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四，２月１４日，是部分中国人可以感到自豪的一天。在这一天，巴勒斯坦人的地雷，炸毁了一辆以色列梅卡瓦（Ｍｅｒｋａｖａ）３型主战坦克，并炸死了里面的三名乘员。除了与阿拉伯国家正规军作战之外，这是从未发生过的事。坐在世界最好的坦克里，以色列士兵似乎刀枪不入。巴勒斯坦人扔过来的石块和燃烧瓶对他们毫无办法。以色列人分析，这次用的是偷运进来的伊朗军火。而伊朗的反坦克武器，靠的是中国和北朝鲜的技术援助。换句话说，中国的步兵反坦克武器，可以反制当今世界第一流的坦克。

　　以色列报纸认为，这一爆炸标志着巴以冲突进入了一个更危险的阶段。以色列的反应，是出动飞机轰炸巴勒斯坦当局在贾巴利亚（Ｊａｂａｌｉａ）难民营的两个警察局。这似乎有点奇怪：并没有证据表明是阿拉法特手下人员炸的坦克，打掉了他的警察，以色列如何还能要求阿拉法特惩办暴力分子？

　　从以色列的行动看--虽然以色列政府不会公开承认--他们采取的是一种"抵押"政策。三十年代英国人在巴勒斯坦镇压阿拉伯起义时，英国士兵经常扣留起义者的亲属，甚至毁掉整座村庄。不过在镇压犹太人起义时他们不用这一招，因为知道犹太人不以宗族血缘集居，打烂邻居的家，并不能让起义者感到多少心理压力。英国人治理巴勒斯坦时，究竟是帮犹太人还是帮阿拉伯人？这是两个民族一直在争论的问题，他们都声称前殖民者帮的是对方。英国当局对犹太人不搞连坐，一直被阿拉伯人认为是约翰牛倾向犹太佬的证据。以色列向英国人学，过去也对巴勒斯坦人搞连坐，让整座村庄为一两个居民的行为负责。但自九十年代以来，西方舆论对平民伤亡越来越敏感，所以现在以色列改变了策略。

　　巴勒斯坦人不是要建国吗？那就进入已经交还的阿拉伯地盘，打掉你的警察局，打掉法院，打掉市议会，打掉镇公所，打掉国家机器的所有运作场地和这些场地所代表的国家尊严；甚至出动坦克把未来的巴勒斯坦国总统阿拉法特（他已经自称总统，我国报纸也接受这一头衔）包围在他的官邸里。看你还怎么建国？以色列的策略，就实际效果看，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你要我的人命，我就要你的国命，看谁熬得过谁。

　　暴力分子躲藏在掩护他们的平民之中。顾忌平民伤亡，以色列人很难抓住他们。要百无一失地防备自杀炸弹攻击，在犹太人定居点与阿拉伯村庄如围棋黑白子交错杂处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但以色列有足够的实力封杀阿拉伯人任何一级权力机构。不能连坐平民，必须当心人命，那就掐住巴勒斯坦人的国命，连坐他们的国运。

　　尽管美国为了反恐怖战争的进展，希望中东早日实现和平，世界各国也做了很多斡旋，但是，人们一般估计，这一地区的动乱仍将长久持续。专家们提出了各种理由，本人的理由或许最简单：只要阿拉法特没有勇气一当"叛徒"二当烈士，反而很得意地让别人称他为"伟大幸存者"（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Ｓｕｒｖｉｖｏｒ，据说他躲过了来自各路人马的五十多次明枪暗炮），巴以冲突就不会结束。对阿布杜拉国王被巴勒斯坦极端分子暗杀的震惊和愤慨，才使约旦自１９５１年以来就成了对以色列相对最友好的阿拉伯国家；对萨达特总统被伊斯兰极端分子暗杀的震惊和愤慨，才使多数埃及人在１９８１年接受了他们并不那么满意的以埃和平条约（１９７９年３月２６日在华盛顿签署）；对拉宾总理被犹太极端分子暗杀的震惊和愤慨，才使多数以色列人在１９９５年接受了他们也是不那么满意的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开罗协议（１９９４年５月４日签署）和"奥斯陆２"协议（１９９５年９月２８日在华盛顿签署）。或许，只有阿拉法特被巴勒斯坦极端分子暗杀，才能使他的人民在震惊和愤慨中接受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建国所能作出的最大让步。或许，中东的风水就是如此，和平之花必须用领导者的鲜血浇灌。

