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眼裡，劉鶴這篇文章很有意思。 一方面總結了本次西方金融危機的經驗教訓，特別是政治方面的經驗教訓，而又隱隱約約的在中國改革進入深水區、社會矛盾多發期的大背景下“抓好重大課題的務實超前研究，對危機可能出現的最壞場景做出預案，把握我國戰略機遇期內涵的重大變化”。最後提到中國目前的機遇“是國內市場對全球經濟復甦的巨大拉動作用，和在發達國家呈現出的技術併購機會和基礎設施投資機會”。

在我眼裡，劉鶴是個聰明人，這篇報告沒有說的東西比說出來的東西多得多。從名面上，批評的都是西方，特別是歐洲福利國家和美國，但言外之意不言而喻。否則也不會要中國抓好重大課題的務實超前研究。

此外，劉鶴也勾劃出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一方面擴大內需，另一方面對外投資。

劉鶴眼裡，西方“技術變革和分配差距擴大造成的心理壓力，往往會引起社會公眾的不滿，在執政期內無力改變現狀和選票政治的推動下，政府傾向於更多地採取民粹主義政策宣示，安撫民心”。 現在中國不同樣有社會公眾不滿的問題？ 當然中國政府不受選票壓力，也不必馬上採取民粹主義的政策宣示安撫民心，但大陸決策者仍舊面臨西方領導面臨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意識形態化的三大挑戰”。

劉鶴認為面對三大挑戰西方領導屢屢犯錯， 中國領導呢？ 應對得當，還是只是用國家政策推遲了危機？

馬克思主義向來認為資本主義有周期性經濟危機，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能避免這種損失極大的危機。當然，馬克思主義眼裡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大概以十年為周期，而劉鶴這裡談到的是周期長達數十年的金融危機，但問題的實質是一樣的，即社會主義，或中國的“權威資本主義“綜合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是否能避免資本主義周期性的危機？

資本主義經濟有周期性的危機，但從另外一方面也不斷”死中求生“。在另外一方面，蘇聯這樣的社會主義試圖避免危機，但積累到最後，在總危機中崩潰。

那麼中國呢？ 中國是否在前進中不斷積累危機而無法宣泄，最後要引出大的危機？

劉鶴沒有談。他畢竟是個經濟學家，不是國家領袖，他也許只能暗示，也許想從根本迴避他領域之外的問題。 他如何想，我們實在無法判斷。 國內很多做實事的人，只願意談他們能做的事情，不願高談闊論，指點江山，也許劉鶴也是這種人吧！

最後談到中國的機遇，短短一句話，包含的內容就太多了。要用內需拉動世界經濟，就意味大量進口。要抓住技術併購的機會，就是海外投資。從這兩點看，應該說劉鶴並不覺得中國持有的巨額外匯是個問題。 也許，他覺得，前一階段積累大量外匯，正為後一階段發展奠定條件。

問題是，擴大中國內需是個十分艱難的任務。海外技術併購也不容易。 不要說中國，就是歐洲國家到北美投資，或美國公司到歐洲投資，都會遇到大量問題，更不用說技術併購或基礎設施投資中的政治因素。

另外一點，劉鶴把技術併購放在如此重要地位，看來他對中國自己科技研究和創新能力不如許多國人那樣樂觀。很有意思不是？

我一再說，魔鬼在細節之中。但劉鶴說得並不多，我的雜感也只能停在這裡。

摘要：

劉鶴這篇題為《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的文章發表於2012年10月份的財經專業雜誌《比較》。該刊由中共經濟學家吳敬璉擔任主編。劉鶴在文章中撮要 總結了他領銜的一項重要課題研究報告。該文章從歷史大視角考察了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和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以粗線條勾畫了兩次危機大背景 與表徵的異同。

他在報告中警告，危機到來時，在公共政策空間被擠壓得很小的情況下，發達國家政府所採取的民粹主義政策通常是危機的推手。

劉鶴說，“技術變革和分配差距擴大造成的心理壓力，往往會引起社會公眾的不滿，在執政期內無力改變現狀和選票政治的推動下，政府傾向於更多地採取民粹主義政策宣示，安撫民心”。而這一策略將註定成為將形勢變得更糟的腐蝕劑。

他在文中稱，民粹主義承諾改變了大眾的福利預期，加大了對政府的依賴，也放鬆了自己的奮鬥決心，是效果極其負面的腐蝕劑。致命問題是，一旦大眾的福利預期得 不到滿足，社會心理很快發生逆轉，並形成蔑視權威、拒絕變革和仇視成功者的強烈氛圍。與此同時，超出收入能力的過度財政負債和福利主義相應成為一種習慣， 這種習慣在政府和民間相互影響，其破壞力在目前的歐債危機中得到充分體現。

劉鶴舉例說，決策者面臨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意識形態化的三大挑戰，在應對政策上總犯同樣的錯誤，特別是應當採取行動的時候總會錯過時機，應當採取宏觀擴張政策的時候則採取緊縮政策，應當開放和進行國際合作的時候往往採取保護主義政策，應當壓縮社會福利、推動結構改革的時候卻步履艱難甚至反覆和倒退。

正是鑑於上述教訓以及其他可以總結出的經驗，在中國改革進入深水區、社會矛盾多發期的大背景下，劉鶴在文中建議，“抓好重大課題的務實超前研究，對危機可能出現的最壞場景做出預案，把握我國戰略機遇期內涵的重大變化”。

在劉鶴看來，兩次危機中的市場力量從來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 如果僅從經濟角度認識問題而忽視其政治屬性，就會犯重大的判斷性錯誤。但“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綁架、被政治程序鎖定和不敢突破意識形態束縛，這幾乎是普 遍的行為模式”，以至於在危機爆發後，總是做出一些在事後看來“顯得可笑”的錯誤。從經濟意義來說，在本次危機前，我國的戰略機遇主要表現為海外市場擴張和國際資本流入，我國抓住機遇一舉成為全球製造中心。本次危機發生後，全球進入了總需求不足和去槓桿化的漫長過程，我國的戰略機遇則主要表現為國內市場對全球經濟復甦的巨大拉動作用，和在發達國家呈現出的技術併購機會和基礎設施投資機會。我們應牢牢把握這些實質性變化，認真分析我國與大國經濟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所出現的巨大利益交集，明確提出解決全球增長困境問題的方案，在外部條件明朗化後穩步加以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