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新左派与新右派“隔着门板较劲”

作者：老田

老田不是学问家，也讨厌烦琐的引证，所以老田在谈论这个题目时，就完全立足于“中国人和中国事”。老田的观点基本上不是读书产生的读后感，而是老田自身从农民到工人、从乡村到城市的生活变迁中，产生的对久远的中华文化源流的感悟，按照陶行知先生的说法是“行先知后”，有一丁点“悟道”的意思。所以老田的观点可能仅仅具有“立此存照”的案例意义，不是精英们所掌握的那种普遍真理和“人类普遍价值”。老田感到作这样的题目达到“老妪能解”有困难，但是始终牢记老毛的“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叁条标准。

老田和新左派和新右派的旗手们相比，他们多是学贯中西的学问家和理论家，而老田只是一个乡巴佬；新左派与新右派都是新派，而老田是老派；新左派与新右派基本上都是制度爱好者，而老田对制度崇拜和管理迷信持有深刻的怀疑；新右派的代表人物往往推崇从哈耶克到弗里德曼，新左派除了兼顾马恩列斯毛以外，也看重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而老田只对先秦诸子到毛泽东感兴趣；而且需要特别声明，在老田眼里的毛泽东，本质上是一个结合了深厚中国传统的纯平民主义者。总而言之，老田有点典型的“中国老式经验主义者”的味道。老田的敌人是那些极端的精英主义，当然这些代表人绝大多数都在新右派阵营里。

实际上，新左派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和集体，他们的观点主要诉求接近于“社会主义平等”，现实中的关注热点从民生主义延伸到民族主义。主要同盟军有民族主义者和平民主义者。

而新右派也不是一个完全整合良好的派别，他们的主要主张接近于“资本主义民主”，或者说成是“经济私有化+政治民主化”。在现实中大致可以分成建设派和 批判派，建设派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主张建设市场经济机制，实行经济上的“精英优先”；而批判派以“道德批判”为主要手段呼吁政治改革实行民主，在民主的方式下实现政治上的“精英优先”，最激进的那些批判派人士在国内不能立足去了海外。主要信徒有各种自觉和不自觉的精英主义者，比较特殊的信徒是既得利益者，多数时候这一派人士自称是“自由主义者”或者“清流派”。

目前两派人士都声称受到不正当的压制，自居非主流和“弱势群体”，深得老子“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的精髓。实际上，在国内的主流学界（特别是经济学界），新右派是占有主导地位的，北大的光华学院完全是立足于培养“丛林法则”推销员，应该改称“光美学院”才更加名实相符。但是新右派的激进部分（如民运），不仅受到政府的打击是事实，而且他们公然成为反华工具也为绝大多数国人所唾弃也是事实。但是各种与“国际接轨”的学术带头人，垄断着各种社会科学学术阵地，存在明显的“话语霸权”，对新左派来说这也是更加重要的事实。

一、 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和最重要的叁个问题

老田认为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最重要的问题是互为关联的叁个问题：

1、 在资源和环境的制约之下，富裕和发达究竟有没有普遍意义？中国最终有没有富裕和发达的可能？不管是“超英赶美”的上等发达国家水平，还是“叁步走”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人均资源少、环保压力大的中国现实中有没有实现的可能？

2、 在人均资源少、环保压力大的现实之中，中国应该采用何种经济发展战略更为现实？是老邓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优先？还是老毛的“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

3、 如果富裕和发达没有普遍意义，中国是继续执行“精英优先”发展的战略，还是回到“平民主义”共同发展？

实际上，这叁个问题是中国的“发展前景、如何发展和发展为谁”的关键，发展前景直接决定着发展道路和成果分配问题，所以第二个第叁个问题的答案由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直接决定。发展的道路不能凭空指定，必须与自然条件相适应，而发展的目的也必须能够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