　　笔者似乎在说笑话，但是笑话里面有真理--巴勒斯坦今天的困难局面，阿拉法特要负相当责任。

　　１９９３年９月，拉宾前往华盛顿签署"奥斯陆１"协议（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原则声明，９月１３日）时，为了表示以色列的诚意，他邀请了丈夫和两个女儿被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恐怖分子杀害的瑟玛达·哈兰（Ｓｅｍａｄａｒ　Ｈａｒａｎ）女士陪同前往。但在起飞前的最后一刻，惨痛的记忆压倒了哈兰女士：她的小女儿的头部是被阿拉法特的手下摔碎在石头上的。她对拉宾说：不，我无法握他的手，但我祝你此行成功。离开机场后，她直接去了墓地，把象征和平的橄榄枝插在丈夫和女儿的墓前。

　　想起笔者小学音乐课上学会的一首抗战歌曲："敌人把二小挑在枪间／摔死在大石头的上面／只有十二岁的王二小／可怜他死得这样惨"。战争中免不了平民伤亡，但是，把婴儿脑袋摔碎在石头上的人，我们只能称之为匪徒。

　　"秋风吹遍每一个村庄／把那二小的故事传扬／每一个村庄都响起了歌声／歌唱二小放牛郎"。每一个以色列村庄都响起了歌声，歌唱中东的永久和平。犹太民族原谅了匪徒充斥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问题是，即使象阿拉法特这样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匪徒做久了，他们的心态，是否还能管理好一个政府？他们能否遵守摒弃暴力的庄严诺言？

　　《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Ｔｈｏｍａｓ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借用电影名《行尸走肉》（Ｄｅａｄ　Ｍａｎ　Ｗａｌｋｉｎｇ，讲述一个杀人犯等待死刑的过程）形容阿拉法特。他说：现在没有人--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美国人和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更不用提巴勒斯坦人--相信阿拉法特有能力带领他的民族走向和平。弗里德曼认为，阿拉法特之所以堕落为无所作为的"行尸走肉"，是因为他自己打了自己三枪：一是拒绝了克林顿的和平提议；二是容许伊斯兰极端组织哈马斯成为政府外权力中心；三是从伊朗偷运军火被抓个正着。

　　克林顿在离开白宫前两星期的一个周末，去年１月７日，公布了他的中东和平计划。该计划第一次提出把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基督徒和亚美尼亚人聚居区交给未来的巴勒斯坦国，从而解决了巴以双方争执不休的巴勒斯坦人在何处立都的问题。克林顿甚至提出把圣殿山也交给巴勒斯坦国，以色列仅保留对"哭墙"的管辖（参见《耶路撒冷：被信仰挤爆的圣地》，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８日贴在"世纪中国"网站"国际视野"）。当时的以色列总统巴拉克倾向同意，尽管这是一个可能使他遭到拉宾命运的让步。但阿拉法特拒绝了，虽然在这个计划里，他可以拥有西岸９５％的土地。

　　拒绝的理由之一，是提议中的巴勒斯坦国领土被犹太人定居点和连通它们的公路分为三块。但以色列的总体指导思想是"以土地换和平"，如果和平确实有保障，他们愿意逐步归还土地。当埃及以实际行动保证了和平，以色列在１９８１年归还西奈半岛时，拆除了犹太定居点。对抗议的居民，军队用高压水龙强行驱离。当一伙居民威胁要爆炸自杀时，军方出动突击队把他们全数抓走。是谁用强硬手段指挥了这一拆除行动？现在的以色列鹰派总理沙隆。巴勒斯坦建国后，如果能以实际行动保证犹太人的安全，揆诸以色列历史，定居点的问题，将来并不是不能调整的。

　　在克林顿的提议里，巴勒斯坦难民将放弃"重返家园"的要求，在目前居住的阿拉伯国家就地吸收，以换取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让步。这是阿拉法特不接受美国提议的另一理由。但以色列显然不可能在难民问题上让步。弗里德曼说得精辟：以色列愿意给阿拉法特一个巴勒斯坦国，但不能给阿拉法特两个巴勒斯坦国，让以色列本身也变成一个巴勒斯坦人的国家。六百万人口的以色列--其中还包括一百万非犹太人--怎么可能吸收三百七十万巴勒斯坦难民？毕竟，这不是以色列单方面的责任。难民问题的初始根源，是阿拉伯国家拒绝联合国１９４７年分治决议，在以色列诞生的同日出兵攻打尚在襁褓中的犹太国家。可悲的是，在拒绝了五十年之后，阿拉伯人还是要回到将巴勒斯坦划为两个国家的旧原则。

