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无解”三题

　　　　　　　　　　　　　　　　　　　　樊百华

　　中国有很多特别重大特别严峻的难题，这些难题１５年前存在了，１５年后的今天依然存在，而且变得越来越难。几年前我与朋友讨论这些问题怎幺解决，朋友与我都认为“无解”。去年李慎之先生去世，看到朱学勤先生回忆与李先生私下的谈话，李先生也认为“无解”。“中国无解”有两层含义：一是在现行的制度框架内所有真正的中国难题不可能得到解决，二是既然现行的制度不能提供破解之法，那幺，中国就难免社会剧烈冲突的覆辙，也就是免除不了一场酷烈的震荡，甚至难免惨烈空前的血光之灾，而且，经过血光之灾能否浴火重生，也还在未定之天。

　　现在中国思想界终于知道，现在的中国在很多方面都还没有恢复到清末的状态，无论是官方的改革作为，还是社会的自由空间，也无论是民间经济的品格，还是民间思想在经世济用上的成绩，《南方周末》近期回顾百年前宪政努力的系列长文，就足以让今天的国人汗颜。

　　限于篇幅，这里只谈几个中国难题。

⊙　梦魇般的人治帮派政治

　　最近传媒多有关于湖南省的报道，最惊人的是湖南嘉禾的强制拆迁，竟发展到拆迁户的亲友也要受株连，迫使与拆迁户有亲戚关系的公务员紧急离婚，以划清与拆迁户的牵连。即使如此，嘉禾当局还百般阻止，迫使离婚者不得不离开嘉禾到例如郴州办理离婚。当然，新的婚姻法提供的方便不可能真正改变被株连的命运。

　　显然是出于愤怒，网络上有作者将湖南政界沦为“常德帮”的现象揭露出来。

　　几年前，报端连续披露了黑龙江、哈尔滨的腐败黑暗，我凭直觉看出来黑龙江的权力已经严重帮派化，我的观察中国的相关文章给了黑省特别多的关注。去年的田凤山案、“宝马案”、朱胜文“自杀”等等，实际上已经证实了我的直觉。那幺，辽宁这个地方应当说有一个“慕马帮”吧；那幺，河北多年来应当说有一个“程维高帮”吧。抛开政绩、是非、善恶不论，江苏人几年前都知道有一个“南通帮”，弄得我这个南通人常被人背后指指戳戳……。

　　其实，只要是“人治政治”，帮派政治就是“人治政治”的同义词。一部二十六史，充满了帮派政治的悲喜闹剧。曾几何时，“四人帮”也被说成上海帮，而“两个司令部”、“造反派与保皇派”、“毛派”、“团派”、“太子党”等等等等，不都是“帮派政治”的具体呈现吗？

　　既然所谓的考察、选拔干部主要是实权派政要的把戏，那幺，无论是第三、第四还是第几代“干部梯队”，就都是择木而栖、跟人跟风的产物。

　　既然是择主而从、事遂人愿，当然就谈不上党内民主、权力交替的规范化、透明化，帮派政治就必然可持续上演。尽管这种官场赌博确实会受到社会扰动前的权力一统的制约，但谁也无法保证帮派不会带来权力迟早的撕裂。帮派间的平衡是有限的、难以保证的，平衡的破裂则随时可能发生，因为帮派政治下的奖罚、索取、“偷盗”、猜忌、黑箱陷阱等等，无不靠从社会摄取资源来化解，不可能通过真诚的台面上的平等谈判机制来调整，权力内部的交易型平衡在黑暗的深处是靠不住的，一旦社会觉醒、挺立、抗争，权力内部的平衡就会因为资源摄取的削减而难以为继。

　　精简机构、转换职能呢？往上说１９９８年光是国务院精简中的赎买就花去５０亿元，往下说乡镇合并造成的一系列不平衡，例如部分吏员的待遇问题，都还含混折腾着呢。

　　与其说权力内部的平衡通过互相示好来维持，倒不如说是通过互相威慑来平衡，这很有些像是核威慑维持了冷战时代的平衡一样。这样的平衡能给社会带来稳定吗？当然不能。老实说，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根源说到底还是帮派政治及其对社会摄取的无度。

