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點摘錄]英國人在印度將甘地捧為“聖雄”，在南非將曼德拉捧為“和平鬥士”，授予他們多種獎項 。這兩個人的思想中有許多有價值的內容，可英國人卻偏宣傳、鼓勵和強化他們思想中 的“非暴力”即“告別革命”的部分，將其改造並美化為對英殖民主義無害的“普世主義”價值觀灌輸給英殖民地人民，以此強化那裡的人民對英國殖民統治的依附意識。印度的甘地，南非 的曼德拉，還有美國的馬丁-路德-金，都是由英美人為了同一個政治目的從一個模子澆鑄出來的“和平鬥士”。 拿破倫精湛此道。1798年夏，法軍登陸埃及，10月開羅發生暴亂，拿破崙對其 實行了極為嚴厲鎮壓。但對德高望重的伊斯蘭教長舍伊赫 ，則網開一面。當時法軍並不理解，說他們是“暴動頭子”，應該處死。拿破崙回應說：“不，這個民族同我們和我們的習慣太格格 不入了，我寧願這個民族有象他這樣既不能騎馬，又不能拿刀的首領，而不願意看到象穆臘德別和奧斯曼別伊 那樣的人當首領。把這個衰弱無力的老人處死對我們不會帶來任何好處，反而 會產生比您所預料的更為危險的後果。”拿破崙的話是對英國在印度扶持甘地、在南非推舉曼德拉政策的透徹說明。列寧說：“被壓迫階級如果不努力學會拿起武器，獲得武器，那它只配當 奴隸。” 而讓被壓迫者放棄武裝則是全部壓迫者政治的核心。

　　1959年，毛澤東在同吳冷西談話時說：“新聞工作，要看是政治家辦，還是書生辦。有些人是書生，最大的缺點是多謀寡斷。”[1]毛澤東批評這些人不會“讀無字之書，聽無弦音”[2] 。“多謀寡斷”的認識根源還是不懂和不講政治，尤其不懂和不講文化傳播與政治的關係。

　　戰場是最好的課堂，對手是最好的老師。英美國家是盎格魯撒克遜民族中治理世界時間比較長、經驗比較豐富，其外交戰略思維也比較圓熟的國家。他們治理世界的經驗，特別是其中文 化傳播經驗也最值得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國人對其加以總結和借鑑。

　　一、文化傳播是西方按其戰略意圖塑造世界的重要工具

　　國家戰略是實施國家政治路線的工具。歷史上，國家——只要它還存在的話——文化傳播歷來是與其政治目標相呼應。國家間的文化交流，即便不是所有，至少其主要或核心內容都貫穿 着各自的外交戰略。在國家對外交流中，宣傳什麼內容，輸出什麼知識，在相當一些國家那裡都是與其外交目標及相應的戰略策略捆綁在一起的。比如，近代日本“學術”及其“研究成果” 就有明顯的為侵華戰爭準備和服務的“筆部隊”[3]性質。可以說，20世紀30年代的日本侵華戰爭不僅是其長期軍備的必然，也是日本對華戰略中意識形態“宣傳戰”[4]的結果。1941年，在 中國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刻，日本人特意“邀請”梅蘭芳出場唱花旦，因為他們知道，使對手國家中的男性心理在不知不覺中普遍雌化——這種現象目前在東南亞一些曾被英國、日本殖民過 而又沒有經歷社會主義革命的國家和地區中普遍存在，在其影視文藝中已是主流——是擊敗這個國家的重要手段。梅蘭芳看穿了日本人的陰謀，拒絕與日本人合作，決定“蓄鬚明志，息影舞 台”，以此激勵中國男兒英勇殺敵，誓死報國。然而，在半個多世紀過後的今天，長期的和平生活已使一些青年人忘卻了這些血寫的經驗。前幾年，我們曾有藝人身披日本軍旗拍時裝照，這 兩年更有藝人“一身兼二任”：剛演完“格拉瑪”艇上的格瓦拉，又在《色戒》中扮演被美化了的漢姦情婦。這些“藝人”們已經不清楚藝術在任何國家都是有底線的，那就是愛國主義。梅 蘭芳一生的藝術實踐告訴我們：藝術品質的高下不僅僅在於技巧，更在於氣節。梅蘭芳的偉大不僅在於他的藝術功底，更在於他在日本侵略者面前捨生取義的偉大民族精神。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各國開始重視“筆部隊”的建設。當時美國專欄作者沃爾特?李普曼注意到這種轉變，1922年他在《公眾輿論》一書中明確指出：“在目前控制局勢的這一代人中 間，說服已經變成一種自覺的藝術和世俗政府的一個常規功能。”[5]在各國“筆部隊”中最老謀深算的是英國，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只是英國“謀略派”[6]時好時壞的學生。比較而言，英 國的文化傳播更是一個系統工程：從編撰世界主要國家的歷史(比如“劍橋中國史”系列)到塑造國際文化觀念(比如英國有意捧紅的湯因比的歷史觀)、國際主流經濟學(如連英國人自己 也不信的亞當-斯密的經濟學說)、生物學等工程，幾乎全被納入其文化傳播的戰略之中。英國人不在乎世界是什麼樣的，只在乎他們的傳播受眾心目中的世界與其編造的“世界”是否合拍， 其最終目的是讓對手國家乃至它的盟國按着英國各式“皇家學會”認可的標準存在或不存在。

