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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出国梦”(2)
送交者: 蒋泥 2004年08月01日13:42:57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六

  中国知识分子一般很少如顾城、老舍这样,有机会在国外生活、"打工",他们的谋生就是个很大的问题。后来老舍二度出国,还拿着洋人的稿费,可在美国时仍捉襟见肘,要是再不回去,大概连吃饭都难了,除非能找到大学去教书,牺牲自己的创作时间。

  林语堂在国外的经验大概就能说明其不易。

  1933年,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想找个中国作家用英文来写一本介绍中国的书,要渗透中国人的基本精神,不为取悦外国人而自惭形秽。林语堂对此很感兴趣,花了十个月时间写成《吾国吾民》,主要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偏重它理想化、人性化的层面,即"把历史文献中许多门面话当作历史的真实",对中国历史,作了很大程度的歪读。

  但这是一种可以谅解的歪读--林语堂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只能通过书本,同时也是想寻求其中积极的因素,贡献给世界。

  1935年9月该书在美国出版,意外成功,四个月间就加印到第七版,成为当年的头号畅销书,林语堂在美国一举成名。夏威夷大学邀请他去教书,赛珍珠夫妇则不断驱他去美国写作。林语堂觉得今后可以专事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了,经过一番计算后,认为全家生活已不成问题,便于1936年8月10日乘客轮离开上海,在纽约住下来。

  1937年7月,又写成《生活的艺术》,很快畅销,再次高居1938年的全美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欧美国家形成一阵"林语堂热"。他则成了一个光靠版税过日子的专业作家。相继又写了《孔子的智慧》《京华烟云》等名著。

  不幸的是,打击接踵而至。

  先是1945年战后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与战前相比,通货膨胀了6万倍,林语堂存在银行的14年定期银元13万,等于废纸一堆。再是大女儿婚变,找了个不务正业的男子,过着不安定的生活,惹他伤心,影响他的情绪。给他致命一击的却是40年代后期,他梦想发明中文打字机,花去全部的10万美元储蓄,样机研究出来了,但因成本太高,无力进行商品化生产,也没有谁肯购买这项新发明,为此他负债累累,到1947年时已经倾家荡产了。

  为生计,他不得不迁居,离开美国去法国,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文学组组长。一边写《苏东坡传》、《老子的智慧》、《美国的智慧》,改写《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唐人传奇等以偿债。

  稍有好转后,马上就辞了职--他实在不适应那种每天准时上下班,对付人事问题,开会、讨论等紧张的"官场"俗务。

  可见得,在竞争激烈的美国等地,谋生难,一直是中国人在外生存的最大困惑与障碍。

  1998年8月6日,中国旅美著名学者、作家刘再复的女儿,给刘的一封信中就说:"过两年你那里的工作结束之后,我们希望你和妈妈到这里和我们一起住。……过两三年,你们就六十岁了,也该放松一些,不要再为谋生而烦恼,可以安心做你们愿意做的事,把心放在你们愿意存放的地方。"

  也就是说,刘再复自1989年定居美国后,一直没有多少时间做自己"愿意"做的事,不得不"为谋生而烦恼",把心首先放在"谋生"上,未写出什么来。

  然而,等到可以放松,能够从容写些什么的时候,会不会早已"江郎才尽"了呢?

  这是多少由于种种原因,暂时回不了国的人士,在海外生活所不得不需要付出的代价。

  其共同的特点在于,他们都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已不能像年轻人那样靠读书居留,以打工谋生,而只能凭一点名声,每年找个大学做一年或半年的访问学者,领一份资助。

  他们几乎永远无法在一个地方安定下来,常常今年九月刚到这里住下,就开始为明年九月到哪里而发愁了。数几年下来,转遍了全美国或全法国--毕竟大学是最适合,也最便于他们去的场所。

  好在国外的大学多,著名的大学去过后,可以到一些不怎么出名的大学去。不过这就影响到了名流们的精神状态。

  要知道,一个养活不了自己的人,一个需要靠外界资助、"施舍"的人,是很难保得住中国传统文人式的狂狷或清高姿态的。

  刘再复的女儿曾从北京大学毕业,在美国读的硕士、博士,顺利获得马里兰大学职位的,照理该上"保险箱"了,其实并不尽然,她有自己的担心:生下孩子后,她的生活整个都改变了,觉睡不好,书读不好,文章没心思写,天天要围着孩子转。"我可怎么办?怎么才能像原来那样又教书又写作?怎么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保姆?就算请到合适的保姆,我是否能够专心地搞学术?我若是不好好教书写作,过几年很可能拿不到’铁饭碗’。美国的现实就是那么残酷,稍有懈怠,便可能滑入深坑。"

