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貫堅持“文責自負”的本文，理應發表在正式而有足夠份量的社會理論學術刊物上，才能引起學術界的重視、真正起到“拋磚引玉、振聾發聵”的作用。可惜出自於社會之“野（禮失求諸野的野）”的科學《新理論》和筆者，雖然本着“謙虛謹慎但實事求是”的傳統原則，多次主動嘗試公開聯繫，希望能夠聯手一起來來共襄盛舉，為已經被“胡亂解壓縮”，而導致不能正常起作用、甚至起反作用的民族文化的重新“升級”。但是均不得其門而入，甚至反而屢次遭到掌握着 “主流話語權”、卻不懂“審時度勢、與時俱進”的、精英讀書人把持的刊物或網路論壇的排斥。顢頇到在資訊傳播已經“無遠弗屆”的今天，還以為可以“一手遮天”地封殺的地步。不過卻因此而物極必反，最後 “壞事變好事”地、加大了科學新理論跟現有錯誤社會理論、以及其形成的習慣勢力之間的對比度反差。更多、更全面地，創造了“有比較才有鑑別”的條件。所以為了進一步“火上澆油”來加大這種反差，以便刺激大多數人已經被太多醜聞、緋聞或假新聞麻木了的理智神經，重新恢復正常思考的能力。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再實事求是地“狂妄”一次，當仁不讓地、正式亮出自喻『傳統舊文化的關門弟子，科學新理論的開山祖師』的名號，以便激發擅長“窩裡鬥”的讀書人、要“群起而攻之”的公憤，讓科學新理論，真正經受一次“炮彈的洗禮”，並坐收“草船借箭”之利。讓他們在《新理論》的試金石上，留下足夠多可以“評說”的“含金量”痕跡。

不過必須事先聲明：筆者素來不喜歡吃“豬頭肉”（特別是冷的）。所以一旦文化“升級”成功（這是必然之事，只是時間的遲早而已，取決於一向自以為、或被說成是“社會良知代表或棟梁、脊梁骨”的，當代讀書人的實際智商程度）之後。千萬不要強行拉筆者去“配享”那想起來就感到噁心的“冷豬頭肉”。切記、切記！   潘一丁立此存照於2013年9月

正文：

自五四運動以來，一種妄般自菲薄、企圖否定中國文化，甚至鼓吹“全盤西化”的思潮，就在中國人之間蔓延、泛濫。形成了以孫中山、魯迅、可能還有青年毛澤東等為代表的“激進幫”、和一部分認可並推崇古代儒、道、法家思想或理念的“保守派”讀書人之間，一場典型的思想，理論範疇內的“窩裡鬥”。可惜他們之中的任何一派，都只能以生花之筆或不爛之舌，在“以己之長比他人之短”的氛圍中，利用本幫派支持者的迷信和盲從，各執一詞地採用類似“缺席審判”（不跟對手直接交鋒）的方式，在自己的地盤上，自說自話地、發表着慷慨激昂、振振有詞卻“夜郎自大”的觀點，就像孫悟空在如來佛掌心中，又翻跟斗又撒尿般不自量力，還要美其名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卻始終沒有建立起一個如自然科學般、可以“以理（或實踐）服人”的社會科學理論一樣。所以一旦離開擁躉者的鼓譟或權力的加持，馬上就勢單力孤起來。最後誰也說服不了誰，雙方再次重新回到歷史的老路上來，將“真理”的裁判權，交給掌權執政者，由他們來決定“尊誰滅誰”。讓不服氣或反對者，只能期盼“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地、等待下一次對手再次犯同樣錯誤時的“風水輪流轉”了。直到沒有喝過洋墨水，卻熟讀線裝書的毛澤東“借屍還魂”。以自己都說不清道不白的所謂“馬克思主義”作為大旗，來推行他在潛意識中，早已根深蒂固的帝王獨裁情結，和經過多年實踐、已經運用嫻熟的統治權術。在中國這塊上千年來從來沒有“改良”過的大地之上，根據自己保守的農民傳統意識，和沒有見過真正“世界大世面”、只能從浩瀚的線裝書中汲取營養或能量的他，再一次播撒上主觀自以為是的，以強調“不斷革命、造反”、實則為鼓吹本質上跟“農民起義”並無區別、主張多數人暴力的所謂“（毛澤東）思想”種子。可惜結果卻一如既往地事與願違。時至今日，還是不斷結出了苦澀的社會果實，始終走不出上千年來已經形成的“歷史周期律”怪圈。這只要看看當前社會所面臨的種種不堪現象，拿來跟史書記載的現象相比，就會得出“何其相似乃爾”的結論了。所以毛只要稍微有一點自然科學基礎常識、和歷史辯證唯物主義素養的話，利用文化加工所賦予的聯想能力，就應該從他理應熟讀的“晏子春秋”里，成語“南橘北枳”的啟示中，悟出一點中國問題的根源所在，從而能夠替中華民族真正找到社會的“病根”之所在，並以自己的天才能力和魄力，開始探討“根治”的實踐，帶領中華民族走出災難宿命的輪廻。最後讓自己真正成為居功至偉、令秦皇漢武或唐宗宋祖都只能“自愧不如”、概莫能比的領袖，而不是如現在這般、製造出跟功勞一樣大的災難的“零和式”風流人物！

