衰落，当然这不是后退，而是恢复正常。而大量股票市场黑幕的揭露将大陆股票市场的腐败和不规范现象展示给大家，使民众对股票市场失去信任。政府不从根本完善投资市场，而想依靠降息来挽救黑暗的股市，这无异于对不法集团的一种鼓励和纵容。难道还要将已经泡沫化很严重的中国股票市场推向更高潮吗？事实上，这样的降息政策根本就无助于改善百姓对股票市场结构性和司法性的信用及信心的丧失，也无法改变股票市场短期的衰落。

其四。日本与中国有着相似的民族性，在企业和金融界更有着很多共同点。日本经济停滞已十年之久，日本政府采取降息手段早已经使日本的银行利率降至最低水平，几乎为零，但日本经济仍然没有起色。日本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远好于中国，难道日本十年的实践不是我们的经验吗？作为未来的新经济体，中国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目前日本被迫壮士断腕，利用911事件之机，采取果断措施，对日元大幅贬值，从半年前的96日元/美元，贬到目前的140日元/美元。其幅度之大举世罕见。更有可能的是日本政府还会将日元贬值到160日元/1美元的水平。这样的压力，中国仅凭借尚属虚弱的国力就可以抵挡远强于自己的日本吗？难道降息可以阻挡日本企业的进攻吗？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难道日本不知道日元贬值对日本资产的损失吗？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进行强力的日元贬值？这里面隐藏的经济利益和长期战略目标中国政府为什么看不到？难道中国真强大到了可以无视日本的地步了吗？

我们可以回过头看看中国的现状，分析一下中国的问题并预测一下未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中共一直强调“摸着石头过河”以替代深层的体制改革，结果错过了大陆全面改革的最好时机。当时的状况是大陆的国有企业尚好，劳工阶层稳定。在中国全面施行资本主义化，在农村实行土地私有，在城市实行企业私有。并利用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的经济环境以快速的方式进行大幅度改革，无论农民还是城市工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利益所得，可以平衡各阶层利益，并使用资本原则全面调整经济及社会结构。可惜的是这种设想在八十年代末期被绞杀。而俄国则成功地利用十年时间完成了整体的社会改革，度过了这种改革带来的巨大阵痛（中共当政者和学界曾嘲笑俄国的改革阵痛，并庆幸以稳定繁荣取代了变革危机），为今日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基础和条件。当中国进入了新的世纪，中国农村一片萧条，工农业差距拉大，国有企业因经济改革的深入而多数陷入困境，尤其代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大陆东北经济重镇的企业全面破产，这令中共的社会体制改革陷入了另一种更深的困境。目前的农村状况是因为土地的轮换分配和非永久性私有，结果造成了没有人考虑未来，短期利益决定了土地资源的浪费，而一旦政府想实行土地私有化，就又面临着广大产业工人的利益流失，社会阶层的无法平衡。当农民拥有了土地可以变化成资本的时候，政府又如何释出相应的企业和资本给产业工人，大量破产的企业又怎么能给城市产业工人带来利益和回报，这样一来，在未来的深层次社会改革中，中共所面临的是更危险的境地。私有化进程所要面临的困难更大，利益集团更难以摆平。城市与农村的冲突会更加严重，甚至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

按照中国政府已公布的资料分析，政府财政收入中有1/3来自关税，在政府的开支中，以往的国债利息又占去了政府总开支的40%。根据传统的分析，商业银行的收入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息差，另一个是中间业务费。对于商业银行并不十分发达的中国而言，息差是商业银行的主要收入。可是，国企改革在短短数年中将大量的企业坏帐转到了商业银行，致使大陆商业银行的坏帐高达28%。刷新了世界商业银行史的纪录。在内部，大陆商业银行面临着WTO在中国全面实施的紧迫时间压力；在外部，大陆已经转型为外向型经济的工业制造业又面临着工业制造国日本的强力货币贬值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大陆政府因为政治原因而不顾未来，竟然采取了降低利率的办法来调整大陆的经济，并企图缓解日元贬值的压力，真是愚蠢而又天真到了极点。

