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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出国梦”(3)
送交者: 蒋泥 2004年08月01日13:42:57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九

  1846年8月,香港玛礼逊教会学校校长勃朗先生,因健康原因,决定回美国。临走前,他来到班上,说要带几个同学走,以便他们能在美国完成学业。如果谁愿意,请站起来。

  那时候出国,很可能就是个生离死别。或许是初生牛犊的缘故,末满19岁的容闳、黄胜、黄宽相继都站了起来。当时他们谁也不会料到这意味着什么,自己将去开创一段历史的新纪元,成为中国首批留学生。

  1847年1月4日,他们在广州黄浦港登上一艘运载茶叶的帆船,远渡重洋,颠簸98天后,1847年4月12日,船只驶进仅有二三十万人的纽约港。1848年,黄胜因病回国。两年后,黄宽亦转往苏格兰去学医了,只有容闳留了下来,1850年考入耶鲁大学。在大学的最后一年,他已初步想好了要做什么。他坚信下一代的中国青年应当有机会受到他那样的教育,通过这种西式教育,中国或许可以再生,变得文明而强大起来。

  1854年,作为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留学生,容闳毕业了。是年冬天,他带着文凭与雄心、梦想,回到充满战乱、贫穷和愚昧的祖国。

  1863年,容闳有机会结识朝廷中最有远见、权势的人物曾国藩,游说他来实施自己的留学生派遣计划。计划分四年进行,每年选送30名12-15岁之间的幼童赴美,期限15年。再分四次返回。

  1870年,曾国藩上书朝廷,任命容闳为"选带幼童出洋肄业局"副监督,负责招选第一批幼童出洋。

  当时出洋生死难卜,招生很不容易。内地招生不足,只好到开化较早、得风气之先的沿海一带去招。第一批赴美的30名幼童中,就有25人来自广东。并且幼童的家长还须具结,保证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

  招生完毕后,容闳先期赴美。

  1872年8月11日,30名中国男孩,穿着长袍马褂、拖着大辫子,在上海港登上一艘邮船,远渡重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幼童留美"奇迹。

  他们被分在美国人家里生活,很快适应了环境,学会了打棒球、踢足球、溜冰、骑脚踏车等等。

  容闳赞许这些变化,以为到国外接受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培养学生们具有一种有别于中国传统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谁料出洋肄业局正监督、翰林出身的陈兰彬,容不得孩子们的"自由化",视之为"污染",指责起容闳,说他偏袒纵容。

  中国人内心深处向来怀有一种恐惧,怕自己或别的同胞变成"非中国人"。这种恐惧多少植根于中国人历史上根深蒂固的"种族意识",又因近代中华民族饱受欺辱的经历而染上一层民族主义色彩。它长久缠绕着中国人的心灵,蒙蔽着中国人的理性。

  1875年,陈兰彬调任驻美公使。继任的吴嘉善,也是翰林出身,但性情怪僻。他到任后,就因孩子们谒见时不行跪礼而勃然大怒,斥责容闳纵容学生。又和恭亲王奕訢等上奏朝廷,说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末坚,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恶习……",建议从速解散"出洋肄业局",撤回全部留美人员。

  1881年9月6日,清廷决定招回全数留学生,结果真正完成了大学学业的只有两人,多数学而未成。其中60多人中断了在大学的学业,不少还在中学学习。

  第一次公派留学尝试,就这样夭折。

  尽管如此,其中还是涌现了一批优秀人才。如设计建造京张铁路的詹天佑,勘探建设唐山开平煤矿的吴仰曾,总理唐绍仪,外长梁敦彦,电报总局局长唐元湛等。其他留学日本、欧洲的则有严复和孙中山等人。

  1898年,张之洞等人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这样的看法拿今天的标准衡量,尽管有极端之嫌,经不住推敲,但以当时国人的教育条件和环境来说,似不为过。同年,光绪皇帝才决定"以派人出洋留学为要"。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北京爆发"庚子之乱",几十万号称"金钟罩体""刀枪不入"的白莲教、义和团团丁,"以干戈为儿戏","揭攘夷之义旗",入京围攻各国使馆,毁坏教堂学校,杀死教徒行人。不久,八国联军为"救"困,出兵攻陷天津、北京。帝后猖狂出逃,联军驻北京一年有余,美国政府首允议和。1901年,李鸿章被迫签订"辛丑条约",同意向十四国赔银四亿伍千万两,分四十年交付,由十八省按贫富分摊,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庚子赔款"。