其實，以“模糊邏輯思維”天才見長的毛澤東，可能已經從潛意識中、感覺到這個問題，所以才會歪打正着地，提出了當時的確有點莫名其妙的“文化大革命”號召。現在看來，中國社會問題的“病根”，真就是出在文化上。只是因為包括毛在內的中國讀書人精英們，從一開始就受到有“先天性遺傳基因缺陷”的文化加工、薰陶，已經具備了天然適應力，“入茅廁久而不聞其臭”。就像生於污水溝里的蚊子甚至糞坑中的蒼蠅一樣，早已經陷入“子非蚊蠅、焉知蚊蠅之樂乎”的境界、而不能自拔了。由於始終沒有一面可以自省的“鏡子--比較、鑑別的理論或條件”，所以上千年來，中國人總是看對方的缺點不順眼，一味要想通過暴力的“窩裡鬥”手段，從肉體上去“革（他人的）命”，卻不知道這些缺點自己身上也同樣有。就這樣革來革去，到頭來發現社會還是依然故我。最後因為看到跟自己（中國高等猴子）“長相（習慣或生活方式、制度）”不同的西方高等猴子，就以為自己也應該如此這般。於是一味東施效顰、邯鄲學步的結果，就讓自己陷入今天這般“里外不是人”的尷尬處境了！

這絕對不是沒有根據的誇誇其談或文過飾非，而是建立在解壓縮中國文化基礎上的科學《新理論》，作出的一個有理有據、絕對可以“以理服人”的科學結論（歡迎挑戰、質疑）。因為毛澤東的一生（特別是晚年）所犯下的許多不可原諒的錯誤事實，證明他根本沒有真正掌握中國文化的精髓，甚至不知道從理性的高度認識和解釋中國文化。所以非但不能運用中國文化提供的錦囊，來“原湯化原食”地、發現中國社會問題的真正癥結之所在，反而利用文化加工後獲得的“小聰明”，更“創造性”地運用了線裝書上記載的種種陰謀和權術，“聰明反被聰明誤”地、將中國社會從負面推到一個難以為繼的絕境方向，至今仍陷中華民族於不能自拔的苦難。而他開創的近代史上“一言堂”先例，更被當代掌握“主流話語權”的、水滸傳王倫式的讀書人精英們全盤繼承和仿效，他們對科學《新理論》肆無忌憚的封殺和打壓，以至於可能錯失了一個讓民族文化復興和重新崛起的機會的事實，就是最有說服力的證據！

當然，把一個上千年來就積重難返的問題的責任、統統推到毛的身上，是既不公平又無濟於事的。更是沒有出息的民族後人，為了推卸自己的責任，有意拔高了他的個人智慧和能力、以便讓他承受那“一個人（不是神）不能承受之重”。卻看不到他背後左右他的“主謀”，其實就是加工他的文化。因為他犯的所有錯誤，幾乎都可以從歷史上找到類似的表象，甚至連他自己都不避諱自喻為“秦始皇”。只不過他天賦的才能，讓他從負面“與時俱進”地，較之歷代帝王都更“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罷了。在歷史的長河中，他充其量只不過是一次如黃河般的水災泛濫、導致的改道而已。那麼，誰才是真正的“始作俑者”呢？