⊙　意识形态终结后的精神紊乱

　　所谓意识形态就是权力集团的话语统治。

　　几千年来的中国，政统与道统既有政教合一的一面，又有互相拆台、互相独立的一面，这是因为皇权统治主要靠的是原始暴力、主旨、宫廷权谋，对于“天高皇帝远”的社会广众，多样性的道统尚有其“自然空间”。随着通讯、交通的发达，“专制落实到基层”成为可能，毛泽东的个人意志能够成为“唯一主旨”，极左意识形态也能够将触角伸向臣民的“灵魂”。这种“主旨”与意识形态相混杂的精神统治，依靠的是权力核心的神话般的威望和社会信息的封闭控制，后者一旦消失，人们的精神世界则要幺陷入混乱，要幺转型为有序的多样。

　　近前，北京大学焦国标老师通过网络公开发表檄文，讨伐中共宣传部。也有多位论者深刻论述：中宣部是制造社会混乱与不稳定的部门。事实上，这是多年来众多知识分子们在不同场合已经或多或少、或深或浅谈论过的。

　　明眼人无不看到，中共意识形态已然分裂失范的现实。别的不论，至少“毛泽东思想”与“科学发展观”是扯不到一起的。也就是说，至少作为个人，一些领导者是知道“过去的主义”是再也没有“指导意义”，反倒有“捣蛋意义”了。我就不相信，权贵暴发户连过去的主义可能成为煽动老百姓进行二次革命的精神大旗这一点，都看不出来。是的，一旦“毛派”机会在握、军队在握，二次革命就很可能发生，尽管这种革命的结果依然未必对民众有利。但是，为什幺甚至水火不容的“意识形态”会出现在同一讲话、文件呢？是因为不同的口号能够分别讨好不同阶层，能够安抚不同政治力量吗？不是，而是中共在现有的制度架构与利益分化、社会分裂面前，不再能够找到逻辑一致的话语了。我在质疑“十年建成法治政府”的文章中，也说到政府的十年蓝图要求各级各地政府制定法规政策不要自相矛盾时，自身就有逻辑不通的缺陷。不是总理及其智囊们智商不够，而是现实政治给政府设置了无法消解的障碍。即使是新国家主义、新权威主义、新民族主义，也无法在逻辑上说服广众，而至多只能迷惑、压制、煽动部分群众。因为，现在的老百姓已经多少具有现代权利意识，无论是手拿《宪法》抗拒野蛮拆迁的老人，还是能够方便接触四方客的出租司机；无论是党校的梯队官员，还是千万网民，他们的意识都已无法统一于简单粗俗的权力话语。对党校接受洗脑官员的多次相关问卷调查，都表明：虽然官员们行为上未出藩篱，但内心并不都糊涂。

　　我曾经说到“主旨低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低于自由思想言论”。既然中国的社会分化、现代信息空间的扩展已经抽空了意识形态，更不待说“主旨”存续的基础，那就只能要幺是精神混乱，要幺是转型为有序的精神多样。而后者无疑需要政治架构的先期转型，没有自由权利的挺立，精神生活的有序多样自然不可能。

　　最近中共号召重视“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官方学者更通过《中国青年报》连篇累牍谋划“中国人格”的重建工程。离开制度改造，这些努力注定是缘木求鱼。

⊙　国家财富的流失及其后患

　　２００３年各地政府纷纷鼓动加速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很多地方政府的相关文件公然鼓励“管理层收购”（所谓中国特色的ＭＢＯ），有参与地方信托机构（充当改制中介）的朋友透露说：有些城市政府的文件说得很露骨，暗示可以贱卖给私人。有识之士从一开始就警告政府不能这样胡来。直到去年年底，国务院才下令禁止原企业管理层“自购自”。

　　今年以来，各地政府在宣传上来了个１８０度大转弯。去年是大张旗鼓推动改制，报纸上不断传播改制动员与指令，例如南京市确定完成１９１家企业年内改制的任务，后来因为“防治ＳＡＲＳ”等，在眼看来不及完成任务的情况下，仍然要求年底以前必须完成１４０余家企业的改制。今年以来，这方面的报道销声匿迹，当然不是改制中止了，而是代之以“只做不说”。但是很多大中城市，还是不断传出工人因为对不公开贱卖企业不满，因为改制带来的下岗、安置等等不满，而进行群体抗议的消息。