  这一关顾城没有过得去,他的事迹就具有了一定的典型性。

  七

  有不少中国留学生能通过考试,能念下学位,能吃苦打工,但一旦毕了业却找不到工作。

  迈不过这道门坎,在一个充满生存压力的国家,失业、贫穷、饥饿时刻威胁着,生活就会一下子变得严峻、残酷起来,他们就成了生活里的失败者。这在欧美诸国,是一向不为人所同情,也看不起的。

  "国外有许多自由,其中一个自由就是饿死的自由。" 一位博士毕业后没能找到工作的男士这样说。

  出国前,他们备受瞩目和羡慕。出了国一切却迅速跌落了,不但不能适应急剧变化的环境,心理上也很难承受这种急剧变化所带来的冲击。有的顶不住,就自杀了。

  相比之下,长期处于被动地位的中国女子,反因其柔性韧性,而更有适应变化的能力。

  随着男人的渐次"跌落",他们的婚姻关系势必会重新受考验,经受来自金钱、文化、社会地位、两性观念等多方面、高强度的检验。在国内被视为天作之合的男女,一到海外不少就出现了情感的裂痕,慢慢破裂、分散。其最致命因素也许就是男子终于无力承担支撑家庭的经济重任了。

  在一个以金钱为衡量事物价值标准的社会里,一个不能养家糊口、不能养活自己的人,不但会被人认为毫无价值,甚至连自己都会怀疑自己的价值。男人在事业上所受的挫折,是他婚姻上出现裂痕的契机。大多数事实都证明,婚姻单靠爱或感情是不够的。

  尤其在他乡异国,没有任何援助,孤立的一个家庭,面对着整个陌生的环境,其生存压力之大,不出国的人没有亲身体验。况且,到了一个新环境中,男女双方还得重新发现、认识和适应对方。

  有人就做过调查,发现多数中国的留学生夫妻,在国外生活的头三个月里,家里总是充满了争吵。双方对外界环境适应程度上的差异多多少少会影响其关系。三个月后,如果丈夫先找到了工作,事业有成,或能挣钱养家,双方会很快重新适应起来,婚姻关系往往能维持下去;相反,如果妻子先出去,事业上比丈夫还成功,并一直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承担者,而丈夫迟迟不能适应,那么这种婚姻关系很难不破裂。

  因为男人有意无意地总是在扮演着传统的角色,占着主角地位。如果扮演不成,婚姻也就要失去旧日的基础。

  获得经济独立的女性,在其他方面的觉悟和要求,势必会进一步加强。这时候,她们兴许已不满于仅仅做一个妻子、母亲或女儿,而学会做一个完全的女人了。她们的一切都属于自己,她们要求精神、思想、感情,乃至身体的自由和独立。

  不少人认为上学期间找个女友不难,难的是找老婆。现在的中国女孩"变"了,谈恋爱行,上床、甚至同居都行,就是别谈结婚。要结婚就先办下"绿卡",找好工作。

  国内的女孩子却不是这样,一个个守身如玉,一旦真的失了身,就死活要嫁这一个了。

  女子在国外的生活也是有不少诱惑的。

  谢烨的背离顾城,照她自己的说法,主要就是因为物质上的诱惑。

  她开初可能还是个不太在意享受生活的人,顾城的光环太耀眼,把其他一切都遮蔽了,她被它笼罩了进来;一经有人从旁点醒,她看到了外面显在的差距,她的顾城也实在太不会对付谋生问题了,加之他对她的不忠在先,就有了离开他的条件、可能。

  此外,性的因素也不能不考虑。

  这对谢烨来说也许是很次要的东西,但对有些人来说,那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一位从北京考出去留学的女士,曾在一家当地中文杂志上发表文章,说自己先和几个中国男人有性行为,后嫁了一个新西兰人,再有了一个美国男友。根据她的经验、体会,并查问周围的女性朋友,得出一个判断,认为作为性伴侣,西方男人比中国男人要出色,他们更体贴、更性感、更乐于满足女性。十个西方男人中,会有八个表现杰出,两个"马马虎虎"。中国男人却是十个中大概有两个算得"马马虎虎",其余糟糕透了。