　　或许阿拉法特的拒绝是担心哈马斯的压力。哈马斯还不单是要让难民重返家园，他们根本是要把犹太人赶出巴勒斯坦。但是，如果阿拉法特真愿放弃暴力，早就该拿出以色列对付西奈犹太居民的魄力，解除哈马斯的武装了。一个国家，岂能容许有两支军队？以色列独立战争时，阿拉伯强敌围伺，当时的总理本－古里安照样断然处置不愿编入国防军的原抗英游击队，并不因为他们也能打阿拉伯人而手软。

　　阿拉法特打在自己身上的第三枪，是今年１月４日以色列在红海上截获的军火走私船。这不单是违反停火协议，就外交而言，更严重的是他公然说谎。阿拉法特在写给美国总统布什的信里，声称他对此船一无所知。布什手拿美国收集的证据，咆哮道：这家伙居然敢骗我！在外交上，你可以岔开话题，可以开玩笑，可以来一道暗含两种解释的双关语，可以发挥种种语言技巧坚决不说实话，这些都是允许的，对方甚至会佩服你的机智。但你决不可明目张胆说白谎。如果你讲了一个英语里所谓的ｗｈｉｔｅ　ｌｉｅ，西方人会觉得非常不尖头鳗（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你这人不可打交道。阿拉法特一个白谎，就把美国完全推向了以色列。于是布什继续搁置任何新的巴勒斯坦建国提议。

　　我们有些"新左派"喜欢引用美国巴勒斯坦裔教授萨伊德的话。当然他们只引用萨伊德的反西方言论，他们大概从来没有注意过萨伊德对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的尖锐批评。萨伊德在《文化和帝国主义》一书中指出：这些父权主义领袖的最重要功业是使国家获得独立，以他们为崇拜对象的"圣殿"文化（在我国叫"造神运动"）就进一步使民族主义的视线局限于殖民时期的屈辱历史，看不到还有妇女权利、少数民族权力--更不用说行使民主的自由--和经济建设等更具普适性的、或许是比建国更困难的问题。让萨伊德去治理巴勒斯坦，也是不行的，对待以色列的态度，他比阿拉法特还激进。但上面这段话他说得很正确：从解放运动到治国，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无法跨越的转折。虽然萨伊德的书写在奥斯陆协议之前，他的话，对阿拉法特也是十分贴身的预言。

　　在解放运动阶段，问题相对简单，可以搞单一目标的政治--唯一的目标就是把占领者赶出去。目标单一的明快口号也利于发动群众。但是，进入了治国阶段，情势就变得远为复杂。内政、外交、经济、民众生活、文化，必须通盘考虑，此外还包括获得权力后干部和官员的腐败问题。如果没有能力理清新问题，而且仍然保持旧心态，把一切困难归于占领者，把治国也搞成目标单一的一场运动，设使权威动摇，就会为心怀不满者和激进分子敞开制造动乱的大门。

　　和以色列谈判，全面解决经济合作、安全协调、水资源分享、外事往来、文化交流等问题，巴勒斯坦才需要有开罗大学学位、工程师出身的能讲英语的阿拉法特。如果只是要把犹太人赶出西岸，任何一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毛拉都能讲得比世俗的阿拉法特更具"神圣"色彩，更能煽动受宗教影响比较深的下层民众。试想，如果我国的外交政策不是保证经济建设的全方位和平，而是宣传部门一贯坚持的"两个凡是"（凡是美国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美国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那就不需要找富有各方面工作经验的人掌管外事，随便到未名湖畔拉几个满脸青春痘的北大宝贝生，他们一定叫得比任何政府官员的口气更大。不过，我国宣传部门最多只能造点舆论，阿拉法特面临的挑战要严重得多。他从突尼斯搬回巴勒斯坦时，哈马斯已经在西岸的长期动乱中建立了自己的军事小组。而阿拉法特旧习不改，签了和平协议后仍是满口的"圣战"，这就使他失去了解除哈马斯武装的理性依据。

　　阿拉法特就此陷入死结。哈马斯是原教旨主义者，犹太人对他们来讲，不但是闯入者，而且是异教徒。闯入者以强力或财力，也许能得到一席之地；但信仰是无法妥协的，异教徒必须被赶下红海。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自杀炸弹攻击，使以色列为保持快速反击的兵力而不愿完全撤出西岸。受哈马斯推搡，阿拉法特无法和；受以色列约束，阿拉法特不能战。龟缩在被以军坦克封锁的拉马拉（Ｒａｍａｌｌａｈ）办公楼内，阿拉法特只能Ｄｅａｄ　Ｍａｎ　Ｗａｌｋｉｎｇ。