　　某省中型钢铁集团，包括已退休的原集团主要负责人都认为：该集团资产值１３０亿，可是来自上海的第一私人股东伙同管理层处级以上官员，只花了其中十位数亿的金额，就买走了该集团全部股权，虽经原集团退休官员与工人举报上告，也未能改变局面。必须说明的是：该集团是一个效益良好的企业，该省篮球队就是以它的名称冠名的，它的改制可谓“靓女先嫁”，只是不但没有获得应有的彩礼，而且还倒贴了一大把。今年来，这一集团的部分工人因为上海老板未能兑现工资承诺，而出现静坐等抗议事件。这说明不但改制中的贱卖没有喂饱某些大股东的胃口，而且私人老板为了早日进入净盈利阶段，还会冒险克减普通员工的利益。有些学者说：为了增长，腐败是必须忍受的代价。问题是：这样的忍受何日是尽头呢？舍了孩子还是没套着狼该如何是好呢？

　　南京某化工公司的会计曾因为气郁成疾而住院治疗，在医院他对记者说：明明值２００余万元的公司，怎幺几十万元就卖掉了呢？据报道：江苏宜兴某价值亿元的企业，在拍卖中出高价的反而败在了出低价的买主手下。同样的情形也在南京某标牌厂的拍卖中。这些极不正常的情况使我想起几年前的一则报道：云南元谋水泥厂价值４０００万元，结果竟让某私人分文不费而“卖”到手。

　　我敢断言：这两年中国最大的黑幕就是国有企业私有化浪潮中的国有资产大流失。“执政为民”、“利为民所谋”的共产党应当敢让民众自由调查这一黑幕！

　　著名学者、我称作“关注中国产权改革第一人”的秦晖教授，在１９９３年就针对中国管理层“自购自”第一起案例，系统论述了国有产权改革必须坚持基本公正的种种可操作办法，比官方禁令整整早了１０年！联想到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对改革的作用，怎不让人一呼三叹！秦晖先生提出的种种可行办法，没有一个见诸采纳施行。１０年之后，面对差不多可以看作公然抢劫、肆意掠夺的“流血改制”，秦晖先生愤然撰文：《改制不能蜕变为“化公为私”运动》。秦晖先生在文中列举种种事实，对１９９０年代开始的乡镇企业和国企“改制”运动战表示极度忧虑，其中出现的“靓女先嫁”现象更值得注意。例如：在江苏，江阴市１９９６年年终提出“明年９月底前结束所有中小企业的改制”；在长沙，２０００年四五月间完成“改制”的湖南湘江涂料集团、长沙通大有限公司、湖南友谊阿波罗股份有限公司，紧接着包括上市公司“九芝堂”、公用事业市自来水公司在内的１１家企业，向政府提出了“两个置换”的改制申请，这些公司都是“靓女”，其中长沙通大有限公司用“１０天左右的时间”便走完了“置换”的全部程序：员工购股、职工“身份置换”、召开首届股东大会、员工重新招聘等……。

　　谁肯倾听秦晖们的呼声呢？！

　　１０年来中国产权改革中的黑洞究竟有多大？有人估猜：仅仅２００３年以来，国有资产的流失不在万亿之下！

　　不管是不是共产党执政，这笔账总不会ＰＡＳＳ的！那幺，它将带来的是什幺呢？清算？复仇？革命？尸横遍野？……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指出：专制国家的饥荒主要根源在于官员的腐败。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今年发表的报告指出：目前全球约１／３的人每天生活费不足或只有一美元，中国占了６６％。那幺，中国老百姓的贫困根源何在？

　　早在２０００年，中国经济学家扬帆先生就撰文指出：中国腐败集团捞取的财富达到了３０万亿！１９８９年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反腐败、争民主浪潮，如今过去１５年了。人们为她的凄惨窒息而深深扼腕、悲叹连连！

　　共产党面对种种“无解”的困局，连起码的自省也不该有吗？今年，全世界华人纪念“六．四”１５周年的丧仪规模空前，中国国内从蒋彦永先生的上书开始，继之以“天安门母亲”的公开祭奠，和６０余位学者联署的“我们的呼吁”，无不召唤着共产党人的良知，召唤着中华民族的“魂兮归来”！（写到此，笔者禁不住失声痛哭、泪流满面）

　　不要说百年前列强冲击了政府对于国人的凝聚力，现在的党国除了政治权力的一统之外，谁能说对于国人的凝聚力一定胜过了晚清呢？

２００４年５月２４日零点于南京一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