  出国前,她们根本不懂得"性"在生活里有多重要,有过感受后才明白该享受它了。至于会不会染上艾滋病,只要有套子就行。

  该文章曾引起华人界的轩然大波,不少中国男士表示了抗议与集会。与会者多达500人。

  不管怎么说,环境与观念改变了一个人。所有关系都将受到新的考验。

  一个有意思的对比是,那些能读下学位、找到工作、在海外自己生存了下来的中国女性,往往对有缺陷的婚姻感到难以忍受,追求起爱情来也更为勇敢;相反,那些依靠丈夫而无法在国外自立的"陪读"的太太们,常常不得不退回家庭,扮演起远比在国内时更为传统的女性角色来。

  老舍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是由于他的夫人子女都留在国内。林语堂遇到过这个问题,是由于他的太太没有职业。而相对于顾城来说,谢烨本是"陪读"性质的,照例不该生事,后来却有了事,正因为外有男人勾引,内有推力举送,自己又作了比较,换了谁,大概都会很难不走出去的。顾城的姐姐顾乡,不是都默认了吗?

  更不要说,许许多多出国的人士,生活圈子都相当狭小,好像在"参与"着越来越多的事情,从总统选举,到国情咨询,到股票行情,到非洲饥荒,中东战争,但"人家的"都是隔膜的,与他们有关的东西究竟不多。在一个地方一呆数年,见同样的人,说同样的话,逢年过节,几家子相互请来请去。甚至连去商场,也都难得变的。

  这种单调的生活,只使他们关心的事情越来越琐碎、实际、空虚、无聊,又混杂在那种不切实际的、良好的自我感觉里。

  对他们来说,出国、留学本身就是一桩可资骄傲的资本,最不行还能回去,充一回"海外华人""假洋鬼子",接受一大批拼命往外挤,多数却失败了的人的崇拜。

  他们将东西方社会在生活、信念、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很自然地就转成了自己和同胞之间的差距,以获得一种难以掩饰的精神上的"优越感"。

  阿Q的"优越感"是不觉悟的、假想的,从而也是虚幻的、愚蠢的;"海龟派"的"优越感"则是经过真正的比赛、竞争"胜出"后得来的,是出过麻子、天花的人,面对一大帮未出麻子、天花的人时表现出来的,不那么虚幻,不那么愚蠢,而有点让人可理解、可敬重、可同情的。

  犹如《围城》里那位"部视学",研究牛津、剑桥导师制的专家,来三闾大学训话,拿足了架势,"平均每分钟一句半’兄弟在英国的时候’",其作态、做派,都让人哭笑不得。

  有这类心态的人不少,所以,一些人宁愿在国外过平庸无为、甚至"当牛做马"的生活,为维护他起码在精神上高人一等的心态,也不肯回国。

  回国对他们而言,远不止是一个梦。

八

  一般在国外留下来的人,都不是顾城、老舍这样的半路出家者,而先经过了留学,在留学过程中争到了机会,再不肯回去的。有人把这叫做"人才流失"。

  哈佛大学博士、著名社会学家、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先生却认为,"人才流失"指的是大量的人才长期在国外不回去,比较起来,这些人在国内所做的贡献明显多于在国外对本国的直接贡献,如果这些人出国前已经做出很大贡献,学成回国后能发挥更大作用,那么他们长期不回国才能算是人才外流,否则他们留在国外只能算是"废"才利用。与其在国内白白浪费自己,还不如有机会留在外面自我实现。"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目前的留学热,大概很小部分是人才外流,大多数算是’废’才利用。"

  并且,这批人身在国外,却和母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成为闭塞乡土上向外伸展出去的管道,提供了信息、技术、资源等。美国硅谷的工程师三分之一是华人,三分之二的主任工程师是华人,大多是从台湾出来的,为台湾带去了机会和发达的电子业。