　　這些新老帝國主義國家向其對手國家實施文化傳播戰略的一貫策略是“外松內緊”：在自己國家內講統一性，在國際上則要求多樣性;在自己國家內扶強抑弱，在對手國家中則扶弱抑強 。他們用各種方式弱化對手，其目的是在他們國家“內部確立一種羅馬式和平，對外則表現為羅馬式的掠奪性帝國主義”[7]。美國歌手邁克爾-傑克遜厭惡自己的黑人人種，想從膚色上與白 人人種“保持一致”。在美國居統治地位的白人們看中了這一點，便把他捧了起來，使其在多民族雜聚的美國大紅大紫，獲獎無數，其目的就是讓在美國人口中占相當比例的黑人們在傑克遜 的搖滾樂中忘記其種族的歷史和個性，並在白人面前自降人格，天然接受其統治。英國人在印度將甘地捧為“聖雄”，在南非將曼德拉捧為“和平鬥士”，授予他們多種獎項[8]。這兩個人的 思想中有許多有價值的內容，可英國人卻偏宣傳、鼓勵和強化他們思想中的“非暴力”即“告別革命”的部分，將其改造並美化為對英殖民主義無害的“普世主義”價值觀灌輸給英殖民地人 民，以此強化那裡的人民對英國殖民統治的依附意識。印度的甘地，南非的曼德拉，還有美國的馬丁-路德-金，都是由英美人為了同一個政治目的從一個模子澆鑄出來的“和平鬥士”。 拿破 倫精湛此道。1798年夏，法軍登陸埃及，10月開羅發生暴亂，拿破崙對其實行了極為嚴厲鎮壓。但對德高望重的伊斯蘭教長舍伊赫[9]，則網開一面。當時法軍並不理解，說他們是“暴動頭子 ”，應該處死。拿破崙回應說：

　　不，這個民族同我們和我們的習慣太格格不入了，我寧願這個民族有象他這樣既不能騎馬，又不能拿刀的首領，而不願意看到象穆臘德別和奧斯曼別伊[10]那樣的人當首領。把這個衰弱 無力的老人處死對我們不會帶來任何好處，反而會產生比您所預料的更為危險的後果。[11]

　　拿破崙的話是對英國在印度扶持甘地、在南非推舉曼德拉政策的透徹說明。列寧說：“被壓迫階級如果不努力學會拿起武器，獲得武器，那它只配當奴隸。”[12]而讓被壓迫者放棄武裝 則是全部壓迫者政治的核心。

　　用一切方法模糊和虛化對手國家的戰略目標和人民的理想，是西方宣傳戰中的重要手法。目前我們媒體中“夢”說成風，這無形中自我虛化了我們的文化自覺。其實，壓迫民族並不怕被 壓迫民族有“夢”，而是怕他們有理想。馬丁-路德-金說他有一個“夢”，美國資本家可以為他塑像;卡斯特羅說他有理想，美國資本家就對他恨之入骨。馬丁-路德-金的“夢”至今也沒有 給美國黑人帶來解放，而共產主義理想卻給1949年之後的中國帶來了巨大成就和光明前景。壓迫民族也不怕被壓迫民族談“人性”，而是怕他們談“人民”。虛化了階級和政治意識，“人民 “也就被分解成了一個個虛無的“人”[13]，其文化也就成了虛無主義的文化。失去了文化自覺和“人民”的概念，國家就自毀了精神長城，侵略者就可長驅直入。正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告 訴我們：“革命理想高於天。”[14]近現代中國人民的奮鬥史說明，不是什麼“夢”，也不是什麼抽象的“人”，而是有理想和文化自覺的中國人民實現我們民族救亡圖存、自立於民族之林 的理想。