  1908年12月28日,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下令:美国政府除确实费用及一切损失赔偿一千多万美元外,所余一千两百多万美金,实为浮数,受之有愧,"应以之退还中国,以全友谊"。

  1908年7月11日,美国驻北京公使把这个决定照会中国政府。9月14日,中国政府在答书里说:素仰贵国教育之发达,是以敝国政府现已决意用此退还之赔款,每年派遣学生若干人,至贵国留学。

  并约定修实业工程诸科者占十之八,修政治法律者占十之二。1-4年,每年派学生一百人。第五年以后每年派五十人。

  1909年8月,第一次招考在北京举行,630人应考。初试为国文、英文和本国史地,取68人;复试为物理、化学、博物、代数、几何、三角、外国历史和外国地理诸科。取47人。10月赴美时,外加了3名贵胄子弟,共50人。所学专业大多是化工、机械、土木、冶金及农、商各科。

  1910年8月又举行第二次招考。初试考国文、英文。国文题目是"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英文题目则是"借外债兴建国内铁路之利弊说"。复试考了西洋史、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几何和世界地理等科。400多人应考,最后取70人。

  1911年第三批庚款留美学生招考,取63人。

  19ll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学校正式成立。此后十多年间,据统计,由清华派出的留美学生就达1000多人。

  1904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则派出47名留学生。

  这一阶段,是中国政府第二次大规模地向外派遣留学生。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教育家、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以及现代许多新学科的创建者。其中的杰出人士就有1909年的梅贻琦,1910年的胡适、赵元任、竺可桢,1914年的金岳霖,1915年的袁复礼,1916年的吴宓、陈达、燕树棠,1917年的查良钊、汤用彤,1919年的叶企孙,1920年曾昭伦、萧公权,1921年的蒲薛风、李继侗,1922年的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1923年的顾毓琇、吴景超,1926年的贺麟,1927年柳无忌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教授,执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或西南联大。

  进入20世纪后,还兴起了大规模的留日高潮。

  那时候去日本,就像从北京去天津一样,不需办任何手续,因此,到1906年时达到一个高峰,单学生就有两万多人。不少受到通牒的政治人物,也纷纷去日本避难,寻找新的机会,发展自己的组织。

  而自1912年起,由吴敬恒、蔡元培、汪精卫等人组成的"留法俭学会",利用当时法国因欧战而急需劳工的机会,组织中国青年赴法,以工求学,为出身贫苦的青年留学西方提高了条件,得到热烈响应,赴法人数逐年增加。到1920年左右,在法的学生已达两千多人。其中文化界的杰出人士就有陈独秀、鲁迅、徐志摩、朱自清、周作人、林语堂、许地山、梁实秋、冰心、梁思成、林徽音、郭沫若、巴金等。

  1928年8月17日,清华学校正式改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出任校长。开始公开招考留美公费生。1933年,又开始公开招考第一届庚款留英学生。1935年,留学人员达到高峰,当年就有1033人出国。包括考取第三届庚款留英的钱钟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留学事业再一次受到极大冲击。到1941年时,出国者只有57人了。抗战胜利后,1946年7月就举行了全国公费留学考试。应考者多达4463人。该年留学总人数攀升到730人。紧接着又是内战爆发,1949年后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中国人就只能站在自己的土地上,而去不了别的地方了。"留学"更如天堂、地狱一样遥远,普通人是不敢想象的。

  直到1978年7月7日,中美科技代表团举行会谈,才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方面同意向美国派遣留学生。

  1978年底,首批中国留学生赴美的消息见诸报端。他们几乎都是被组织按指标、名额"安排"、"挑选"出来的,大部分是访问学者,小部分是外语好的研究生、本科生,竟至于英语好的被派到了日本,俄语好的被派到了法国。即使到了1980年代初,出国留学仍只是少数著名科学家和一些幸运的名牌大学高材生的事情。1980年,虽有三四千人自费留学,但其手续办理仍需一定的"特殊照顾",有时需要进京活动,走访主管领导。

