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战后巴黎和会中中国的被出卖到冷战后科索沃危机中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被轰炸，从辛丑条约以后列强的中国瓜分图到今天西方和李登辉的瓜分中国的方案，一个世纪的历史似乎只不过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轮回。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不同的只是中国知识界的反应。美国的轰炸既是对于中国20年来政治经济发展的一个考验，同时也是对于中国20年来知识积累的一个考验。对于中国驻南使馆的挨炸，中国知识界手足无措，我们主要的反应是幻灭。幻灭的情绪充分暴露了中国知识界难堪的知识贫困和思想空虚。为什么是幻灭，而不是觉醒呢？在幻灭与觉醒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幻灭是我们知识泡沫的破灭，是外力无情地撕碎了我们的自欺，而觉醒却需要深沉的思想和知识上的准备。对于美国的暴行，从北京到全国各地中国人民表达了强烈的抗议，这样一种自发的民间的抗议是我们多少年来从来没有过的。然而，因为是幻灭，我们的反应才具有这样浓厚的感伤色彩和戏剧性。我们的抗议既真实地表达了我们的愤怒，然而同时，即使较之80年前的五四运动，它也是苍白和空虚的。五四爱国运动有新文化运动作为它的基础，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得远不够成熟，然而这一爱国运动毕竟有科学与民主的、个性与自由的新文化作为支持，因此五四运动提出了“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有力口号。然而今天我们所提出来的口号却是这么苍白——“抵制美货”。结果，当我们游行完了，晚上回去一统计，却发现我们的生活资源90％来自美国，从价值构造到日常生活，从教科书到洗发水，都是从美国批发来的。离开了美国，我们就无法生活。没有美国，即使不是我们生活的崩溃，至少也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水平突然跌落。“抵制美货”是一个急中生智的口号，我们随口喊了出来，却没有想到它是多么自相矛盾。在某种意义上，“抵制美货”就等于明明白白地走进死胡同。可见，简单化的民族主义情绪实际上缺乏一种知识上的诚实性。我们的抗议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思想上的准备，缺乏基本的知识逻辑的支持，从而成为了一种被羞辱以后单纯的过度情绪反应。

问题重要的不在发泄我们受辱的情绪，重要的应该是对于我们的被支配性的清醒认识，以及一种真正对于被支配性的克服的可能性的认识。我们对于挨炸所作出的强烈反应，由于没有知识的有效组织，因此它必然是混乱的和不稳定的，必然很快就会化为乌有，很快就会烟消云散，不留一点痕迹。它难以真正成为历史的记忆，难以真正积累为思想资源。90年代，我们的经验、知识完全是依附性的，也就是说，常常是“反认他乡是故乡”。在魏源的时代，我们的口号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我们与西方的关系是“学生”与“老师”的关系。中国近现代一百年的历史，我们发现“老师”总是在不停地打“学生”。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现代革命改变了我们这样一种屈辱的地位。可是，到90年代，我们的知识界放弃对于资本和权力的批判，并且转变为对于资本和权力的崇拜和依附。我们的知识界忘恩负义，错误地曲解现代历史，也因此错误地曲解我们的现实。我们天真地把美国、把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当成了自己的亲爹亲妈。只有这次轰炸才在某种程度上炸醒了我们，使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的真实处境：我们腆着脸，人家却给了我们一巴掌。在今天，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是什么样的表演都是没有用的，我们需要的不是虚张声势的对抗，我们需要的是创生一种自主的、非被支配的知识。只有通过这种非被支配的知识，才能创造非被支配的主体，然后创造非被支配的历史。