如果中国能够实现“全面现代化”，人口的大多数为什么不能为这样的目标做牺牲和等待，毕竟中国农民已经穷了几千年，再穷一百年两百年又有何不可。而且如果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道路不需要以“资源无限”为前提，不会遇到资源和环境问题方面不可克服的障碍，以中国人民之勤劳和节俭，必定能够快速实现现代化，甚至超英赶美都不是不可能的。只要能够实现最终的共同富裕，一部分先富起来和“精英优先”又有何不可。

中国问题的特殊性是讨论中国一切问题的起点和最后归宿。脱离中国的实际援引各种西方普遍真理，来谈论中国的问题和设想解决方案，是不可能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在这个方面，新右派表现得极为突出，其激进派已经堕落到“民族虚无主义”的汉奸立场，而且成为西方利用新自由主义理论进行和平演变的工具，扮演了可悲的社会角色。笔者始终相信，西方人也许为中国人专门设计过生产线，但是从来没有为中国人设计过国家管理制度，所以我个人对援引扎根于西方社会现实的学术思想来解决中国问题的任何想法，都持有深刻的怀疑态度。

中国问题的特殊性曾经导致中国的历史演进形式，与西方完全不同，并导致中国和西方今天社会面貌的根本分野；同样中国与西方在世界市场上不同的地位，决定了中国和西方发展面临着不同的资源条件和环境条件，这必将导致不同的适应性发展道路和未来，相应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也会有适应性的区别。

二、 新右派的两个神话

新右派理论立足的两个神话是：一个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宣称发展可以脱离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富裕和发达具有普遍意义，中国如果制度合理就一定会实现现代化；另一个神话涉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宣扬融入世界是中国的唯一光明和未来。

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有志于卖给全世界人民每人一张天堂的入场券，并许诺在死后可以进入天堂。而中国新右派则许诺人们：今生今世就可以拥有汽车洋房，条件是先实行精英优先。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对新右派而言，必须以建立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财产私有化为基础，实现经济上的“精英优先”为目标；而政治改革则必须立足于民主实行政治上的“精英优先”，最后在先富精英的带领下再共同富裕。根据新右派一些人物，对毛泽东时代工农业成就的极度藐视推断，他们似乎掌握着一种“超级大跃进”的秘诀，能够以一种大跳楼的速度，实现全民民主和共同富裕，看来我们不用等待很久。

跟新左派相比，新右派显得格外具有吸引力（而非说服力），因为新左派提到的道路艰难无比，而且要发扬克己精神和奉献精神，汽车洋房还不见得有。而且新左派的路线也是要推陈出新，可能具有不确定性和风险；而新右派的道路有现成的，据称是有西方成功经验证明过的道路。老实说新右派的主张大大对我的胃口，人人都希望“低付出、高收入”，我这个人也一样好逸恶劳，而且决不讨厌富裕。但是我对新右派的说法有两个小小的疑问。

首先是资源和环境问题，如果中国达到台湾的人均电力消费水平（6600度/年，1997年），在大陆开发全部水电的情况下，还需要每年燃烧35亿吨煤，比目前每年 发电用煤（约4亿吨）多出30亿吨，增加7倍半。目前我国能源结构中煤的比重过大，而且中国煤资源中高硫煤多，南方在季风环流的控制下，就已经出现4大片连 成片的酸雨区，考虑到德国和捷克，都曾经发生过大片森林在酸雨作用下枯死的先例，如果中国实现了台湾那样的富裕，发电燃煤达到每年35亿吨，我很怀疑中国这一片土地在若干年后，还是不是适合人居住。如果中国达到美国那样的富裕和发达，按照美国1995年的人均能源消耗指标，中国将每年需要130亿吨标准煤， 那样全世界的能源全部供应中国还有缺口。不知道新右派认识有什么高招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由于新右派诸公对这样的小问题的忽略，从不向我们说明，中国是否具有实现欧美日那样“不可持续发展”的富裕和发达的物质基础，我总是怀疑这些高人发明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最新版本。