  1981年1月14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等七个部门"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请示",颁布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

  短短几年中,中国人的"留学意识"迅速提高,自费留学使无数普通的中国青年学子第一次发现了一个梦想。1983年,自费人数仅有一千多,1986年,数字已增长十倍,1987年再翻了十倍,自费人数突破十万大关,成为一股无法阻挡的潮流。

  2000年,单在美国的留学生中国大陆就五万四千多,台湾近两万,香港也有七千五百多,三地总数八万一千多,占留美外国学生总数的17.8%。这是一笔庞大的投资。

  华裔人才遍天下,出国后他们大多没有回来。

  东南亚最繁荣的地区,就大半是由华人搞起来的。美国十多万第一流科学家、工程师中,华裔占四分之一,著名大学有三分之一的系主任是华裔,甚至于"没有中国教授的大学,不成其为第一流的大学,没有中国医生的医院,不成其为第一流的医院"

  卡特总统则说:美国对中国将要没有什么国防秘密了,她的每一个国防科学的要害部门都有中国人。

  美国是得益于外来人才最大的国家。在美华侨一百多万,几十万是知识分子。美国"1990年以后的360名最杰出的科学家中,从外国引进的有65名,占18%;在114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中,引进的有40名,占35%;在631名科学院士中,引进的141位,占22……战后从发展中国家移居到美国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医生近10万人,使发展中国家损失教育投资达40亿美元……拉美各国每年8%的理工科毕业生、20%的人文学方面的毕业生,大多数是精英,流向美国" 。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美国人不惜打破自己的战略部署,用一个伞兵师、两个装甲师加上整个第六集团军组成一支作战部队,斜插法军战线,掩护一支以阿尔索斯命名的原子侦察部队,主要的目的不过是要"抢"一个海森堡。

  然而,"抢"来一个人容易,难的是留住他,留住他的心,这才是最根本的。

  美国之能吸引人才,主要原因大概不在于她的强盛、她的外部条件,这仅仅是一方面,而主要在于她内在的诱惑与吸引力。

  中国历史上就有先例。

  楚汉之战时,刘、项大战70次,小战40次,刘邦屡战屡败,身伤12处,项籍兵威声望远胜刘邦。但最后垓下一战,竟只自刎乌江,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谋士、良将大多在项籍处失意,跑到刘邦那里去了。贵族张良、游士陈平、狗屠户樊哙吹鼓手周勃、布贩子灌婴、车夫娄敬、流氓韩信、强盗彭越、酒鬼郦食其,一一被刘邦收用;而刘邦自己原来只不过是一个小无赖。相反,一代霸王项籍,身边只有一个谋士范增,却仍不肯留用。

  因此,丁学良教授感叹的"废"才利用,所叹的是它的表面现象,对于内中原因,他不是说不清,而是不愿说。

  谁不留恋母土,谁不希望祖国强大,但是连顾诚这么一个很不会谋生的人都硬是出去了,那背后的原因难道可以忽略不计吗?

  十

  如果说,"文革"中的那代人是在一场又一场"运动"中磨练出来的话,那么,"文革"后的一代人则是在一场又一场"热"中成长起来的。

  文学热、经商热、美学热、文化热、卡拉OK热、出国热……这些热,有的是为情绪的发泄,多数是觉得它有用,为自己提供了机会、可能。

  尤其"出国热",是挑战,是检验,是机遇,是解脱,是一次"成功"的"胜利大逃亡"--出于对环境现实的失望,人们渴望逃离这块土地。但他们很快又发现,"逃离"的"成本"有时候是巨大的,在国外生活,所需付出的代价,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承担得起的。

  就有人说:经历了反反复复的运动、批评、斗争、游行和举国欢呼、群情激愤、你死我活、誓不罢休等折腾后,到1970年代末期,那时的中国社会铁板一块,未给年轻一代留下太多发展空间。无政治可投入,无财富可追求,没有可供精神自由驰骋的疆场,甚至在私生活中也没有一方不受侵犯的个人领地。年轻人在这个社会里生存,需要学会的不是全力奋斗,而是耐心等待。

  等待什么?