这些年来，西方的知识在不断地对我们进行“说服”，这种说与被说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的征服和被征服、改造和被改造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的知识、话语不知不觉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结果是，我们丧失了我们自己的基本立场，丧失了我们真实的知识，变成了对于西方知识的简单臣服。甚至连一些最激烈地反对西方殖民主义话语的人实际上也已经被说服了，因为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反抗资源已经完全是西方资源，完全是西方的概念和知识。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道不同不相为谋”， 西方的Logos代替了东方的道，我们今天只能道西方之所道，言西方之所言。甚至我们很多人把改革开放简单地理解为对于美国的模仿，理解为奴隶对于主人的模仿。然而，如果它仅仅是奴隶般的模仿，如果没有通过主体的改造，并且如果没有经过一种认识上的断裂，那么我们就无法真正获得认识和历史的解放。我们过分乐观地谈论全球一体化－－天下大同，而没有认识到全球一体化是美国所主导的跨国垄断资本主义不可阻挡的扩张，是美国全球干预和支配的深化，这种干预和支配已经从政治、经济的方面，逐步深入到对于日常生活的渗透和控制。在我看来，值得忧虑的反而是，今天在这种单极的全球化进程中，以及面对这样一种全面的支配，没有产生一种抵抗的力量。从80年代开始，我们的知识界简单地毫无批判立场地接受60年代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同时我们片面化地理解全球化，而不是历史地辩证地理解全球化的意义。我们把现代化和全球化完全中性化、抽象化、非历史化了，我们只看到西方现代化的历史，而没有看到东方殖民化的历史。我们抽象地谈论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把自由主义当成一个先验的、普遍的东西，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历史的、具体的东西来看，而且也从根本上忘记了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是承认知识的有限性的经验主义。我们应该从英国的历史、知识和思想传统中来看待和评价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而并不能把它当成一种先验的、绝对的、无条件的推论。我们天真地谈论“300年文明”，然而，离开殖民地和工人阶级被奴役的历史，就无法谈论英国资产阶级自由的历史，离开殖民地和工人阶级的被掠夺，就没有英国资本主义的繁荣。实际上，甚至离开英美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具体历史就无法谈论贸易自由主义－－自由贸易，这个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基础和核心。我们从来没有想要去看一看西方文明的另一面，好像那是与我们的历史和现实无关的东西。C.P.斯诺说：“大量英国财富来源于黑奴贸易－－人类混乱肮脏的历史中最为肮脏的一页。父辈们的这些罪恶使我们的孩子们，也使别人的孩子们受到惩罚。”（《两种文化》250页，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我们向往北美的繁荣，我们却忽视它是以另一个美洲－－印第安人的美洲的被摧毁和黑人的被奴役作为代价的。不仅如此，我们知识界还普遍地产生了这样一种误置：我们错误地把工人和农民当成了印第安人和黑人。

历史是连续的，昨天的历史还在今天继续。西方的繁荣建立地东方的贫困之上，第一世界的发达建立在第三世界的落后之上，今天发达的国家在昨天是宗主国，今天非发达国家在昨天是殖民地，这种发达／不发达、殖民／被殖民的历史我们怎样可以把它们分开呢？事实上，我们对于资本主义的过去的赞美，不仅是对于过去的历史的美化，而且同时也是对于今天的现实的粉饰。同时我们也只有了解昨天的历史，才能够理解今天的现实。今天我们的世界观有着严重的，甚至是根本上的缺陷。正如汪晖所说的那样，比起五四的世界图景来，我们今天的世界图景是不完整的。在我们今天对于世界的观察和理解中，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而没有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与殖民主义的历史的联系，更没有看到西方殖民和东方被殖民的联系。实际上，今天我们完全是用西方的眼睛来看待世界历史和当今世界的现实的，也就是说，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的世界已经从我们的记忆和理解中消失了。即使从相对地远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文学来说，它也明显地受着西方的支配，我们今天的“世界文学”是由诺贝尔文学奖所颁布的文学秩序。与之不同的是，在五四时期，鲁迅等人并没有把英美文学置于他们文学理解的中心位置。他们的“世界文学”广泛地包括了东欧、北欧等地区的弱小民族文学，他们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弱小民族的主体地位，以及我们与这个世界发生联系的方式。今天我们的国际学术活动基本上是一种以西方为对象的“学术贸易”，具有浓厚的消费和买办色彩。然而，在五四时期，鲁迅、周作人、茅盾等人在对于世界文学的介绍中是有着鲜明的主体意识的。在今天，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去关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的知识？因为不是第一世界，而是第三世界的生活体验和知识对于我们才是真正切己的和具有启示意义的。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我们的被辱是因为我们首先放弃了我们的自尊。因此，美国的轰炸不应该是引起我们单向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应该引发我们对于自身的反省，对于我们的发展道路和对于我们的知识构造的反思。我们抵抗的唯一办法就是加强我们自身的民主建设，使我们的政治经济改革走上健康的道路。对于美国和西方，我们应该有正确的、全面的认识。对于西方，我们只有具有了历史的和现实的了解，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对于西方具有了复杂化了的知识理解之后，我们才不会一会把西方说成是天使，一会又把西方说成是恶魔。北约的五颗导弹并没有改变美国以及西方的本质，改变的只不过是我们对于他们的看法。对于西方人权虚伪性的认识，我们不应该等到美国用导弹来教育我们才发生；然而，在另一方面却并不应该就因此取消我们对于西方的人权观念的批判性思考，而是相反，我们应该真正实践和扩展自由民主的现代价值理想。北约的五颗导弹只应该炸毁我们对于西方一厢情愿的幻想和依赖，而不应该使我们因此否定西方人权的某些真实内容，甚至否定西方文明的全部价值。美国的主旋律电影《拯救大兵瑞恩》反映了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为了一个士兵的生命，国家不惜代价。美国不仅是这样宣传的，而且在科索沃战场上证明了，它也确确实实是这样做的。为了拯救一个美国士兵，美国可以付出几千万美元的代价，当它的飞机被击落以后，天空上布满了前来营救的飞机。它的虚伪性表现在其它的方面，表现在对南斯拉夫人民发动恐怖战争，在“人权”的名义下无情地毁灭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生命和生存权利，表现在为了垄断资本的利益把美国和北约国家拖入了对于南斯拉夫不宣而战的战争，而这在根本上来说，它并不会顾惜任何美国士兵的生命。