其次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上，我个人非常愿意相信新右派人士的结论，西方人士决不会对中国包藏祸心或者说成是“有领土野心”。但是新右派人士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西方要制订《多种纤维协定》，对发展中国家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进行数量管制；为什么长期对中国大陆的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坚持进行不正当的反倾销制裁；为什么对中国加入世贸设置非常高的门槛；为什么要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是不是象新右派人士所说的出于“误解”或者是仅仅出于对“共产党”的厌恶，新右派人士有没有办法让这些不合理现象在短期内消失，并保证永远不会重演，因为这已经成为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的根本性障碍。

三、 两种不同的“制度爱好者”

中国新左派比较关注以“经济制度”为中心的制度体系；中国新右派更多地关注以“政治制度”为核心的制度体系。

新左派认为人们的根本利益体现在经济制度之下，没有财产权的平等就不会有社会平等和进步，为了保证财产权不为官僚精英的窃取，群众利益受损，所以经济民主是最重要的民主，而社会公平也是重要目标，在效率之外，公平自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新右派认为经济集权必定导致政治集权，这足以抵消人们取得的一切成果。所以唯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有一张空白的选票”，这能够保证人们的所有一切。如果说现实中两极分化，那是因为政治民主尚未到来，政治民主能够促进经济效率，“蛋糕做大”以后每一个人都能够从中受益，欧美日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未来，而经济私有化或者说市场经济机制就是问题的全部。

由于新左派和新右派所关注的制度体系不尽相同，所以给人以“隔着门板较劲”的感觉。

四、 对传统文化和民族利益的不同态度

对新右派来说，中华文化是封建专制的、保守的、落后的，甚至是不道德的。只有尊纪守法、分工协作和敬业精神等等才是第一等价值，中华传统文化主张克己、服从与协调等等都是一文不值的。人必须完全社会角色化，精确履行权利义务，服从于经济效率这个唯一的中心，总之只有好机器那样的人才是好人。这是主观虚无主义态度。

新左派实际上也主张所谓“扬弃”和批判继承，主张发展新的社会规范体系。新左派的观点基本上是因袭一种特殊的“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从奴隶社会、封 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直线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本身是欧洲的历史变迁为基础总结出来的，用以指导中国的实际，并不是那么贴切（实际上马克思对此不十分肯定，曾经提出过修正理解模式---亚细亚生产方式）。实际上在 这样的思维模式下，传统文化基本上也是无所取义。这是客观虚无主义态度。

但是新左派和新右派的观点还是有很大的分歧，这主要体现在对民族主体和民族利益的态度上。新左派主张民族利益的正当性，而新右派着力鼓吹全球化，对“人权高于主权”也往往有些同感。

在新左派和新右派在所使用的手段和手法上，很有点天下“殊途而同归”的味道。

新左派主张的平民权利，其保证措施多数归于组织社团（如工会），进行民主式的斗争和谈判，并指望以此对优势精英阶层进行监督和限制。并主张以公有制等基本经济制度，来促使发展的目标平民化。本质上已经认同竞争性的利益准则，最终导向西方文化的核心源流---丛林法则。

新右派中批判派则惯常使用道德批判手法，论证政治民主的重要性，基本上围绕“没有民主就没有人权”“没有效率就没有一切”的思路进行，并进而达到没有民主的生活是牢狱式的黑暗，而没有市场效率的社会必然是普遍贫穷的结论。道德批判一般并不在总体上进行，属于“举例证明”性质，多数时候使用“反证法”，最后宣称西方的成功样板是完全可以适宜于中国的。主要手法可以归结为：“道德批判开道、毛病就是一切、西方就是榜样”。道德批判的广泛使用，已经接近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道德至上。

五、 现代化和民主的迷雾

对于现代化和民主，新左派和新右派都把它们作为中国理所当然的目标体系的中心环节。所不同的是：新右派认定只有“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才是实现这一 目标的唯一道路，而新左派则认定另外一条道路。