  当然,技术、实业上的发达并不必然导致自由、民主的体制。适合经济、市场发展的体制,是需要国内的知识分子每日不间断地尽力争取的。

  很难设想一个没有胡适、李敖、柏扬、殷海光、雷震等人的台湾,会是什么样。假如这些人都"躲"到国外去,无人与独裁的国民党政权抗争,传播新思想、新文明,那么台湾何年马月废除一党专政、建立宪政体制,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何况,正如1987年6月8日的《真理报》以《偷窃天才的人》为题所指责的那样,从1949至1969年,美国"抢走"发展中国家的14.3万高级人才,使那些人才的母国损失50亿美元的教育费,而流走的人才在20年里又至少可为美国创造630亿美元收入。

  所以,早在1914年胡适就做了个《非留学篇》,来责难留学,责难重技术发明,不重社会人文学科建设,不重本国大学发展的畸形的教育观,认为:留学者,"吾国之大耻","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

  何以言之?

  说它是"大耻",因为我国文明全盛时期,为东洋诸国所表则。当中国人沉酣好梦时,西方各国已造出新文明,开了新天地,"蔽天而来",过去派遣子弟来我国学习的地方,曾几何时,今天都成了我国学子"问学论道之区",我几千年文明如败叶遇到疾风。忧时之士,"乃忍辱蒙耻,派遣学子,留学异邦,作百年树人之计,以为异日急起直追之图。于是神州俊秀,西达欧洲,东游新陆","北面受学,称弟子国"。"天下之大耻,孰有过于此者乎?"

  说它"过渡",在于今日我们处于旧、新文明过渡的时代。旧文明不是不宝贵,只是不适时。人家已是飞机大炮、平等民主,我们还在弓箭鸟铳、圣明天君,能敌得过人家吗?所以那些留学生,扬帆取宝,带回"海外灵芝","以他人之长,补我所不足",使我国古文明,获得新的生机,发扬光大,"造一新旧泯合之新文明"。但也有以为科举废除,惟留学得一纸文凭,用作"进取仕禄之阶","猎取功名富贵""车马妻妾"的,这样的留学,"于吾国学术文明更何补哉"?

  说它"废时",又因为单学他国之语言,就需花数年时间,废去的光阴,仅换得一个留学的资格,事倍功半。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来到国外后,"风俗之异,听讲之艰,在在困人"。就是说,听同样的课,本国人只要一小时就明白了,"我国学子,须以一二倍工夫为之"。

  而且,还有些是自己根本不想学的课程。

  胡适就曾以自己为例子,谈到他在康乃尔大学选择课程时的麻木,"废时"、"老不成器",以告诫今日学生要"跟着自己的兴趣走"。

  他说:

  目前很多学生选择科系时,从师长的眼光看,都不免带有短见,倾向于功利主义方面。天才比较高的都跑到医工科去,而且只走入实用方面,而又不选择基本学科,譬如学医的,内科、外科、产科、妇科,有很多人选,而基本学科譬如生物化学、病理学,很少青年人去选读,这使我感到今日的青年不免短视,带着近视眼镜去看自己的前途与将来。我今天头一项要讲的,就是根据我们老一辈的对选科系的经验,贡献给各位。我讲一段故事。

  记得四十八年前,我考取了官费出洋,我的哥哥特地从东三省赶到上海为我送行,临行时对我说,我们的家早已破坏中落了,你出国要学些有用之学,帮助复兴家业,重振门楣,他要我学开矿或造铁路,因为这是比较容易找到工作的,千万不要学些没用的文学、哲学之类没饭吃的东西。我说好的,船就要开了,那时和我一起去美国的留学生共有七十人,分别进人各大学。在船上我就想,开矿没兴趣,造铁路也不感兴趣,于是只好采取调和折衷的办法,要学有用之学,当时康奈尔大学有全美国最好的农学院,于是就决定进去学科学的农学,也许对国家社会有点贡献吧!

