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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一个脚踏实地的政务家?
送交者: 玉壶冰心 2004年08月17日14:02:55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邓小平,一个脚踏实地的政务家

中国法院网法治论坛写手 玉壶冰心

百年诞辰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邓小平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巨大,且已告别人间,在他诞辰百年之际,社会自是少不了关于他的各种纪念文章。纪念类文章想要抓住人们的眼球,一定要有特定资本,不是某种特定关系,就是某个特定事件的目睹经历者,至少也得是文笔得到一定范围肯定的文章大家。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什么资本也没有,可我想写他。凭什么呢?两个字:佩服。记得我在一个帖子中说过,邓小平是我最佩服的人之一。今天也就借了这个机会,凭着论坛给我们提供的空间,冒充一回网络写手,写一点所思所想,算个纪念。

不过,开写之前,仿照有的网络写手,申明一点,如果你欣赏本文,尽管转帖,尽管刊登,本人不做任何计较。但不得修改,否则与我无关。同时,还包括另外一篇网络文章,《毛泽东,一个永恒的梦想》。

对邓小平最早的记忆,是在文革一片打倒声中,至于打倒的理由,当时迷迷糊糊,年少的我实在没有区别能力。后来,不知道毛泽东他老人家怎么想的,把打倒的邓小平又扶起来,大概是需要他重整山河吧。邓小平毕竟是邓小平,上台伊始,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经济,于是,社会很快有了起色。再后来,毛泽东把扶起来的邓小平再次打倒,大概是有人吹了一点冷风,他老人家害怕自己的杰作—文革被否定,也许,只是老人病的一次反复发作。毛泽东带着几分遗憾离开了人间,也让国人有了一次选择的机会。历史竟然选择了邓小平,成就了一个三起三落的人杰故事,中国也就由此开始了一个汹涌澎湃的历史阶段。要说对邓小平有好感,我实在没有任何个人特别理由。既没有当到大官,又没有发财。至今只是一个普通法官,日子过得不错,但没有“爽”的感觉。

当年改革开放,我就关注市场经济。开始也为物价上涨吃惊,春节以后的一个苹果,都要卖到三四元钱,要知道当时月工资只有几十元。心想,这样下去如何了得?不料,几年以后,苹果的价格一降再降,到了今天,我的每月工资可以买上千斤苹果。奥妙何在?原来是资金跟着市场走,市场决定资金的导向,才会发生这种奇观。从此,我就对于改革开放决策人邓小平予以特别关注。这里只是枚举苹果的市场实例,其实,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产品,轻工用品,何尝不是如此?

要说佩服邓小平,还是来自自己的生涯“痛苦”。每当感到“痛苦”时,心想,邓小平这般人杰尚且三上三下,而他的“一下”都会让我们痛不欲生,我们这种普通人的经历算个啥?没有什么想不开的。再想一想刘少奇、岳飞和屈原的屈死,自己更没有不平衡的理由了。记得看过一个电视节目,是两个独腿残障人表演的“鹰舞”,让我两眼泪汪汪,不禁感叹:生命的价值在于顽强!佩服你,邓小平。

正是邓小平的顽强豁达,让中国在关键的历史当口,出现巨大转机。当打倒了四人帮,邓小平逐渐浮上中国决策层的水面,我感到好奇。既然邓小平已经在台下,握有重兵的叶剑英,为什么不自己掌管国家大权?或者扶植一个傀儡,自己当一下太上皇?应当说叶剑英当时完全具备这些条件,只是需要与几个元老交换好处。可是,他们选择了邓小平,说明邓小平一定有着不同常人之处。

回顾历史,当时一面倒的舆论和教育,让全社会几乎都产生一种错觉,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就是高度集中的权力。现实是,经过十年浩劫,经济濒临崩溃,文化已经倒退,人心已经散乱,秩序已经混乱。一个数亿人口的烂摊子,方向何在?路该怎么走?其实对此大家心中都没有数。而当时决策层的人物,都应当知道计划经济的效果,如果不是文革,也许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现在却维持不下去了。正是应了一句老话,物极必反。正是这些历史条件,决定了曾经在中央主持过经济工作,在全国性天灾人祸以后,有过有效抓经济的特殊表现,又善于辨别方向的政务精英邓小平,就这样站在了中国历史的风口浪尖上。

