註：這是一篇兩年前已經發表過的老文章。目的就是要為“計劃經濟”正名，把顛倒的錯誤認識、再顛倒過來。可惜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和討論。時至今日，反而有日趨“背道而馳”的傾向。對人口基數龐大、智慧和能力超強的中國社會而言，是經不起以西方為“馬首是瞻”的經濟學家們如此忽悠、折騰的。如果不能及時“懸崖勒馬”並改弦易轍的話，可能產生的負面災難性後果不堪設想。所以決定重發此文，歡迎下載保留。以便跟現有觀點比較、鑑別，並在進一步討論時立此存照！

正文：
當包括前蘇聯和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集團的經濟政策宣告失敗以後至今，從上到下，幾乎所有人都歸咎於是實行“計劃經濟”的結果。一時間，“計劃經濟”就成了所有“會讀書而不會用”的精英讀書人，用來文過飾非的公共“替罪羊”或類似文革中的“批鬥對象”。不僅把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失誤歸咎於“計劃經濟”，更把它當成用來嚇唬“大眾皇帝”或阻撓政府推行不利於自己利益的措施、而屢試不爽的靈丹妙藥。這可能是經濟理論界一件最不公平的 “冤案” 。因為沒有人先去證明那些國家裡實行的經濟政策，的確是“計劃經濟”，然後再以他們的失敗，來判定“計劃經濟”的錯誤。只是因為不喜歡那些國家的制度，就情不自禁地要按毛澤東說的“凡是敵人贊成的，我們就要反對”的原則規律辦事了。這就像日本當年用毒氣襲擊民眾的“奧姆真理教”一樣，雖然他們打着“真理”的招牌干下“傷天害理”之事，但我們在審判其教主麻原時，是不能“誅連”到“真理”身上去的。同樣道理，我們也是不能把計劃經濟當成“洪水猛獸”來輕易否定。

其實按照科學《新理論》的經濟學理論觀點，計劃經濟應該被看成是一種最科學、最有效和最理想的社會經濟模式。因為只有在這種模式下，資源才可以得到合理的開發和有效的利用，勞動力才能科學地發揮，產品才能避免不足、積壓或浪費，分配才能得到公平和儘可能的滿足，更可以有效地控制環保或節能減排。總之，理論上可以克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可能產生的一切問題（不過，前提是一定要遵守《新理論》提供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但是，這種模式要求高得多的運行環境和軟硬體條件，目前的世界上可以說還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同時具備所有的條件來實行真正的“計劃經濟”。所以西方有些人把自己的社會體制說成只是一種“第二好”，到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因此，將大陸的經濟失敗歸咎於實行計劃經濟，不僅理論上說不過去，實際上也是“指鹿為馬”般牽強附會的。

可以說，大陸（蘇聯恐怕也一樣）實行的是一種“官僚指標經濟”。也就是一種由政治需要和長官意志決定的“烏托邦經濟”。最典型的例子莫如中國的大躍進年代，為了完成鋼鐵產量，可以把已經製成的產品拿去打破重煉成廢鐵渣來充數；以籠統的所謂產值來計算生產成績，造成一個城市為了完成或超額完成規定產值，去壓當地煙廠拼命增產對人民健康有害的香煙；一個工廠為了完成產值，可以耗費大量的原材料和人工，去生產已經積壓賣不掉的商品；鋼鐵廠為了提高產量，去多生產大規格的產品，而不顧市場對小規格產品的緊急需求；種種虛報產量產值的“浮誇或弄虛作假”行為等．．．；都恰恰是真正計劃經濟最能避免的問題。所以可以認為，當年毛澤東在大陸，實際上推行的是“黨的資本主義”。黨和政府機構中的各級領導人就是大大小小的“（紅色）資本家”，而實行的低工資制度，使“剩餘價值”更多地被集中起來，除了投資再生產和部分福利外，還用於“（紅色）資本家”特權階級的揮霍和讓領導者個人進行不負責任的大規模社會實驗（如“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更糟糕的是，這批“紅色資本家”們就權力而言，比真正的資本家可能要大得多，甚至可以不受法律的約束。但幾乎又不用為自己的決策錯誤，承擔任何能使自己受到對等損害的責任。這就是為什麼西方“腐朽的資本主義”一直沒有垮台，而大陸“進步的社會主義”卻撐不下去的主要原因。