  那时进康大的原因有二:一是康大有当时最好的农学院,且不收学费,而每个月又可获得八十元的津贴;我刚才说过,我家破了产,母亲待养,那时我还没结婚,一切从命,所以可将部分的钱拿回养家。另一是我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农民,将来学会了科学的农业,也许可以有益于国家。

  入校后头一星期就突然接到农场实习部的信,叫我去报到。那时教授便问我:"你有什么农场经验?"我答:"没有。""难道一点都没有吗?""要有嘛,我的外公和外婆,都是道地的农夫。"教授说:"这与你不相干。"我又说:"就是因为没有,才要来学呀!"后来他又问:"你洗过马没有?"我说:"没有。"我就告诉他中国人种田是不用马的。于是老师就先教我洗马,他洗一面,我洗另一面。他又问我会套车吗,我说也不会。于是他又教我套车,我套一边,套好跳上去,兜一圈子。接着就到农场做选种的实习工作,手起了泡,但仍继续的忍耐下去。农复会的沈宗瀚先生写一本《克难苦学记》,要我和他作一篇序,我也就替他做一篇很长的序。我们那时学农的人很多,但只有沈宗瀚先生赤过脚下过田,是惟一确实有农场经验的人。学了一年,成绩还不错,功课都在八十五分以上。第二年我就可以多选两个学分,于是我选种果学,即种苹果学。分上午讲课与下午实习。上课倒没有什么,还甚感兴趣,下午实验,走人实习室,桌上有各色各样的苹果三十个,颜色有红的,有黄的。有青的……形状有圆的、有长的、有椭圆的、有四方的……。

  要照着一本手册上的标准,去定每一苹果的学名,蒂有多长?花是什么颜色?肉是甜是酸?是软是硬?弄了两个小时。弄了半个小时一个都弄不了,满头大汗,真是冬天出大汗。抬头一看,呀!不对头,那些美国同学都做完跑光了,把苹果拿回去吃了。他们不需剖开,因为他们比较熟悉,查查册子后面的普通名词就可以定学名,在他们是很简单。我只弄了一半,一半又是错的。回去就自己问自己学这个有什么用?要是靠当时的活力与记性,用上一个晚上来强记,四百多个名字都可记下来应付考试。但试想有什么用呢?那些苹果在我国烟台也没有,青岛也没有,安徽也没有……我认为科学的农学无用了,于是决定改行,那时正是民国元年,国内正在革命的时候,也许学别的东西更有好处。

  那么,转系要以什么为标准呢?依自己的兴趣呢?还是看社会的需要?我年轻时候《留学日记》,有一首诗,现在我也背不出来了。我选课用什么做标准?听哥哥的话?看国家的需要?还是凭自己?只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我";一个是"社会",看看社会需要什么?国家需要什么?中国现代需要什么?但这个标准--社会上三百六十行,行行都需要,现在可以说三千六百行,从诺贝尔得奖人到修理马桶的,社会都需要,所以社会的标准并不重要。因此,在定主意的时候;便要依着自我的兴趣了--即性之所近,力之所能。我的兴趣在什么地方?与我性质相近的是什么?问我能做什么?对什么感兴趣?我便照着这个标准转到文学院了。但又有一个困难,文科要缴费,而从康大中途退出,要赔出以前二年的学费,我也顾不得这些。经过四位朋友的帮忙,由八十元减到三十五元,终于达成愿望。在文学院以哲学为主,英国文学、经济、政治学之门为副。后又以哲学为主,经济理论、英国文学为副科。到哥伦比亚大学后,仍以哲学为主,以政治理论、英国文学为副。我现在六十八岁了,人家问我学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学些什么?我对文学也感兴趣,白话文方面也曾经有过一点小贡献。在北大,我曾做过哲学系主任,外国文学系主任、英国文学系主任,中国文学系也做过四年的系主任,在北大文学院六个学系中,五系全做过主任。现在我自己也不知道学些什么,我刚才讲过现在的青年大倾向于现实了,不凭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去选课。譬如一位有作诗天才的人,不进中文系学做诗,而偏要去医学院学外科,那么文学院便失去了一个一流的诗人,而国内却添了一个三四流甚至五流的饭桶外科医生,这是国家的损失,也是你们自己的损失……今日台大可说是台湾惟一最完善的大学,各位不要有成见,带着近视眼镜来看自己的前途,看自己的将来。

  听说入学考试时有七十二个志愿可填,这样七十二变,变到最后不知变成了什么,当初所填的志愿,不要当做最后的决定,只当做暂时的方向。要在大学一、二年的时候,东摸摸西摸摸的瞎摸。不要有短见,十八九岁的青年仍没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前途、职业。进大学后第一年到处去摸、去看,探险去,不知道的我偏要去学。如在中学时候的数学不好,现在我偏要去学,中学时不感兴趣,也许是老师不好。现在去听听最好的教授的讲课,也许会提起你的兴趣。好的先生会指导你走上一个好的方向,第一、二年甚至于第三年还来得及,只要依着自己"性之所近,力之所能"的做去,这是清代大儒章学诚的话。