“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谈到邓小平,不能不谈到他的著名“猫论”。“猫论”最早见诸文献是在1962年邓小平谈《怎样恢复农业生产》,这个表述事实上是四川老百姓的俗语。邓小平谈到“现在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方式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邓小平的这些话带有浓厚的生产力标准和邓小平务实的价值取向,后来被批为“唯生产力论”。因为这种批判,却让它成为中国人最为熟知的政治哲学,“猫论”对改变中国人凡是以意识形态考量事物,凡事从政治着眼,凡事先问问教条的思维行为习惯有极大的作用。文革时期,经济已经濒临崩溃,城市里票证满天飞,市民只能维持基本生计,农民更加可怜,普遍吃不上一碗饱饭,红薯、高粱、玉米,这些都是农民充饥的口粮,即使有粮仓之称的南方,农民交完公粮,剩下的大米只够吃半年,当然,这只是取的约数。可是,当时的舆论,宣传的是形势大好,“宁要社会主义的草”等等,而真实的信息,完全被恶意控制了。1975年当邓小平再次出山,抓整顿,抓经济,也许是受到某些清谈家的攻击,但邓小平坚毅的品格决定了他不受极左理论影响,坚持自己的做法,却受到恶意攻击,于是,他的著名的“猫论”让人们熟知。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一位杰出政务家的政务智慧。

现在回过头来分析“猫论”的本质:社会经济运作是以某种理论为标准还是以社会福利发展为标准。显然,邓小平是以后者为标准。直观地看,“猫论”只是一句乡俚俗语,好像没有什么理论背景,其实,其中大智若愚。当时读过政治经济学的都知道,计划经济的基础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集合是国民财富,因此,计划经济构成公有制的基本形式。以均贫富的眼光看,这当然是最好的社会构成,在有着悠久大同思想传统的国度,这确实是诱人的理论。这些成为极左理论夸大计划经济作用以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理论立足点。邓小平正是以乡俚俗语,避开理论争论。

应当说,产生于机械时代初期的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对于人类调整收入分配产生了巨大的政治性、历史性影响。但是,剩余价值理论并不是发展经济的理论,而是经济结果分配的社会政治性理论。这种理论的想象效果在有着几千年农业社会经历的中国,很容易夸大,因为通常稳定的农业收入,肯定会有“剩余价值”。当世界潮流已经进入信息时代,我们仅仅处于电器时代中期,跟在苏联老大哥后面,企图在剩余价值的堆积中,实现国家强大,于是,大量资金用于国防科技,作为先进性的标志。至于计划经济具体效果,可想而知,为什么这么说呢?其中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当时已经有人口7亿,7亿人口多方面的需求,人口在增长,你根据什么判断社会需要什么并作准确计划?换句话说,没有也不可能有社会需求的准确信息,所作经济计划肯定是盲目的,付出的代价最终还是老百姓买单。换一个角度看,和平时期人口增长迅速,肯定不能靠天吃饭,出路在于生产力的提高,而生产力第一要素是科学技术,但科学技术需要资金和人才。科学技术向政治经济权力提出的最大挑战在于,你的计划中的科技发展方向如何确定?科研资金的量如何确定?科研力量如何在你的安排实现你的计划?很重要一点是,你如何计划科研失败?其实这些对于真正的科研而言,都是无解题。记住,请你千万不要用亦步亦趋的科研成果进行驳论,那是工匠,科学巨匠不是计划出来的,而是在科学道路上摸索出来的。可见,既然现代经济的龙头不是计划出来的,高度集中的经济计划就不就有可行性。顺便说明一句,高度集中的经济计划与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据市场明确信息作某种计划规划,或者实行某种市场手段的计划调节,有着本质不同,后者有着可靠的市场信息依据。

谈到邓小平,不能不谈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富论”。首先申明一点,我,以及我的家族中,没有一个“富人”。这里的富人概念,权且以办小工厂为标准吧。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并不理解其中的意义,感到好奇。于是,思索这个问题也就成为我经常的事情。由于业余兴趣喜欢看看兵法书籍,且从事法律工作,“富人问题”的法律意义,社会意义,自然进入我的视角。

翻开历史,“均贫富”成为揭竿起义的旗帜,决不是偶然的。由于儒家义利观和孔子大同思想的历史性影响,“仇富”心理,成为民族根深蒂固的东西。毛泽东以此为基础,领导农民革命成功,取得了政权以后,搬来了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于是,依托前苏联的援助,在想象的计划中,如同战争一般,搞起了人民公社,搞起了大跃进。轰轰烈烈的场面,热热闹闹的景象,在强大舆论宣传下,蒙蔽了实际经济效果的信息。普通老百姓,甚至一般官员,在生活水平悬殊不是很大的情况下,满足于平均主义理想的实现,以为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开端。至于高层的生活水平及应当如此的理由,那是机密。回头审视这一段历史,总体上是以牺牲经济发展,以将全国人民固定在相对狭小的区域内生活,以老百姓的普遍生活贫困为代价,换来了安定的假象,粉饰的太平盛世。多灾多难的国民,也往往喜欢用过去多年内战,八年抗战的历史为参照系,从中获取心理平衡,对于其中的经济隐患却没有渠道知悉,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也造成人们无暇顾及。在世界历史车轮进入信息时代的当时,我们的国民却历经长达十年的全国性窝里斗,老百姓的生活标准,还是以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三大件为骄傲。经济已经陷入恶性循环,舆论拼命鼓噪就是好,在文革时期达到登峰造极,而老百姓过年的年货中,连买雪花豆都要票证。