　　即使是近乎純技術的科目語言學領域，也被英美人納入他們的文化傳播戰略之中。在他們看來，語言工程也是人心改造工程。因此，改造被征服國家的語言，往往成了他們征服其他民族 的重要步驟：歐洲人帶着槍炮走向世界的同時，也把他們的語言強行推向他們的殖民地。原來由阿拉伯語、漢語、梵語等語言支配的世界，便在近代為英語、法語和拉丁語等所取代。這些語 言在向世界傳播的過程中，也將歐洲人的價值觀帶到其支配的地區。他們在強化宗主國價值觀的同時，削弱或消滅了其殖民地的原生意識，強化了依附意識。《第三世界：苦難、曲折、希望 》一書的作者，保羅-哈里森提出“文化上的帝國主義”概念。他說：“伴隨着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帝國主義，又產生出一種更為陰險的控制形式——文化上的帝國主義。文化上的帝國主義不僅 征服了受害者的肉體，還征服了他們的心靈，使他們淪為唯命是從的幫凶。”[15]曾在好望角任職的英國官員約翰-巴羅說：“假如所有的官方文件都用英語書寫，那麼這裡的下一代就會變成 英國人。”[16]目前凡是英語說得好的，除母語國家外，都是曾經被英國征服、其殖民化程度比較高的國家和地區。

　　西方國家征服其他民族的最常用的方式之一就是用民族問題製造內亂和分裂;分裂這些國家的常用的方法是率先分裂、肢解它們的語言。比如他們會鼓勵和資助一些歷史學家和語言學家 有目的地去對手國家就民族問題進行“學術考察”，從其生活習俗和語言結構中最終“研究”出許多與其國家共同體相排異的種族元素，並由此推論這些種族與他們所處的國家本“不兼容” 。接着就是西方政客們對這些越研究越多的“種族”進行炒作性宣傳、鼓譟，在必要時不惜鼓動出兵推動其獨立傾向，結果許多好生生的國家就這樣被肢解了。我們看看近代英法美等國在不 斷整合本國和本地區政治形態的同時，又從民族問題入手碎化世界其他地區——如近東巴爾幹國家、中東海灣國家及非洲國家——的過程，再看看當代因西方渲染民族問題導致解體的蘇聯及 隨後再次碎化(Balkanized [17])的巴爾幹國家的現實，就不難看出西方國家語言學研究具有的戰略功能。有過蘇聯解體慘痛經歷的俄羅斯學者對此有深刻的體驗。B.A.利西奇金和Л。A .謝列平在其合著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信息心理戰》一書中說西方人：

　　從今天的利益出發，挖掘歷史論據來證明今天的觀點是正確的。民族間的衝突往往以此為據。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之間的衝突正是這種心理戰手法釀出的惡果。歷史上雙方都可以找出大 量資料證明，卡拉巴赫屬於此方或彼方。當受到西方第五縱隊操縱的新聞界，公然煽動被移居的人民，就其實質而言是組織了奧塞梯-印古什衝突以及其他一些衝突，釀成了大量傷亡。[18]

　　為了達到其政治目的，西方的文化外宣政策往往帶有血腥味。香港曾是英國人的殖民地。新中國建立後，華人武術界裡出了一個李小龍，他在其主演的功夫片中一改香港華人“好勇鬥狠 ”的猥瑣形象，表現出了中國人的大義凜然和威武不屈的精神。李小龍用自己的武藝和武德贏得了世界人民的熱愛，在美國和日本人民中擁有眾多崇拜者，但他在33歲就“死於不幸”;其長 子、決心繼承父業的李國豪，在其事業初有聲色的時候，也隨一起“誤擊事件”而英年早逝，死時年僅28歲。如果再聯想清末曾多次打敗洋人的愛國武術大師霍元甲年僅42歲便“不意中毒身 亡”的結局，我們就不能不懷疑這些相似結局與某種戰略意圖相關聯。李小龍死後，在日寇時期梅蘭芳曾表現出大無畏的傲骨，經李小龍傳承之後便在香港武術界日益式微：在英國殖民者面 前，這時的香港武者已失去了李小龍那龍飛九天的氣勢，自覺或不自覺地將武者降格為陰溝里蓬頭垢面的扶貧義士;在香港回歸祖國後的改革開放時代，這些“武者”又轉行為宣傳普世理念 的環保人士。

　　西方持之以恆地推行殖民文化政策對第三世界造成的負面影響是深遠的。我們看看目前流行於東亞地區的一些武打片，其中的主角形象多是一些好勇鬥狠的俠客，而俠客缺少的正是沒有 為階級、民族和國家奮鬥的理想，而這正是當年日本及歐美殖民主義者在這些地區統治可以接受並且縱容的文化內容。東亞國家和地區有相當多的言情片中的苦戀，都以退場的一方買了去西 方某國的機票或另一方在機場注目剛升空飛往西方某國的飛機為劇終。這其中隱藏的暗喻就是：西方才是沒有是非的人生“伊甸園”，到了西方就找到了道德的制高點和人生的歸宿。這樣的 傾向是殖民文化長期“心理暗示”的結果。希特勒對英國嫻熟地運用文化傳播推進政治目的作法羨慕不已，他在《我的奮鬥》中說：“在英國，宣傳被作為第一級的武器使用;在我國，卻是 失業政客的飯碗，或者至多不過是一些靦腆的英雄們的一種職業。結果宣傳對我們來說，其效果等於零。”[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