  说不清楚。

  在这样的形势下,"出国梦"即使可能是一场噩梦,但它给一代人带去了选择的自由生活、生活的希望和奋斗的动力。他们出去,有的因志存高远,有人因怀才不遇,有的因嫌钱太少,有人为婚姻不幸,也有为争取言论自由,甚至只是为了多生一个孩子的。而且,出国本身就是一件值得追求的事。无聊空虚的生活马上会变得紧张充实。没时间忧国忧民,抨击时弊了,也没工夫牢骚满腹,埋怨领导了,更不去计较奖金、职称和大家对你的看法了。张扬出了一种新鲜的活力。毕竟一个大家族,如果子女们没出息,一定会都守在家里,为一点遗产打得头破血流、你死我活;相反,子女有出息的,都会走出家门,去创立自己的事业。

  Qian Ning在《留学内幕》里就说:

  许多人觉得,出国难,不在于海外大学的入学录取,不在于公安机关的护照办理,而在于单位同不同意放你。

  在中国,单位一直具有"全能"的社会功能:管生老病死,管吃喝拉撒,管发工资,管分房子,并兼管节日购物、幼儿入托……除此之外,它还管着每个人的"关系"--档案袋。……即使拿到海外大学的录取通知,办好经济担保证明,在单位介绍信开出之前,没人敢担保就一定能跨进公安局签证科办理护照。

  这单位介绍信能否顺利开出,常常取决于某个单位领导的开明程度,和人事科或人事处具体办事人员某时某刻的心情好坏。

  中文是一种很具弹性的语言,用这种弹性语言写成的各种条文则更具弹性。

  而且,政策总是掌握在领导和办事人员手里,常秘不示人,所以,具体执行起来,可以灵活掌握的地方总是有的。如果领导上不想让你走,或人事干部有意刁难,大者可说国家人才不能外流,小者可讲单位缺你不行。当然,有时是无须什么理由的,就是不放你。

  跟领导"磨"出国,需要有"谈话艺术"。

  有人说得"诚恳":"您瞧,我没入党问题,没住房问题,没职称问题,也还没有计划生育问题,就这么一个出国问题,您就帮我解决解决吧。"

  有人说得轻松:"您当我被判了十年刑,算是海外执行。"

  也有人说得粗俗:"头儿,您就当我是一个屁,放出去算了。"

  跟人事部门的同志打交道时,则需格外谦虚。我相信,所有为开介绍信而走进人事部门的人,无论在外面多狂,进门时也一定会小心翼翼地满脸堆笑。如果只堆堆笑,自然还好,有些地方,有些时候,仅仅是"精神文明"恐怕是不够的,多多少少需要一点"物质文明"。

  一个在俄亥俄州读书的40多岁的老留学生,读完博士后,一直找不到工作,但死活不愿回国。原因之一就是:当年出国时,为办各种手续,他到处烧香磕头,当够了孙子。"我可不想再回去受那个气了。"……因此,海外留学生心中所留下的"祖国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年各自在单位里的境遇。人们毕竟难以脱离自己生活的环境,观点和想法的形成往往基于个人经验。

  就好像华侨越老越爱国似的,留学生在国外生活时间越长,爱国之情就越深。

  更实在的说法是:"爱国,这就要有资本。"……可见得,中国人的爱国之情极易受挫。

  尤其是想起当年在国内单位里所受"待遇",或现在因某些事不得不与原单位再次打交道时……

  而许多中国留学生最终留在海外生活,显然不仅仅是因为西方国家"民主自由"的吸引,更主要的是因为发达社会里的"物质的诱惑"。

  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显然不应该是一种罪过。

  实际上,物质生活对人的精神世界自有另一种影响。

  在短缺经济的状况下,人是很难具有什么民主自由意识的。上街买个东西,要有票证,要央求售货员,要走后门。

  这种每天进行的商品交易活动,无形中不断强化着个人对政府和社会的依赖,塑造着人的奴性。

  西方物质的丰富,使人从小就具有一种强烈的选择意识,从日常商品到日后的职业,从生活方式到政党政客,个人的选择权往往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而个人的选择权,实质上是自由民主最基本的涵义。

