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1858年4月23日－1947年10月4日），德國物理學家，量子力學的創始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物理學家之一，因發現能量粒子而對物理學的進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並在1918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但這裡說的普朗克效應和物理無關，而是普朗克在自傳裡面的這段話

“新的科學真理，不是靠通過說服反對者並使他們看到光明而獲勝；她最後的勝利，主要是因為反對者終於死去，熟悉她的年輕一代成長起來了”。

這段話被後人稱為“普朗克效應”。

最能用清楚明白邏輯形式表達的科學尚且如此，更不用說涉及非科學的種種爭議。我覺得普朗克效應非常深刻的描寫了人性的處境。

那麼，為什麼呢？

人性第一定律: 個人無法否定自己“存在“的意義，不管“ 存在”在別人眼裡多麼錯誤或丑。即使在超越個人的層面，已經證實為錯。在這種情況下，或迴避事實，或發展出一套理論或心理為之辯護。 因此，我們有眾所周知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這一病理學概念對歷史學的價值就是，它解釋了遺老存在的理由。

從國家層面上，廣義”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可以延續多少代。清兵入關，江南為了反抗”剃頭令“而奮戰，但清末很多人對”滿人“的辮子戀戀不捨。 我曾提到，北朝鮮金正恩之後，”金日成遺產“仍舊會延續下去，北朝鮮人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掙脫噩夢。

人性第二定律： 雖然因人而異，但人真能接受新思想的時間窗口相當有限，大體只是青少年到剛剛成年的短暫時期。有些人可以活到老，學到老，但是少數。

人性第三定律： 一旦思想成型，重建思想模型極其困難。重建多少意味要毀掉已經成型的思想，從“頭”重新構築新的思想。當然，“重建”也和原有思想模型有關，有的模型比較靈活柔軟，毀掉不至於導致災難性的結果，有的“剛性”極大。

所以，思想改造常常會導致精神紊亂。激進主義信徒常常從極左到極右，就是無法變得中庸寬容。

我從我經歷的辯論學到很多東西。我發現不少情況，參與辯論的化大氣力反駁的其實不是真正“對方的觀點”，而是腦海裡面“對方的觀點”。更有意思的是，在一個不習慣區別“個體”和“群體”的社會， 反駁者反駁的經常是他腦海裡面“與他對立那個群體的觀點”。

最近，有篇報道中國知識分子“倫敦共識”文章提到秦暉教授的一個說法。他說他屬於“自由派”知識分子，但他無法代表“自由派”知識分子，他能代表的只是“他 自己”。 我注意到這個說法。 他夫人金雁“倒轉紅輪”發表後，有採訪提到他們夫妻之間的分歧，就是說，他的思想就是他的思想，他代表不了他夫人，他夫人也代表不了他。

但是， 很多中國人還生活在另外一個世界。 “類”比“個人”重要，以致某人對醫生A有怨恨，要殺醫生B和護士C來釋放自己的恨意。也許這正是“階級鬥爭”理論部分的心理基礎吧！

如果這樣，“辯論”沒有多大意義。常常，辯論只是為了發泄情緒，而不是探求真理。

現在回到普朗克效應，普朗克效應說得是，任何科學真理的勝利，不是靠說法，而是靠對年輕一代有足夠吸引力。老一代人沉浸在自己的成功和理論中，他們也許有權勢有名譽，但他們缺少爭取年輕人的能力。

普朗克效應談到是科學真理。科學真理有其絕對性的一面。但對於社會理論（包括革命理論），能爭取年輕一代的不一定是“真理”。

一次大戰後，大批人，特別知識分子對資本主義極其失望，所以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贏得了青年。那麼，更重要的一點就是，在非科學的領域，我們有沒有一個比較 靠得住的衡量判據來判斷新潮流的正義性正當性？ 也許這個判據相當複雜，不是每個人都能運用得得心應手，但存在不存在這種東西呢？

如果不能從絕對意義上做出判斷，是否能從幾率的角度作出判斷呢？ 也許我們將來還會回到普朗克效應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