也许有人会质问我，为什么说大陆政府决策愚蠢而天真？你上面的阐述并未讲清未来的局势以及这些数据与降息的具体关系？

前面我已经说过，促进经济发展就是要促进企业的发展，而促进企业发展的手段主要是降低利率，减少税收，降低社会成本。从表面上看，大陆降低利率是促进经济的一个手段，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利用银行贷款的主要是国有企业，而这些企业占有全中国70%的资源却只创造了30%的社会财富，相对于效率更高的私人企业并没有得到实际利益，降低利率所形成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这种结果只能是让本已奄奄一息的国有企业多活几日，与已经失败的“国有企业三年解困”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国有企业帐面亏损减少，实际上经济得不到真正的解决。而私人经济仍然得不到根本的利益。

作为依靠息差生存的商业银行，本来大量坏帐就已经让中国的商业银行头痛不已，大幅度减少息差收入，就无异于雪上加霜。中国政府声称降低利息可以促进银行改革，可在银行自身的坏帐难以解决的困境中，再让商业银行利润减少，商业银行如何减少坏帐？如何面对数年后的外资商业银行的入侵？更严重的是，作为商业银行主要收入的利息的减少带来的利润损失更可能是曲线性的大幅度下滑，而非直线性的减少，这样的减幅更可能引发商业银行的全面亏损。商业银行不仅无法改善和弥补原来的坏帐损失，更有可能会产生新的坏帐损失。银行的信用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不久前发生的阿根廷事件就是因为国家金融风暴所引发的政治动荡。中国商业银行利润的减少必然会降低银行本身的抗风险能力，至少政府在目前不敢要求商业银行提存呆坏帐准备金，就是因为商业银行一旦提取呆坏帐准备金就要面临破产的境地。中国政府这一降息决策，是挤兑银行利润而挽救国有经济，势必从根本上损伤银行的稳定，即使是在短期内银行尚可维持，国有企业表面亏损减少；但数年后，银行难以维持的时候，就必然要损害更多的企业，在中国企业自有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不可估量的损失。中国加入WTO，外资银行在数年中将大举进入中国，也一定会夺取更多的原中国商业银行的良好客户，而把“烂客户”留给中国的商业银行。世界上没有傻瓜，中国百姓也不是傻瓜，难道你愿意将自己一生的储蓄存放到一个不安全的银行中吗？难道你愿意看到自己的血汗钱付之东流吗？

我曾一再呼吁中共进行大幅度货币贬值，同时伴随深度的体制改革。在时间上，中国的降息政策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我曾在美国发生911事件的数日后，呼吁中共对金融政策采取适当的措施，如果在当时采取降息政策，其效果远高于现在。在日币大幅贬值的今日，中国的降息还有作用吗？尽管中国有八万亿人民币的储蓄，但平均在每个国民手中还有多少？按照目前的大陆财富分配比例，占绝对多数的弱势阶层的普通百姓家庭的储蓄不过数千元而已，这些钱不过是他们看几次病的费用，难道他们会因为利息下降而消费，带动中国的内需吗？

任何改革都需要一个时机，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条件。十年前，我在大陆鼓动国有企业上市，希望中国政府大力出售国有企业，但却遭到了拒绝。当时大陆的国有企业状况尚好，至少还有利润，有自己的市场，即使是到了海外上市，募集资本改造企业也不是十分困难。但过了十年，大陆企业没有大笔的资本注入，企业经营状况江河日下，全面破产。数日前，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在香港出售的数百亿的国有资产只能以十分之一的价格求售，但还不知道是否可以出售得出去。这个局面就是因为错失良机，将一个本可以高价卖出的抢手货变成了一个无人问津的烂苹果。

金融改革和大陆体制改革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中国加入WTO，更多的国际规则将在中国全面实施。全面开放金融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中国的稳定不仅仅是在政治上的稳定，经济上的稳定同样重要。在某种程度上讲，经济上的稳定决定着政治上的稳定，也决定着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目前政府采取降息这个在商业银行软肋上插刀的办法，实际上就是将中国的未来推向动乱的绝路。商业银行的内部困境必然会在降息之后全面显现出来。中国加入WTO全面降低关税，中央财政收入也大幅度降低，解决的办法无非是提高税收，增发国债，减少政府开支等几种手段。其中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增加税收，也就是对工商业增加税收。银行业在降低利息利润减少的情况下，对商业贷款就会出现紧缩政策，贷款发放更趋谨慎。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就更加恶劣。同样，银行内部亏损也将不断暴露出来，政府也无能力对银行内部坏帐进行补贴。银行自己更无能力去减少坏帐。数年过后，商业银行就会风雨飘摇，面临着更大的风暴。任何一个小的危机都会捅破中国金融这个烂疮，而那时候，中国全面开放金融，大量的储蓄就会转向外币，银行挤兑就会发生，资金外逃也就不可避免，中国就会陷入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动荡之中。这就是未来数年可能在中国出现的情况。危言耸听吗？我相信在中国的百姓都会有自己的分析和认识，也同样会认识到这不是危言耸听，阿根廷就是中国的前车之鉴。