  "美国梦"首先是一种很物质化的梦:一幢房子--房子意味着家庭、孩子、汽车、狗和稳定的工作。

  但也有美国学者强调,这种物质化的"美国梦"包含着一种美国精神:每个人都有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并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生活中的梦想。

  因此,面对西方社会的物质世界,中国留学生受到的倒也不仅仅只是物质的诱惑,这中间自有一种精神的熏染。

  在西方社会,要是没有钱,即使充满自由,你也没有多少自由可享用;即使人人平等,你也得不到多少尊重。

  所以,有钱不一定幸福,但没钱一定不会幸福。

  那些越是对穷的滋味体会很深的人,对金钱重要性的感受也就越强。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国社会,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权力社会。整个社会围绕权力的轴心运转。在这种社会环境里,有钱固然可以使小鬼推磨,却并不一定总能通神。

  美国则是一个"流动"的金钱社会,没有贵族和平民,没有上层和下层,有的只是有钱的人和没钱的人。但有钱的人可能会渐渐没钱,没钱的人可能会慢慢有钱。

  在美国,金钱不但能够左右政治,影响经济,而且,成为了一种价值判断的标准,甚至渐渐渗入了人的思维方式。

  美国社会就像一个不断制造金钱又不断吞食金钱的不停转动的大机器。……一个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的33岁的博士生说,初学美国政治学,听教授讲美国的建国理想就是建立一个"弱政府"以保证政府无法控制个人时,他大惑不解。……自己向来认为政府是应该加强,不然,如何管理人民呢?

  我们的思维不自觉地被自己的社会存在所局限,并进一步被自己的文化传统所局限。只有当我们走出自己的社会,见到另一个不同的社会时,我们才有可能领悟到自己意识的局限。

  但是,对一个人或民族来说,真正可怕的还不是这种意识的局限,而是在这种局限中形成的一种绝对思维模式。

  我们不自觉地以自己社会的一切,作为是非标准来判断其它社会的一切。

  有时,我们能走出国门,却走不出这种绝对思维模式。

  不少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在外面看到的只是一些"西洋景"。国外的东西,有时尽管新鲜、有趣,但只要不符中国人的传统,便自然属于古怪和异常一类。

  这种态度可以一直追溯到中国人自古以来的视异族为"蛮"、"夷",呼外国人为"鬼子"的"中央大国"的心态。

  当然,这种绝对思维模式也可以逆向呈现。1978年后,当在几十年隔绝后重新打开国门时,中国人被外面的世界惊呆了。于是,不少人的思想立即趋向另一个极端:西方的一切都是合理的、科学的,而中国的一切都是丑陋的、病态的。

   基于这种绝对思维模式,人们往往会形成一种僵硬的"对错"意识。人们几乎是先验地从自己的社会生存方式中获得"正常"的观念,并不自觉地以其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就在把自己放在"正常"位置上的同时,他们便将别人放在"异常"的位置上。于是,"天经地义"的东西变成了"唯一正确"的事情了,使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卫道"的狂热和迫害"异端"的残酷。最终导致思想的禁锢、文化的封闭和政治的专制。

  实际上,人类社会生存方式多样,生于其中的人才能逐渐摆脱过去狭窄的"对错"意识。

  可在中国社会,这种"对错"意识还很强烈,主要体现在对"统一思想"的认同。

  "思想"的"统一"总是以对某种"思想"的绝对正确性的承认为前提的,这种对"统一思想"的认同,对中国人来说,几乎成为一种潜意识。

  一个美国政治学教授曾在中国做过一个调查,发现大多数中国人都说相信民主,但同时又都赞同"思想统一"。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中间的内在矛盾。

  当"统一"了的"思想"进一步变成信仰、主义或是"明天的理想"--某种要求人类为之作出巨大牺牲才能实现的抽象原则时,人类社会便会进入悲剧时期。

  历史上,人类被推向灾难的边缘,常常不是因为某些人有意要将大家引向地狱,而是因为一些人坚信只有他们才知道通往天堂的唯一道路。

  自1986年开始,一大批更年轻的中国留学生闯到美国。……他们从重点中学毕业就直接进入重点大学。在大学里不但准备"托福",而且收听"美国之音",熟知美式"民主"、"人权",说得出美国摇滚歌手的最新排名榜。他们似乎生来就是要去美国留学的一代。肩上没有什么报效祖国的重负,心里也没有什么营建小家的盘算,只是渴望闯荡天涯,见识世界。

  "留学,像人生一样,是一个过程。我只希望能enjoy(享受)这一过程。"

  这批留学生适应极快。

  "一年开快车,二年谈对象,三年爱辩论,四年不要娘"。不像上一代留学生那样,省吃俭用好几年,然后买一辆旧车,而是一来就要买好车,买跑车,买新车。

  他们没有钱怎么办?

