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我老早就想谈的主题。 与其说现代中国人是汉唐汉人的后裔，不如说受宋元明清更大影响，中国人有极强的忧患意识，特别对外族而言，又有极强的受害者意识。

两者和西方和中国的接触有关，但实际根子深远的多，即使不源于五胡乱华，也始于北宋末或南宋，南宋可能更大一点。一种社会心理持续700多年，大概不是一天两天能改变得了的。

我几次提到瑞士，提到瑞士历史，推崇瑞士人和国家，但是我也知道瑞士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不仅亚洲人难以模仿，就是欧洲人，就是和他们亲缘最近的德国人也未见得能模仿。为什么呢？因为瑞士上千年的心理基础。同样，任何对中国人的讨论，也必须考虑中国的历史，中国历史在中国人心灵打下的烙印。

我昨天提到中国武侠世界，也就是要从俗文学角度深入中国人的深层心理。

从现在情况看，中国过去历史使得中国人有极强“夷夏之分”的忧患意识，又有极强的受害者意识。为了建立心理底线，中国人有意回避了很多东西，比如说中国文化缺少悲剧因素，中国逃避死亡，中国人不承认历史上自己也曾经是加害者，中国人对自己社会里面的奴婢苦难熟视无睹，中国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态度等等。

中国历史上真没有什么值得提起的社会“解放”运动。明代留下来几百年的贱民，似乎还是雍正为之脱籍。

美国历史上黑奴是回避不了的一段。 南方白人也许试图美化这段历史，“飘”这本名著就有很强美化南方的色彩。但至少，那时有不少白人反对黑奴制度。 我有时想，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反对奴婢的运动，没有反对裹小脚的运动？ 不要说运动，就是连星星点点的呐喊都少见，又为什么？

废除小脚制度并不真正触犯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如果这种小小的社会改革都没有，又如何期望社会能对社会大动干戈？

我没有答案。

我多次提到，外族对汉族的屠杀有大量汉人的合作。而如此暴虐的外族，其实很可能是汉族自己创造的产物。 当然我这只是猜想，有待历史学家的研究。 也许这是历史研究的禁区，因为涉及千年汉族创造出来的幻想。 在中国历史上造成大灾难的五胡是汉族胜利者主动引进中原的。蒙古人的祖先是东胡人，在宋之前基本是草原的失败者而不是霸主。 如果阅读史记等，匈奴等虽然是中原之害，但当时民族关系尚不像后来那样紧张。 匈奴对待汉朝降兵降将并不特别暴虐，比迦太基的汉尼拔或后世成吉思汗不知好多少。那么，为什么后来演化成如此灾祸？

三个原因，一个是汉族认为极具包容力的汉文化其实无法征服草原民族，一个是汉族对失败而迁入内地的外族压迫欺辱过分，一个是汉族让内迁少数族保存其社会组织，三者的结果是创造了极富破坏力的新胡族，也影响到草原上的游牧族。

从清朝和蒙古族的关系看，如果处理得好，其实并不一定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不多谈。

我甚至想，如果汉代不付出极大代价（海内虚耗，人口减半）对匈奴进行不依不饶的讨伐，一个在长城以内，一个在蒙古草原，大概后来很多事情就不会发生。 当汉人为汉武武功欢呼的时候，别忘了一个事实，三百年后，内附的南匈奴灭掉了西晋，西晋羊皇后成了前赵刘曜的皇后。

读史至此，实在感到窝囊。化大力气打败草原上的少数民族，再把它们迁移到长城之内，为什么呢？

因为窝囊，在某种意义上，汉族始终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所以，汉族对自己强势时对少数民族的攻势幻化成“自卫反击”，中国文化极富包容，汉族一直是周边虎狼之族的受害者，等等，等等。

但骨子里，不要说对外族，就是对自己社会内部许许多多不公平的社会现象，汉族也从来没有掀起过任何“解放”运动。

强烈受害者意识的另一面就是极强的自尊心，强烈的复仇意识，对自己内部的怀疑（遍地汉奸意识），处理政治问题是强烈的感情色彩。 南宋连蒙灭金就是非理性的冲动。 慈禧用义和团反对洋人也有极强感情因素。要是现代汉族继承的是先秦中原各国人的心理，大概处理问题又会另外一种样子吧！

附

ZT:  同時西晉另一特色是大量游牧部落内迁。东汉以来，大量游牧民族因各种方式被迁入，到西晉时关中和凉州一带的外族已佔當地人口一半。這些外族本身都是被世家大族收作奴婢（五胡十六國時君主之一的石勒為例子）。由於迁入人口数目相当多，与关中一带晋人相差不遠，形成割据势力，為西晉亡國和五胡十六国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