其實，資本主義社會雖然號稱實行市場經濟，但作為它的基本單位的企業，恐怕沒有一個敢說它可以沒有“計劃”的，否則“失敗破產”將是惟一的下場。

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裡，真正能能夠“不敗”的，是那些和金融資本結合的超級大企業集團。他們不僅可以憑藉自己的雄厚財力來左右政府、議員或股票市場，更只有他們才經得起任何競爭的風險。就像開賭場一樣，輸得起才能嬴得到，只要“賠少賺多”，利潤也就在其中了。而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制度在本質上，正是將一個國家變成一個最大的綜合性“企業”，只要“董事長”（領袖）和“總經理”（部門主管）真有能力和負責任，並有一個有真才實學的中層領導班子，就應該是立於“不敗之地”的。

可惜當時大陸的政權，由於受到內部和外部的種種壓力，沒有能夠冷靜地去思考、檢討自己失誤的真正原因，就草率地將政治上的失誤歸咎於“社會主義”，將經濟上的失誤歸咎於“計劃經濟”。接着更沒有研究一個社會要實行“市場經濟”的必要條件，是一定要徹底地實行“法治”。而大陸根本不具備將“人治”轉變為“法治”的條件。因為從毛澤東開始的中國共產黨所有領導人，頭腦里存在的主要是封建帝王思想，他們所提出的“法治”，實際是指由他們制定法律、讓群眾遵守，而他們自己（甚至還要包括自己的子女親屬）當然是要凌駕於法律之上的。這才真是大陸一切亂象的主要原因。在這種情況下，就匆匆忙忙地將不具備條件的市場經濟當成“救命稻草”，除了暫時的“風光”和眼前的一點“實惠”外，是不會有好結果的。今天我們面臨的種種不如人意的現狀，就是在嚐其“苦果”。

可以認為，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是兩種不同層次的經濟模式：前者屬於進化論階段，其運作從宏觀角度來看，還是和其他動物一樣以“個體行為”為主，說明在經濟領域內也遵循“種內競爭”“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規律，理應仍屬於原始被動的低級範疇。如果將這當成是人類社會也要永遠遵守的規律，就是一種自甘與動物一直為伍的認識，是人類智慧和良知的恥辱；後者就是當部分人類社會，意識到自己和一般動物本來就存在的原則區別（擁有可以學習、交流、積累、保存、疊加每個個體的經驗和知識的文字，能夠製造和使用威力和效率大大超過自己體能的工具；以及形成有個體明確分工、但互相必需依賴、並幾乎隔離於自然生態環境的社會），而主動準備脫離愚昧，開始走向自覺進行自我完善的高級階段時，在經濟方面的體現。如果不是我們有意無意地把自己寵壞，使之成為任性而不善思考的“傻瓜皇帝”，這本應該是不難理解的事實。作為一個認識到具有高度精神文明和優秀傳統文化、甚至宣稱要在下一世紀“出人頭地”的中華民族，如果以為只須耍點“小聰明”，把別人的東西“東拼西湊”一下，就能成為一盤一鳴驚人的“特色菜”，而不願意充分發揮自己“上馬”對別人 “中馬”“下馬”領域內的優勢，那就要應了“紅樓夢”中的“機關算得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 這句話了。

中國人太健忘了，“洋務運動”的歷史，至今不過一百多年，國民黨離開大陸更只不過六十多年。要是這樣真能救中國的話，當初也就輪不到毛澤東、更不要說接下來的鄧小平，能靠打着馬克思主義的招牌，來領中國這幾十年的政治“風騷”了。

還需要指出的一個事實是：讓中國初步取得真正大國實力、並曾讓海內外中國人感到一點“揚眉吐氣”的那些軍事、科技、體育和外交方面的成就，恰恰都是在那個現在被我們罵得最凶的計劃經濟時代所創造出來，或者是靠那個時代打下基礎的。也許這裡面正蘊含着一個有關中華文化的“精神力量”並值得所有關心或有意駕馭中國未來的人，去認真思考的問題。一個人如果只是靠變賣先人積攢下來的遺產而發了一筆小財，又有多少值得吹虛或“自豪”的價值呢？

最後還要再提出一個問題。有頭腦的中國人是否應該考慮一下：為什麼數十年來，我們在理論上接受“馬克思主義”（並非完全被迫），卻又習慣於生活在一個和原來類似，卻絕非“馬克思主義” 的社會中？這是否意味着，中國的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在哲學或科學層次上有某種“相通”之處？或者也是為什麼毛澤東的書架上明明擺滿的是中國的線裝書，卻又能寫出符合“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文字的原因吧。而到了鄧小平時代， 一句名言 “摸着石頭過河”，等於最終承認了自己根本沒有、也不懂“馬克思主義”。在探討、規劃中國的未來時，難道不應該先找一下這些問題的答案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