  现在我再说一个故事,不是我自己的,而是近代科学的开山大师--伽利略(Galileo ),他是意大利人,父亲是一个有名的数学家,他的父亲叫他不要学他这一行,学这一行是没饭吃的,要他学医。他奉命而去。当时意大利正是文艺复兴的时候,他到大学以后曾被教授和同学捧誉为"天才的画家",他也很得意。父亲要他学医,他却发现了美术的天才。他读书的佛劳伦斯地方是一工业区,当地的工业界首领希望在这大学多造就些科学的人才,鼓励学生研究几何,于是在这大学里特为官儿们开设了几何学一科,聘请一位叫RICCi 氏当教授。有一天,他打从那个地方过,偶然的定脚在听讲,有的官儿们在打瞌睡,而这位年轻的伽利略却非常感兴趣。是不断地一直继续下去,趣味横生,便改学数学,由于浓厚的兴趣与天才,就决心去东摸摸西摸摸,摸出一条兴趣之路,创造了新的天文学、新的物理学,终于成为一位近代科学的开山大师。

  大学生选择学科就是选择职业。我现在六十八岁了,我也不知道所学的是什么?

  希望各位不要学我这样老不成器的人。勿以七十二志愿中所填的一愿就定了终身,还没有的,就是大学二、三年也还没定。各位在此完备的大学里,目前更有这么多好的教授人才来指导,趁此机会加以利用。社会上需要什么,不要管它,家里的爸爸、妈妈、哥哥、朋友等,要你做律师、做医生,你也不要管他们,不要听他们的话,只要跟着自己的兴趣走。想起当初我哥哥要我学开矿。造铁路,我也没听他的话,自己变来变去变成一个老不成器的人。后来我哥哥也没说什么。只管我自己,别人不要管他。依着"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学下去,其未来对国家的贡献也许比现在盲目所选的或被动选择的学科会大得多,将来前途也是无可限量的。

  钱钟书也觉得,为拿一个学位赔掉许多时间,"白费功夫读些不必要的功课,想读的许多书只好放弃",很不值当。

  譬如考"版本与校勘",要能辨认十五世纪以来的手稿,他毫无兴趣,不得不一边苦学,一边日读一本侦察小说"休养脑筋",考试还是不及格,只好暑假后再补考。

  得了牛津大学的学士学位后,钱钟书"从此不想再读什么学位",去了巴黎大学进修。

  杨绛则以为,如果在牛津时,他就能有许多"自由阅读的时间,准会有更大的收获"。

  说它"伤财",则可以一笔帐算出:在上海最贵的学校上学,一年的花费大概是250元。而官费留学,费用不下2000元,是上海的八倍。这样一个学生培养了出来,国内可以培养出八位来。而其人"果能有益于社会国家与否,犹未可知也"。

  说它是"救急",因为自己没有的,才需要学习,自己有的,就不需要了。文明一旦更新,自己该有的到那时都已有了,所以,今日的"求之于人",是为了"他日吾自有"作"预备"。然而,单单只是这样的文明,终究没有发达的希望。留学生较少的时候,我们曾出过严几道、梁卓如、马君武、林琴南等翻译家,翻译的作品不可胜数,介绍新思想,输入新文明,业绩让人敬佩。现在的留学生多了,反而没几个搞翻译的了,"心目中惟以留学为最高目的",所学只用外国课本,学成归来后,或因为"国学无根柢",不能著书立说、翻译文章,或因为斤斤于金钱仕途,没有时间兴趣写东西,结果连翻译家都少了。"输入新智识","为祖国造一新文明",靠的什么呢?只有多写书、多翻译、多办报纸杂志。可是如若把精力都用在留学上,不去"以本国文字求高深之学问",则"国内文明永无增进之望"。每念至此,有志之士未尝不不寒而栗,"为吾国学术文明作无限之杞忧也"。

