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鄉二元戶口制度對近年中國發展影響極大。 由之而造成的兩極分化（城市內部也有兩極分化，另述）也造成嚴重後果。

我的一個問題是，中國到底有多少種選擇， 目前兩極分化是否是有意識產業政策的結果？

在過去三十年，中國其實一直面臨兩難的選擇。 從強國的角度出發，需要迅速提高中國產業的生產效率。 從富民的角度，中國需要犧牲部分生產率的增長而儘可能增加就業，把多餘的農民轉變到第二產業或第三產業。

此外，從國家出口競爭力的角度，應該儘量壓低勞動力價格，保持中國的競爭優勢， 從均富的角度，應該讓工人得到儘可能多的財富， 但代價很可能是高漲的勞動力價格，資本的外流。

從現狀看，中國城鄉二元戶口制度， 國家種種偏袒外資的政策，國企下崗轉型，等等，都對壓低勞動力價格，吸引外資， 保證國家競爭力起了很大作用。 這套政策的前提是“沒有限制”的海外出口市場。 東亞四小龍在自己發展的過程中已經發展出相當市場，當四小龍工業轉型，大批私人企業進入中國內地，資本，市場和中國廉價而又頗有水平的勞動力結合在一起，就成為中國騰飛的主要推動力。

請不要忽略選擇的重要。 在三十年經濟騰飛過程， 如果假定平均增長率為10%，三十年下來總增長就會達到17.45，但如果採取另外的選擇，比如保護環境，增加對教育或醫療的投入，增加進城農民工的投入， 年增加降為7%（在世界也屬高速），那麼三十年總增長只有7.61。 只相當前者的43.6%。 換句話，如果一種選擇讓中國超越日本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大國，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另外一種選擇中國可能和日本經濟比鄰，甚至不如日本。

政治經濟中很多選擇都有追求的目標，但也有明顯的或潛在的代價。 對於中國體制中的領導人，面對強國和富民“兩難選擇”，會傾向何者呢？ 很多人認為“富民”也可“強國”，但如果開始要付出一些代價，又將如何選擇呢？

我這裡假定領導全然理性， 這是不正確的。 歷史證明，即使”領導“層有廉政的傳統，最後也往往被”貪慾之風“所腐蝕。 在我歷史模型中，奢侈之風像一種傳染病， 從點向面擴展。 一個朝代，也許開始上層是特權，下層主要是腐敗，腐敗向上蔓延，特權向下蔓延，最後特權和腐敗結合，腐敗產生更多特權，特權產生更多腐敗。 中國缺少宗教的力量，又缺少苦行禁慾的傳統， 所以在討論經濟決策，不可能不考慮領導自身利益的誘因。

中國的未來， 面臨極大挑戰，一個是無法再進一步壓制勞工的消費（請考慮劉易斯拐點，群眾欲望和群眾不滿），另外一個是已經臨近市場擴展的極限（已經占世界第二產業1/4），第三是尚未表現出世界一流的創新力。

在某種意義，搶占世界市場速度越快，為今後發展留下的發展空間就越小。

從經濟角度，中國產能過剩， 近年拼命發展汽車工業和房地產，其實也不過是原有市場已不夠龐大，必須開拓新市場的反應。

從長遠講，中國越急於提高技術，提高生產率，變成名副其實的強國，就越有增加國內二元化的分裂結構。 但已經被最近西方金融危機和最近中國凱歌高奏刺激得雄心萬丈的上層國民，是否還能返回謙恭的態度，再韜晦一段，再悠着一點呢？ 這是一個形勢判斷的問題，是一個選擇的問題，也是一個有趣的心理問題。

一點胡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