　　这与以色列和约旦的关系，形成鲜明对照。以色列和约旦联合组织招商大会，请各国公司踊跃投资。东道主摩洛哥国王哈桑说：让三大宗教和亚伯拉罕的子孙们（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追溯自己先祖至亚伯拉罕的儿子，不过是不同的儿子），团结在共同的历史纽带内，合建一座通往未来的宏伟桥梁。以色列外长佩雷斯则说：由于水资源匮乏，我们必须合作；或是区域一体繁荣，或是各国分别成为沙漠，我们必须作出选择。

　　或许，这场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冲突，是无法在以巴两方的范围内解决的，它必须被提升到犹太人和阿拉伯世界整体关系的大框架。就象德国统一问题一样，当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六十年代初提出"东方政策"时，他同时也积极推进西欧各国的政经合作。只有在欧洲一体化的大框架内，他的与东德和解直至统一的追求，才不会引起法国、荷兰等邻国对德国再次崛起的忧虑。或许，只有阿拉伯联盟提出一揽子和平方案，集体保证以色列的安全，才能祛除犹太人的疑虑，也断绝了伊朗那样的非阿拉伯穆斯林国家用金钱和军火支撑巴勒斯坦原教旨主义者的理由。这就先要解决萨达姆，否则伊拉克势必搅局。

　　１９９１年，挟海湾战争余威，美国总统老布什意图解决巴勒斯坦问题。１０月３０日，美国和苏联共同发起的马德里会议开幕。以色列独立战争四十三年之后，犹太人和阿拉伯世界终于坐下来面对面会谈。当时的以色列右翼政府认为阿拉法特是恐怖分子，坚持不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打交道，与会的巴勒斯坦代表是夹在约旦代表团中的当地上层人士。这本来是一个可以把巴勒斯坦问题放入犹太人和阿拉伯世界整体关系大框架的过程，但是翌年以色列大选，拉宾获胜，通过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奥斯陆的秘密接触，拉宾认为他们比巴勒斯坦当地人士更有灵活性，决定把谈判对象转向阿拉法特。

　　其实，当时阿拉法特因为支持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在国际上空前孤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被排除在马德里和后续会谈之外，面临着在未来的自治政府中被当地人士取代的可能。他们当然要表示出较大的灵活性，争取重新加入中东权力游戏。而且他们当时远在突尼斯，放几个软档，也不必担心哈马斯的追杀。

　　有趣的是，奥斯陆会谈开始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自己都不相信他们已有治国的可能。阿拉法特试探以色列的方案，第一步是在加沙和西岸建立阿拉伯国家托管区--由埃及和约旦联合管理，三至五年后再转交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拉宾和他的外交部长佩雷斯心太急，是他们把治国的重担一步就放入缺乏准备的阿拉法特怀里。

　　拉宾是个改革者。他改革了工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开放市场，发展私人企业，为以色列在九十年代的经济繁荣打下了基础。但他仍然是个左派，而左派总是要犯幼稚病的，非如此则枉担"左派"之名。现在回过头来看，跳过托管阶段，直接把权力交给阿拉法特，虽然能博得各国舆论的欢呼（他们反正不受自杀炸弹的攻击），却可能是以色列所犯的一个严重错误。

　　以色列的另一位工党总统巴拉克，则在预定撤退日期两星期之前，于前年５月２４日夜间，突然撤出黎巴嫩南部。帮过以色列的当地基督教民兵，被抛给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随意关杀。一夜之间，以色列信用破产，威慑破产。哈马斯等激进势力大受鼓舞，自信也能象黎巴嫩那样，用暴力袭击迫使以色列从西岸单方面撤军。巴拉克的幼稚行动，博得了各国舆论的欢呼，却使他自己与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建国谈判，从此毫无进展。巴拉克随即被选民抛弃，导致沙隆鹰派的上台。

　　但沙隆仍然邀请中东和平的老将、跟阿拉法特谈出奥斯陆协议的佩雷斯担任外交部长。当佩雷斯下一次提出和平建议时，阿拉法特会是什么态度？

　　１９４８年５月，英国人撤离巴勒斯坦，他们行使的最后一项政府职能，是教育局的两位老绅士，冒着生命危险，走到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火线中间，向两边枪手分发暑假前的大考试卷。五十年来，以色列学校从来没有停止过上课，即使是天天有空袭警报的时期；而巴勒斯坦人正在撺唆儿童天天浪荡街上丢石块，甚至当烈士。如果阿拉法特没有心思做一些最基本的建国措施，比如组织学生考试，那么，即使以色列受不了人命损失，犹太民族全体移居地广人稀的加拿大，把这块三教圣土悉数留给阿拉伯人，他们大概仍然会有一条破碎的国命--首先会有一场哈马斯和法塔赫的内战，然后是长期的贫穷与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