轰炸事件无疑是对于西方文明自身的一个严重伤害，它简直是西方文明的一种自噬行为。它说明了西方文明是多么傲慢疯狂，说明了东西方心理上的极端隔膜。美国人不知道《中国可以说“不”》只是个别哗众取宠之徒的商业炒作，那种“民族主义”只是一种“行为艺术”，只是一种人间喜剧，它与中国思想界、知识界毫无关系。美国人不知道中国人是真正发自内心地热爱美国文明。这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理想化的爱，用白桦的一个词就是－－苦恋。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对于中国的精英们来说，梦中的天堂，生活和精神的归宿就是美国。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别无选择的。如果说今天中国人还相信什么，还热爱什么的话，甚至于还有什么“终极关怀”的话，那么只有一个答案。也正是这样，对于我们来说，美国的伤害才是真正致命的。这种疯狂的爱受到挫折就会产生过度反应，就会转变成幻灭和绝望。美国的轰炸把中国推到了深渊边上，使其处于一种极端痛苦、难堪的折磨之中。尽管我们对于美国高科技和“精确打击”的无限崇拜和信赖使我们不得不相信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们许多人宁愿不相信这个残酷的事实，因为我们的逻辑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我们宁愿欺骗自己：这是“误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至少从我们的心理、从我们的立场、从我们理想的知识逻辑来说，它确确实实是一次误炸。

这是一次“错误的轰炸”，同时也是一次危险的轰炸。这一次轰炸炸毁了最基本的国际关系准则。它炸毁了秩序，炸毁了文明。我们毫无怀疑地使用西方的知识，运用西方的逻辑。我们对于全球化的乐观态度，我们对于美国“知识经济”话语的毫无批判的附和与起哄，我们对于人权概念的简单的片面的认同。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所谓“历史的终结”，西方资本主义已经成功地掩盖了殖民主义的血腥历史，已经成功地掩盖了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深刻矛盾，已经成功地掩盖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严重冲突，以致于我们把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发展历史简单地说成是“300年文明”。美国实用主义地对待人权／主权的游戏规则和联合国等国际机构，这些游戏规则完全是由西方制定的，可是长期以来已经被弱势的东方认同和接受了，成为了一种普遍的规则和价值标准。这本来只不过是一套西方的游戏规则，我们却早已经把它当成了天经地义。美国和西方列强对南斯拉夫和中国使馆的轰炸，实际上意味着西方在疯狂地摧毁它自己文明的基础。由于这一轰炸事件，恐怕对于那些即使无限信赖和崇拜美国的人来说，美国也已经变得古怪起来了，变得不可预测了，我们再也无法预知它可能会干出什么事情来。这一次的轰炸完全摧毁了这个世界信任的基础。然而，野蛮、顽劣的资本主义恰恰是靠一套信用制度－－也就是韦伯所说的形式的合理化来支持的。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是形式的合理化和实质上的非理性的奇妙结合。实际上，在现代，工具理性日益凌驾价值理性之上，工具理性支配着价值理性。然而，结果到今天，这种外在的形式的合理性也已经被美国和西方自己轻易地摧毁了。由帝国主义所支配的全球化的结果，在今天看来就是由于它失去了任何制约的力量，因此成为了超级大国的为所欲为，它撕去了没有必要的文明伪装，成为了赤裸裸的霸权主义，不仅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任何稳定感和安全感，而且使得文明本身已经彻底地丑恶化了。

