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朋友提到军队腐败。 这是个老主题，十几年前军队朋友就提过提职要贿赂。后来回国和同班同学聊，他也提到他因为没有走后门被迫退役（大校），但还是不太能想象现在的情况。

当然，历朝历代新王朝建立后都有一个不断腐败不断溃败的过程。明孝宗赏赐大臣的钱到了嘉靖可能还不够打动严嵩相府门房的，但“新中国”腐败的速度还是颇为惊人，为什么呢？

“新中国”成立后一段，各级干部有各级干部的特权，但腐败不多。特权是政府明文规定的待遇，腐败是利用权力非法获得的好处。我觉得，腐败从下而上，特权从上而下，当特权和腐败结合，官员卖官以牟利，买官者贪腐以升官，整个趋势就有点“势不可挡”。

要提到腐败，我不能不提中国的城乡户口制度。 自城乡户口制度后，城乡成为两个世界，农村人要改变自己的地位，只有四个很狭窄的窗口：参军提干，大学，招工，提干。大学靠靠分不提，而招工，提干和参军三个窗口机会之少，以致很多人愿意化极大代价“鱼跃龙门”。 “腐败”和经济学理论中“寻租”机制有关，而“党天下”恰恰为各级干部“以权谋私”大开大门， 农村为甚。

“新中国”城市和农村又不太一样，上大学是鱼跃龙门的机会，但高考还比较公正。除特殊集团，参军从不是城里人第一选择，招工和提干其实都和参加工作有关，机会大大高于农村。所以，城市腐败演化速度不如农村。

凡在毛时代去过农村的，都可以知道农村基层干部对农民有多大权力， 种种掌握“权力”的有多少人奉承，甚至一个小小司机，也是特权人物。如果是经历过毛时代后期城市生活的的，都知道掌权者，如卖火车票的，采购的，等等，但凡有点小权力的在亲属朋友中的地位。

文化革命前历次波及社会的运动（非党内路线斗争），如四清等，其实都涉及基层的”寻租“行为。而文革的一个目的是反对特权。令人讽刺的是，文革后期的上山下乡和城市供应贫瘠，又为更大规模腐败（托人情找关系）大开门路。

其实，从任何角度看，毛自己的生活都相当特权，相当腐化。毛要发起运动，整肃他眼里”腐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走资派”本身就带有笑剧成分。但是文化大革命把”每个人”的丑恶都拿出来示众，甚至撕开让孩子们看，毁灭了社会道德的基础，而后来一系列事件，又让人有利用“寻租”寻利的可能， 让很多人从“思想犯”变成“现实犯”，这不能说是毛自己想不到的后果。

现在还有人对“毛时代”抱有幻想。问题是，很多有相当级别的贪官污吏都是文革初参见工作的年轻人，改革开放担任中级职务，二十世纪末升到高层。 如果毛主义运动和“理想主义”教育管用，他们应该对“腐败”有相当抗力，至少不应该比西方世界虔诚宗教徒差。但实际呢？ 很多根正苗红的干部眼界浅薄之极，贪污腐化远胜过他们的前辈，而现在的四五十岁者，又正是文革一代提拔上来的。

历史上，中央皇权对军功贵族戒心极重，由于种种原因，军功贵族子弟也不太成器。但是，从贫寒士人中提拔的官僚真又有更高操守？

同样，从农村一级级熬上来的共产党干部真有更高道德操守？

现在“红二代”和“官二代”的冲突表明，至少在“红二代”眼里，相当“官二代”更缺少“理想主义”，更“腐败”。但“官一代“也可以反问一句，”红三代“真正就比”官二代“更富理想主义精神，更能抵制”诱惑“？ 甚至还可以问一句，“特权”真比“腐败”好？

1949年，中国共产党好像创造了一个“清廉”的世界，一个很有“道德”的世界，但随即幻象还是崩塌。1949年后社会“溃败”是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党天下”，历次运动，城乡户口制度，改革开放后大量财富诱惑，社会的反智主义，对传统文化以及宗教的打击，共产党内理想主义的覆灭都扮演了一定角色。

我这里只就几个因素做了简单讨论，试图在一定时空勾画出“溃败”的大概轮廓和背后的社会原因。只是一种尝试，欢迎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