  钱穆更认为,技术性人才可以借助外力培养,社会人文学科,尤其是一国之国学,非本国人自己尽力不可。所以他排除万难,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即香港中文大学前身,在祖国大陆传统文化遭受灭顶之灾时,保住了老祖宗的一点香火,教出来不少的国学人才,如余英时等。

  可见得,留学只是个过渡,应该考虑到过渡以后的建设问题,尤其要考虑到"长久之计果何在"。

  "要而言之,则一国之派遣留学,当以输入新思想为己国造新文明为目的。浅而言之,则留学之目的在于使后来学子可不必留学,而可收留学之效。是故留学之政策,必以不留学为目的……派遣留学至数十年之久,而不能达此目的之万一者,是为留学政策之失败。"

  但实际情形是,留学政策实施了四十年,中国却仍无学界和学问,遑论新的文明。原因有二:一是政府不知道振兴国内教育,只知道派遣留学,舍本逐末。学生又以"速成致用"为则,崇"实业工科",轻"文哲政法","岂非大误也哉"!"留学收效速而影响微,国内教育收效迟而影响大。"其二,留学生志不在为祖国造新文明,而在一己之利禄衣食,志不在久远。

  从整个留学界的现状看,所缺者有三:第一,苟且速成。为得一纸文凭,以为啖饭之具。鬼混下来,只够"问学之初级",对于高深的学问,"未窥堂奥"。回国了,却"尊之如帝天","留学生亦洋洋自满",这样的人,对教育、对文明,"终无幸耳"。第二,重实业轻文科。前者的人数是后者的好几倍。

  中国需要实业人才,但是"吾国今日政体之得失、军事之预备、政党之纷争、外交之受侮、教育之不兴、民智之不开、民德之污下,凡以此种种,可以算学之程式机械之图型解决之乎?可以汽机轮轨钢铁木石整顿之乎"。

  人们只知道"国家之患贫,实业之不兴,物质文明之不进步,而不知一国治乱,胜衰之大原,实业工艺,仅其一端,若政治之良窳、法律之张驰、官吏之贪廉、民德之厚薄、民智之高下、宗教之善恶,凡此种种之重要,较之机械工程,何啻什百倍。……无工程之师,犹可聘诸外人……至于一国政治法律宗教社会民德民智,则万非他人所能代庖……吾国人受梁任公严几道之影响大乎?抑受詹天佑胡东朝之影响大乎?晚近革命之功,成于言论家理想家乎?抑成于工程之师机械之匠乎?"

  第三,数典忘祖,不讲求祖国之文字学术。这样的人因无知而无自尊,亦不能输入文明。

  留学却不可废。过渡之时代一日未过,则留学一日不可废。

  因而,今日教育的惟一方针,在于造一新文明。留学的目的,也在为介绍新文明而预备。

  "今日之大错,在于以国内之教育仅为留学之预备",国内教育仅为留学之预备,名校都重西文,以出洋留学为最高目的,学校也以本校学生考取留学官费,或直接入外国大学为职,"流弊所及,吾国将年年留学永永为弟子之国,而国内文明终无发达之望"。

  到了1980年代以后,更出现了一种自相残杀的形式--"托福"考试,600分以上的中国考生成千上万地涌现。但美国高等学校为中国学生提供的奖学金数额是固定的,它不会因为你分数高,而挤掉别国学生的名额,更不会叫本国学生吃亏。独木桥上的竞争便空前残酷了起来。成功者毕竟少,多数是毫无结果的。

  不仅如此,这样的竞争没有增长个人能力的作用。有关考试的技巧性占着越来越重的比例,成绩和能力往往是两码事。

  这便是现代中国学生的悲哀--一入大学门,许多新生其他全应付着,只背诵生词,记忆语法,钻研技巧,殚精竭虑,攻克了英语这个"堡垒",托福或雅思考试的成绩绝顶的高,拿上了出国的通行证。越是清华、复旦、北大、人大这样的名牌大学,这类的人越多。结果什么能力没有,只换得一纸文凭。这样的教育,惊人地失败。

  久长之计只在振兴本国的高等教育。留学也是为振兴国内高等教育之预备,仅可视为增进国内高等教育之一法,"以为造成专门学者及大学教师"。

  有了这个目的,出国留学者都应通晓国学与历史,能作文,将来才可以介绍国外的先进文明。不合这资格的,就不许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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