邓小平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首先面临发展经济重任,“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解决肚子问题,才能稳定人心。发展经济,就要调动全民的积极性,而不是完全靠国家经济计划。这样一来,全民中必然出现一种现象,涌现一部分生产组织者拥有较多财富。可是邓小平要面对过去政治宣传教育造成的心理障碍,存在这种障碍的已经不是一个小小的群体,短时间内创建一套新的政治经济学来纠正这种心理障碍也是不可能的。这时候,邓小平发挥政务家简洁明快的特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句话,向全社会发出了重要信息,让社会在经济建设中前进,让前进的社会使人们理解发展的意义。

怎么认识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我国由高度集中的权力经济过渡为市场经济,社会也在由高度控制逐渐向民主自由转变。这个过程中,一部分人利用权力致富,一部分人利用非法手段致富,虽然这些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富人”,不得不顺便说一句,这是不可避免的。试看历史,所有国家社会转型期都不可避免这种现象。问题在于法律对此的反馈如何。除了上述以外,剩下的“富人”就是我想要讨论的问题。

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一个经济实体,包括个人,都是一个社会经济搏斗的单位元。这种经济搏斗,并非战争掠夺式的,而是资金、人才、资源、效率、胆略和市场识别、市场决策以及运气的格斗。其中的胜者,只能是将智慧和学识集于一体的战略战术家,而不取决于任何官方身份。在市场经济残酷的格斗中,胜者最终只能是为自有资金谋取最大利润者,因为只有他们才会以灵敏的嗅觉去发现市场信息,作最快市场反应。财富,逐渐向这种善于打大战役的“富人”们集中。财富,在这些人手中,已经是战斗力的符号,换句话说就是生产力。财富,当达到一定量的积累,已经体现不出财富炫耀价值,只是一些数字符号,最终还是属于社会。只有这样,国家才能从中收取各种税收,按照法律途径,实现相对平衡。可见,“富论”,其潜台词是社会需要从市场经济的战争中涌现大批杰出经济领袖,通过他们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创造更多财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无论如何,打拼出来的人才,比较任命的经济官员更有才能。让社会各等角色自觉自愿参加“经济战争”并发挥才能的吸引力,正是财富。

谈到邓小平,不能不谈到 “摸着石头过河” 著名的“摸论”。有趣的是,我奶奶在世时常常说“扶着老案走”,恰好《红楼梦》里王熙凤也说过类似的话,所以我印象特别深。这两句俗语,代表了两种思维模式,根据现实情况改革创新及路数还是守旧求稳。将近70高龄的邓小平,作改革开放决策,应当说肯定经过痛苦思考,正因为他曾经主持过国家计划经济,这就意味着自我否定,因此这个决心是来自此路不通的判断。

回过头来看,二十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最大成效是市场充盈,人们普遍接受了市场经济。改革从农村开始,突破口的选择是成功的。调动了农民的普遍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促进农业科技投入,大家的餐桌才会丰盛。工业、第三产业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只要看看我们现在家用电器的普及,价格低廉,再看看我们每家的用电量,哪个人再要说今不如昔,一边吃着肉,一边骂着娘,那真是没有良心了。

经过这二十年,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社会财富在增加,私有经济在迅速壮大,而国有企业在萎缩。应当说,市场经济格斗中,最大的输家就是国有企业,中小型的几乎都败下阵来,剩下的已经奄奄一息。大型国有企业,除了烟草靠专卖获取高额利润,几乎都是绩效平平。综合地看,婆婆权重,用人不当,信息不灵,贪官污吏,怠惰懒散,管理不善,是它们的致命缺陷。根本原因是,不能将产权要素纳入生产力要素之中。

呵呵,在有的经济学家提倡下,进行了这方面经济体制改革,被有的人指责为“出卖国企”。对此,我不清楚具体情况,不便多说。但有个总体感觉,在一级政府主持下,没有全国统一安排考虑,是否能够实现公正处理,肯定存疑,于是人们就有理由怀疑这种改革的动机。农村改革可以进行土地承包,因为土地可以分解。国有企业却不能进行物的分解,因为企业的一体性很强。进行产权分解,不进行全国性考虑,无法实现公平。可见,“摸论”适合于经济体制不适应社会生活而社会没有方向的特定时期,并不适用于今天社会权利意识普遍觉醒更需要法律调整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

今天,我们应当怎样演绎“猫论”、“富论”、“摸论”呢?正是我们在邓小平诞辰百年之际需要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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