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說來，“民主轉型”可以分成兩個類型。

一個是“統治者”逐漸擴大“臣下”的權利，社會逐漸演化為“民主”社會。當然，“統治者”不會無緣無故擴大“臣下”的權利，但談起了太複雜，不述。通過這種途徑進入“民主”社會的國家不多，北歐，中歐的瑞士，英聯邦中一些國家可以說屬於這種類型。

另外一種類型是社會矛盾重重，激盪不斷，但沒有一派可以取得壓倒性的勝利，最後演化為“民主社會”，這時，”民主“本身並不能提供理想的解決方案，”民主“只不過是收拾”爛攤子“的一種最不壞的解決方案。可以說法國是這種轉換的開創者和典型。 自法國大革命到法國社會基本具有民主社會特徵變得穩定下來，至少花了幾十年之久。現在法國社會依舊左右分明，但至少法國人不必用街壘戰來決定國家的命運。

在我看來，歷史常常有報應。 一個國家強大的時候，可以利用強權從另外一些國家或種群獲得“額外”的好處，而後又 必須償還歷史的“債務”。英國為了英帝國付出高額代價，美國為了黑奴至今還在付代價，最近熱議的南非，也還在為種族隔離時期的種種付代價。

其實，南非和美國頗有相同之處。 但南非的問題是五百萬白人在剝削四千多萬黑人的基礎上建立了“種族社會主義”的天堂，而美國南北戰爭前夕黑人只占人口的二成。從好處講，南非i白人得到好處更多，談到“報應”和“還債”的角度，新南非的白人的道路更曲折更漫長。

從被壓迫族群的角度，歷史也教給我們一課，即政治的解放比精神社會文化的解放容易得多。 美國南北戰爭到現在已經一百五十來年，美國黑人雖然在“自我解放”道路取得了相當成就，但在另外一方面，仍舊問題重重，還面臨漫長道路。
指責曼德拉的人也該明白，作為黑人族群偉人和領袖的曼德拉並沒有什麼點金之術，現在新南非的亂象其實不過是“舊南非”遺產的一部分。“壓迫”越沒有“底線”，“反彈也就越無”底線“。

討論南非問題，不妨先討論南北戰爭。 美國南北戰爭南北方都為之付出高昂的代價，歷史學家約翰·赫德爾斯頓估計所有20-45歲北方男性的10%，所有18-40歲南非白人男性的30%在戰爭中死亡。如果戰爭爆發前南北雙方領袖能預見到南北戰爭的慘烈後果，也許會認為不管如何不如意的和解是最不壞的解決方案吧！

南北戰爭北方勝利，勝利後總有個如何處置南方失敗者的問題。北方領袖面臨多種選擇，比如拿破崙失敗後的解決方案，一戰勝利者的方案，二戰勝利者的方案，始皇方案等。除非北方勝利者能殺光南方失敗者，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擋南方白人“臥薪嘗膽”重新崛起，應該說，美國的民主制度提供了一種最不壞的架構來化解這場“冤讎”。勝利後的北方壓制南方尚有”底線“，因此南方的”反彈“也尚有”底線“。

不要小瞧南北戰爭的後果，即使在美國民主架構下，南北戰爭依舊影響現在的政治，影響現在人們的記憶，影響現在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小說“飄”和電影“飄”也一自己獨特的方式描寫了南方白人的記憶。

另外一個例子是一戰後的德國，作為勝利者的協約國壓制德國甚力，結果反彈也甚力，因此，二戰後的勝利者，包括蘇聯都吸取了教訓。

回到南非，如果“舊南非天堂”已經成為過去時，無法繼續維持下去，那麼到底南非白人期待什麼，用武器來捍衛自己的種族主義政權，還是用和解接受不可避免的衰落？

站在曼德拉的立場，即使知道“新南非”將問題重重，只有一少部分黑人新貴可以從中得利，黑人並不一定能管理好“新南非”，是否他能改換他的立場？或告訴南非黑人，你們需要另外一百年時間教育自己，然後才能和解？

何況，政治本身就充滿了無數計算和選擇，而且往往是不可改換的選擇。所謂歷史局限性，就是說遍尋當時人判斷找不出更高明的可能。所謂歷史罪惡，就是說當時明明有其他選擇，而一意孤行犯下的後果。我看不出20年前，南非黑人和白人有更好的選擇。

我們不必太美化曼德拉，甚至不必太美化林肯，我們更不必過於美化“民主”，但是當某種“威權”或“獨裁”制度維持不下去的時候，當“威權”或“獨裁”制度留下一個“爛攤子”的時候，“民主制度”應該是最不壞的能收拾殘局的制度。
當然，對於偏愛從亂局通過血和火重建“威權”或”專制“體系的人來講，“民主制度”並非最不壞的制度，儘管我萬分遺憾，這也是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