其實真正的“始作俑者”，乃是包括古代聖賢在內，理應成為“太傅（皇帝的老師）”、“民族脊梁骨”或“社會棟梁”的所謂讀書人精英整體。正是因為他們出於自私、貪婪、性慾望之類的“天性”，對先進、優秀、科學、正確，卻因為內容過於豐富，而不得不予以“壓縮（ZIP）”的中國文化，加以“胡亂解壓縮”導致的結果。其毋庸置疑的“證據”，就是『只要看看今天全人類社會（特別是中國社會）所發生的一切災難或不堪（從貪污腐敗到環境污染、能源危機，甚至宗教信仰或經濟危機），無一不是對真正中國文化“背道而馳”（如缺禮少智、不仁不義、寡廉鮮恥）的事實』就知道了。這才是今日世界始終不能欣欣向榮、蒸蒸日上；卻反而山窮水盡、苦海無邊的真正原因。

這更是包括中華民族在內的全人類社會“病根”之所在。而貽誤病情、最後使其成為“不治之症”的最大阻力，就是在錯誤社會理論的太監、佞臣般吹捧包圍中，逐漸成為“昏君”的中國民主“大眾皇帝”和他們的老師（精英讀書人），已經養成“諱疾忌醫”的習慣了。而人口絕對值超過13億的、由中國文化加工出來的中國人，理應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為事實證明，正是聰明而能力超強的他們，以人口絕對值產生的巨大能量，對全世界從負面起到勢不可擋的“帶頭作用”，裹挾着全人類社會，產生了“跟屁蟲效應”和惡性循環般的互動。卻實實在在地忽略、甚至愚蠢地糟蹋了這世界上，唯一具備“以理服人”能力的中國文化。不但辜負了文化賦予中國人的“天命”，更錯失了本來可以靠先進的文化，來徹底拯救全人類的先機。而他們本來是絕對有能力來“當仁不讓”的！

所以真正“根治”的辦法，就只有下定“壯士斷腕或刮骨療傷”的決心，來一個“釜底抽薪”。以“知恥者是為勇”的實事求是態度，由“代表少數精英利益的統治集團”，代表中華民族下一個“罪己詔”（完全符合毛主席提倡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精神）。在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面前，指出包括“諱疾忌醫”在內的毛病，都是“胡亂解壓縮中國文化” 的錯誤結果（有足夠的證據支持）。再以哲學上“否定之否定”和“差之毫厘謬之千里”的科學道理，承認對中國文化已經“背道而馳”的事實，在檢討包括老子和孔、孟等 “聖賢”在內的歷代精英讀書人，因自己的無德無能（歡迎沒有自知之明、不怕當場“丟人現眼”者，對筆者提出“誣陷誹謗罪”的指控），而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正確方針（其實本質上就是科學《新理論》提出的“精神戰爭”概念），異化為獨尊或儒或法或道家的“一花獨放式一言堂”錯誤的同時，把 “被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然後再在開始逐步嘗試“科學解壓縮”中國文化的基礎上，通過一場真正意義上的“精神戰爭”，也就是有定義域限制、以科學解壓縮中國文化為武器、以“以理服人”為手段，以“精神叢林法則”為遊戲規則的絕對“言論自由”，先建立起包括“仁義禮智信”在內的普世價值觀，和一套完整的社會理論系統。一旦實現，中國人將很快發現，這一切原來都是背離真正中國文化的結果，是咎由自取般的庸人自擾（否則豈不是真的可以證明中國文化“落後”了）。而且一旦醒悟，就可以馬上“回頭是岸”地、看到夢寐以求而不可求的“天堂彼岸”。這絕對不是理論騙子的“蠱惑、忽悠”，而是可以經得起孟子“攻城”般沙盤推演的觀點，包括對貧富差距或貪污腐敗現象的“根治”，以及長期軍事發展策略的制定等，無一例外。這才是有條件、也配得上中國人做的“中國夢”。 

正所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對已經感到有點“走不下去（不然怎麼會“餿主意”百出呢？）”的中國人，唯一的出路，就是靠自己的文化來“原湯化原食”，而不是“急病亂投醫”地，找一些經不起推敲質疑、沒有經過實踐認證的“江湖郎中”，一味開出止痛片、退燒針之類、貽誤病情甚至“將活馬醫成死馬”的處方。一旦開始，馬上就會看到“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光明前景。而科學《新理論》已經做好發動這場“精神戰爭”的“後勤（包括武器彈藥和戰爭遊戲規則）”準備，可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精英統治集團的覺悟）”。千萬不要再“執迷不悟”地，再去“摸石頭過河”、而成為“歷史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