实际上，不管是表述为“富裕和发达”也好，表述为“现代化”也好，在资源和环境的制约之下，都是中国无法实现的目标。这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们生活必须与自然界相适应，而不能超出资源和环境的硬性限制。所以邓小平确立的“新赶超战略”必须予以放弃，采用“适度发展”战略，在中国社会中推广和采用“适度技术”，放弃盲目的“竞争力第一”指标；发展“适度产品”，放弃“贪大求洋”和“与国际接轨”的热望，回归到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为生产目的。总而言之，适度发展战略必须体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需要，必须主动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精英优先”尤其要加以自觉抑制。

在政治民主方面，倒是没有自然的制约，但是受到人与人关系的制约，因为富裕和发达没有普遍意义，全中国实现现代化没有可能。所以精英主义者不愿意与民众共患难而是选择独富贵，所以逆向种族主义者是非常清楚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自由主义者也比民族主义者对现实把握得更好，大部分民众必须被排除在发展的受益范围之外，因为共同富裕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于如何确立中国的发展战略，如何选择中国的成长道路，所以最好不要天真地责怪新右派的顽固不化，不要盲目地非难逆向种族主义，因为他们对现实自有清醒的认识，至少比新左派人士的认识更深刻。

笔者相信，如果真的是依照新右派的观点实现了“代议制民主”，如果老蒋提出“保甲连坐”议案，这样的议案一定会在精英把持的议会中以压倒多数通过的。不解决精英主义者与平民在根本利益上的深刻分化，民主政治是毫无意义的，至少对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来说是这样。而精英主义者与平民的利益协调，只有两种方案，要么是文革中的“大民主”方式进行“逆向管理与监督”，要么是精英主义者自觉地放弃“独富贵”超英赶美的目标，与中华民族一道共同发展，与自然和谐共处。

企望使用民主方式制约精英主义，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监督权力的成本太高，同时效果又太差。所谓轮流执政能够产生竞争性的约束，完全是“纯理论推论”，没有任何现实基础。意大利在战后55年中，换了58届政府，但是意大利的政治低效和腐败依然是欧洲最严重的。这个纯理论推论使用了极端不可靠的前提：即认定在轮流执政的政治态势下，执政党一定会以执政为唯一的最高目标，并且党内所有人等，都会一体认同这个体现共同政治利益的目标。看一看台湾的李登辉的行经，就知道这种“党内大同”和“天下大同”一样，是多么难以实现。

民主政治的迷信还在于：假定国家管理可以依赖常识，不需要专门化知识。到今天治理国家早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民众能够监督政府，需要民众能够识别政府政策和行政措施优劣的专门知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正如“全民经商”不可能造成共同富裕一样，“全民从政”一样没有现实的可能。最后的结果是：民众必须依赖媒体信息乃至态度，因为缺乏自主的识别能力；实际上竞选就是最后比较哪一方的“金喇叭”吹得响，广告效果强，“名牌精英”多。台湾在军事战略和政治上如何定位，这一关系到台湾民众死生祸福的专门问题，根本就不曾在台湾选举中被提起过，民主万能的荒谬由此可见一斑，因为媚俗和从众的需要高于一切，选票的重要性高于智慧和良知。

基本上可以肯定，新左派人士在中国“发展前景、如何发展和发展为谁”的问题上，存在着比新右派人士更多的不切实际幻想和良好愿望，所以新左派人士的理论框架中为新右派开了很多可以自有进出的“大后门”。所以邓小平时代确立的“新赶超战略”仍然为非常多的人所信奉，改革开放的成绩被不恰当地高估，这些问题必须回到中国的真实发展前景上来厘清，中国究竟有没有现代化的可能？

在民主的问题上也一样，民主的前提不是中国民众的素质不够，而是精英主义者的克己精神太差，与民众利益的分太深。所以即便是“民主万能”，中国也无法援用，否则无限制的“精英优先”，适足以制造“革命形势”。

二○○一年一月叁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