也许有人会问：怎么才能预防这种现象？

坦率地讲，我不是政治家，也不是经济学家，我也清楚中国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但我更认为执政者目前最需要的不是政治和面子，而是对未来的负责态度，一个敢于置死地而后生的勇气，中国需要的是一个不畏艰险的勇敢者。只有在风险中求发展才能取得真正的稳定，而不是掩盖事实，用损害未来利益的办法换取眼前的短暂稳定。

当然，采取人民币贬值是中国经济政策中最具风险的一种手段，但它同样也是改变中国未来的唯一出路。中国的未来没有深层次的改变不可能有真正的希望，二十年的经济改革已经将中国推向了不归路，再进行任何政策上的修补对于已经转型中的中国社会都已经无济于事。货币贬值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如果辅之以深层的体制改革，对于中国还是会有一个良好的转机。

首先，人民币贬值对于国内的普通民众而言，并不会有什么根本性的影响，相对于高收入阶层和商人则影响较大。但更重要的是，大陆的商品在国际市场更廉价，占领的市场更广泛，更有利于促进大陆制造业的发展，侵占日本，意大利，韩国等制造国家的市场份额，压制墨西哥，越南，印度等未来的对手。其二，人民币贬值，相对于美元的坚挺，海外资本更愿意投资中国，亏损的国有企业更有价格优势，更容易得到海外资本的青睐和购买，这样一来，国有企业就可以通过海外资本和技术起死回生，政府也会收回相当数量的坏帐，就业也可以增加。其三，货币贬值，从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庞大的国债利息支出，同时也减少了商业银行的坏帐，无论对政府还是商业银行都是利多，减少了政府和银行的经营成本，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极为有利。而且更降低了未来增税的可能性，相对于企业和整体经济发展更有促进作用，同时也减低了可能爆发的金融风暴和信用危机的危险。其四，目前进行货币贬值，可以利用中国尚未全面开放金融的好时机，使用政策手段全面阻止变革中的资本外流和金融风暴，相对于数年后大陆再进行金融改革，风险更小，可用的政策手段更多，伴随的社会动荡可能更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目前，大陆的官员和私人企业家们都因为政策的不稳定而千方百计的想将资本转移到海外，如果在未来中国出现社会动荡或金融危机，难道他们会响应中共的号召而放弃自己的利益吗？更何况数年之后，中国全面遵守WTO关于金融开放的协定，资本外逃更方便更容易，他们会眼看这自己的财富丢失吗？其五，根据目前大陆的外汇储备和支出，人民币贬值的实际损失并不严重，人民币贬值反而可以阻挡因为关税减少所造成的“洋货”进口倾销，对正在发展和提升产品品质的大陆企业更有保护作用。而一旦错过了这个有利时机，在大陆市场全部失陷之后，商业银行陷入困境，制造业出口受阻，外汇支出增加并超过收入的时候再被迫贬值，中国所承受的经济压力和社会压力将更加巨大，更危险，政治改革更遥遥无期。其六，目前进行人民币贬值，可以减少大陆社会贫富分化，中共更可以顺水推舟施行社会改革，进行相应的社会财富再分配，在一定幅度上缩小收入差距，为未来政治改革铺平道路。当然，人民币贬值也会有很多弊病，中共最担心的也是信用问题和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但无论如何，在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缓慢，日元大幅度贬值的压力和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瓶颈的关头，中共还有什么更好的经济手段来促进未来的发展吗？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目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吗？还有什么更稳定的政策来推动中国经济进步吗？古人常说：“壮士断腕”，中国目前的状况正是需要壮士断腕的时候，现在不痛下决心，就会错过最后的时机，将中国人民引向深渊。

什么是最好的政策？什么是最好的管理者？能够放弃眼前利益而考虑未来的才是真正的智者。也许我们并不能清晰地描绘未来，但我们不能眼看着是悬崖峭壁还要盲目地“一往无前”。当我们明知道“降息”政策将成为压跨中国金融的最后一击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这样愚蠢蛮干？难道中国不是你们的中国吗？难道中国的未来没有你们的子孙吗？想一想，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又见到了人民币降息──一个愚蠢而又荒唐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