  想办法贷款。

  第二年,不少人就开始date(约会),不但找中国姑娘,也敢找"碧眼金发"的。

  第三年,英语流利了,说话不结巴了,于是便爱和人辩论,有理没理的,都要和人争上几句。

  到了第四年,美国的一切变得习以为常了,而"祖国"已变得遥远而模糊了。……在这一片多少带些浮华色彩的喧闹的背后,折射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难以培育出来的进取精神。

  由于西方社会环境和文化的影响,留学生身上已很少再看到那种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常见的充满"人生虚幻"感叹的东方式超脱,而多了一种跃跃欲试的冒险精神。

  对这一代中国留学生来说,"打工"如同是又一场"再教育"。不同的是,当年,他们在农村所经受更为艰苦的劳动锻炼时,多少还有一种沉浮于政治运动的悲壮;如今在美国打工,则完全是一种迫于生计的无奈。

  不管在国内多么的风流倜傥或多么的抱负不凡,到了美国,如果没人供养而又别无长技,为了谋生,就得先去打工。

  从中国读书人一下子变成了美国"劳动人民"’,这种社会角色的转换,使不少虽经"劳动改造"而潜意识中"社会等级"观念仍很强烈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心理上备受冲击。

  在一次中国同学会举办的晚会上,一个女留学生一见面就自嘲地告诉我,她是直接从餐馆来的,浑身都是莱油味。她以前是学美学的,现在一家中国餐馆打工。

  "我现在白天什么都不想,不过,有时夜里会做一些不愉快的梦,心里压抑着的东西都会浮现出来。"

  另一个过去写过不少报告文学的40多岁的知名记者则说,当他一个人穿着雨衣、雨靴,在一家中国餐馆潮湿的地下室里发豆芽时,他只能一面将这一切作为一种"生活"来体验,一面默诵孟老夫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名言来支撑自己的精神。

  这场美国式"再教育",使历来具有生存依附特性而又长期习惯于"铁饭碗"制度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重新估计自己的生存能力和社会价值。

  当年,多少满怀"做学问"的热忱赴美"深造"的中国留学生,一到美国才发觉,美国社会的结构重心不在政治,不在文化,甚至不在科学,而在商业经济。历史上,有一个美国总统曾说过:"美国的事业就是商业。"

  的确,在美国社会里,一切价值都可以用商业价值来衡量,而商业上的成功又是一切成功的不可缺少的基础。……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商业世界,最终将吸引许多有才华和胆识的留学生投身其中,成为他们争雄的战场。

  顾城等人不在上列之中,他们是写在"中国人的出国梦"边带上的人,不是作为留学生出去的,也不是为求投身商界,拼搏一番出去的,取的恰恰是东方式的"超脱"的生活态度,自动地划归于"逆流"系列,与外界格格不入。其悲剧就在于,他们却需要不断去适应别人,改造业已成型,且有了一定社会成就的自己。这有多艰难!加之顾城身边的人,一个个都在"适应"着,纷纷改了,"下海"了,顾城却不肯,力图把两个他最心爱的女人都拴在身边。

  拴不住,她们要走,都不能接受自己的生活方式,乃至精神、心理状态了,顾城的死期也就到了。

  看来,这个世界是没有天堂的,而和西方比起来,我们这边像是距着天堂更远,要不然做着出国梦的人,何以会那样多呢?

  好在我们还有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乐观态度,历史上有一度,我们不也曾是别人向往过的人间"天堂"吗?

  只不过那时出入自由,没有这么多规矩。但交通难,一个个的"出国梦"也就同样不易实现了。

(世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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