我们以一厢情愿的乐观来理解冷战结束和后冷战时代的到来。实际上，冷战结束是西方对于东方的成功收编。冷战是由西方发动，最后是以西方的全面胜利，以东方的瓦解、臣服而告终结。所谓冷战的结束，恰恰是平衡的破坏。如果套用库恩的说法，它是一种危机状态，它是范式的转换的过程。随着平衡的打破和结构的破坏，它所带来的是毁灭。它要求于我们的是忍受这些结构变化所引起的痛苦，直到新的结构和秩序产生。冷战的结束，在今天看来是抵抗力的消失。至于后冷战时代到底是什么样的时代，我们还不知道。如果说现在已经初露端倪，那么它看起来可并不美妙，因为它引起的是文明的退化。北约这样一个超级国家以“人权”为借口对于南斯拉夫这样的一个第三世界小国可耻地发动毫无人性的野蛮侵略战争，而更可耻的是，几乎整个世界都在这种毫无人性的轰炸之下蜷缩着。这样一个超级国家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机器无情地毁灭了南斯拉夫人民的整个生存基础，使南斯拉夫这样一个欧洲国家退回到一种原始的生存状态。北约对南斯拉夫发动了一场总体战争。它对于工厂、桥梁、通讯、医院、居民区、难民车队、公共汽车、国际列车，甚至国际人道主义车队的轰炸，已经向我们揭发了这场战争的国际恐怖主义性质。这是文明的耻辱。整个世界眼看着一个主权国家在暴力下粉碎，并最终将不得不在势单力薄、孤立无援的绝望之下向强权、向侵略者屈服。这一事件说明整个世界的道义感已经严重地衰退了，说明我们已经开始失去了对于正义的基本感受能力。在30年代，在西班牙法西斯叛军的暴力面前，包括美国、苏联、法国、中国等许多国家的志愿军所组成的国际纵队表达了对于共和国的正义声援。尽管西班牙共和国在浴血奋战中最终陷落了，但是邪恶和正义的界线却是一清二楚的；然而，在今天，这样一条界线已经不复存在。它已经模糊了、崩溃了。今天，南斯拉夫甚至几乎已经失去了道义上的声援。对于南斯拉夫的悲剧命运，几乎整个世界都沉默着。我们眼看着南斯拉夫的国家电视台被摧毁，一个抵抗民族的声音被扼杀，而摧毁、扼杀它的是主张“言论自由”的美国以及西方所谓“民主国家”。也因此，我们对于言论自由必须有足够清醒的认识，言论自由绝对不可能倚赖强权－－无论是哪一种强权的施舍，不仅个人的言论自由，而且甚至一个民族国家的言论自由都是需要通过斗争才能获得的，并且是需要用生命来捍卫的。

物极必返。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的自噬，在这种野蛮的自噬中产生了苏联。在今天，这个世界已经丧失了一种必要的健康力量，它需要这样一种健康的力量，因此也必然会产生这样一种健康的力量。今天，新文明的起点和曙光还在远处，我们一时还难以看到。怎样才能使世界变得合理一些，怎样才能使脱缰的暴力找到一种制衡的力量，抵抗之力在哪里发生生长，我们无法预知。曾经，共产主义是从西方文明内部产生的一种对于恶劣的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力量，但是西方资产阶级却把共产主义妖魔化了，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一种邪恶的东西。我们不需要简单的对于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马克思主义也并不是从道德上来批判资本主义的，而且马克思本人对于资本主义的肯定要多于批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共产主义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的敌人，还不如说是资本主义的监护人。今天当这种抵抗与制约力量消失之后，资本主义原始的野蛮的本性又重新苏醒了，驯服的资本主义又重新退化为恶劣的、野蛮的、丑陋的资本主义。轰炸事件的寓言意义和预言意义，我们今天的知识界还无力阐发出来，然而，这一事件无疑会对中国未来文明的发展产生微妙的，同时也将是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