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地利----緬懷音樂家難友陸洪恩
作者：劉文忠
奧地利是音樂之鄉，踏上這片土地許多人都是帶着輕鬆、興奮的心情，而我的心卻是特別的沉重。因為當年文革中被殘酷迫害死的難友、上海交響樂隊副指揮陸洪恩從入獄起那天經常吟唱着貝多芬的樂曲向黑暗挑戰的畫面，至今還深深地烙在我記憶的深處。從他身上，我第一次強烈地感受到音樂的力量和對正義的渴望。1968年4月陸老師臨赴刑場前，托我幫他完成二件事：第一件，如果有機會逃出國門的話，一定要去維也納，代他在貝多芬墓前獻上一束花。告訴大師，在中國，有一位他的敬仰者是哼着他的《英雄交響曲》與《莊嚴彌撒》走上刑場的。第二件，幫他尋找文革初被"掃地出門"去新疆的獨子，告訴他父親是怎樣被折磨死的。
這位1954年由陳毅市長任命的上海交響樂團副團長兼副指揮陸洪恩，在監獄苦難的生活里經常跟我講起在維也納這座音樂搖籃里發生的故事，常常幻想着這片音樂之鄉，希望自己的靈魂也能飛到這個一生嚮往的音樂搖籃。
我這次走訪奧地利，就是想幫他完成生前未了的心願。
音樂王國
奧地利，確實如她的國歌中所讚頌的那樣，群山環繞、綠水流連、土地豐腴、教堂林立。無論是眾多的湖泊，巍巍群山，蔥鬱的河谷，還有那一座座歷史名城都令人嘆為觀止。文化與歷史的結合為遊客提供了豐富的視覺和聽覺享受，在雄偉壯麗的大教堂和古城堡中，在盡覽歷史遺蹟的博物館中，在世界聞名的音樂節中，在地區性的民俗活動中，都有不容錯過的震撼體驗。藍色的多瑙河畔，時時處處可以聽到那熟悉的旋律。以美麗的多瑙河和森林景色著稱的奧地利，確實給音樂家提供了不少靈感。
奧地利首都、世界音樂之都維也納，位於國境東北部阿爾卑斯山北麓多瑙河畔，坐落在維也納盆地中。著名的維也納森林從西、北、南三面環繞着城市，遼闊的東歐平原從東面與其相對，到處鬱鬱蔥蔥，生機勃勃。登上阿爾卑斯山麓，眼前的維也納森林波浪起伏，盡收眼底。從多瑙河盆地可以遠眺喀爾巴阡山閃耀的綠色峰頂，奧地利遼闊的平原猶如一幅巨大的綠毯，而那碧波粼粼的多瑙河則穿梭其間。
首都維也納有維也納交響樂團、維也納少年兒童合唱團和奧匈帝國的宮廷。無論是漫步在金碧輝煌的宮殿和古老的斯特凡大教堂，還是從美景宮或登上美泉宮的凱旋門俯瞰全城，你都會在每一步登攀的過程中感受到這座城市輝煌的歷史和君王統治時期的遺韻。
按照《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公布的數字，奧地利人均GDP居世界前十位，被公認為世界上經濟最穩定、社會最安全的國家之一。在這個堪稱歐洲生活最安逸的國家裡，最重要的事就是，一年四季即使發生水災都要舉行的音樂會，颳風下雨都有街頭音樂。
整個奧地利瀰漫着一種音樂氣息，街頭到處有音樂，誰也不知道這些街頭音樂藝人幾年後會不會成為大師，大多數是一些藝術院校的勇敢青年學生到街頭練功。在克恩騰大街，我們看到有不少年青的亞洲留學生在專注表演；在格拉本大街，不少外國遊客在一群白衣黑裙的當地少女帶領下跳起了華爾茲；在克爾物納大街，一群北京遊客放開喉嚨盡情地與當地人在一起合唱藍色多瑙河曲。遊客們駐足在洋溢着音樂之聲的維也納街頭，這真是一個充滿躍動音符的城市！在維也納的星光大道，我們看到一百多位曾經在這裡生活工作過的音樂大師的名字被鐫刻在這裡，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座城市對古典音樂對音樂大師這樣推崇。勃拉姆斯曾說過："在維也納走路，請千萬當心腳下，別踩着音符".我們到奧地利正巧趕上5月至6月的維也納音樂節，導遊特意為大家安排觀看了一場由中國音樂家彭家鵬參加執棒的音樂會，就在著名的金色大廳。金色大廳始建於1867年，位於維也納音樂之友協會的大廈內，是著名建築師奧菲爾？漢森設計建造。有評論家說："大音樂廳不僅是演奏音樂的最佳場地，而且它本身就是一部音樂，它是莫扎特《朱庇特交響曲》凝固的形式，在這座大廳里，莫扎特和漢森兩人心心相印。"金色大廳的屋頂為平頂鑲板，兩側有音樂女神雕像，這些裝飾對原本直接撞擊到牆壁上的樂音有延長和舒緩的作用，而金色大廳的木質地板和牆壁就像是小提琴的共鳴箱一樣。除外大廳內還有展覽館和檔案室，存放着各種樂器和歷代音樂大師的樂譜手稿，比如莫扎特的《G大調鋼琴協奏曲》、貝多芬的《第三交響曲》、舒伯特的《未完成交響曲》等。金色大廳是世界最高級別的音樂聖殿，能夠在金色大廳登台演出，也是全世界樂隊和演奏家們所追求的一個夢想。我們十幾個中國遊客儘管要花費很高的價錢，但都希望能來這高雅的音樂殿堂感受一番。行前導遊叮囑我們晚上穿戴正規些，可是還是有二位浙江商人因穿戴不正規被拒絕進會場，幸好導遊幫忙解釋才解圍。看到周圍的維也納人，男士們西裝革履、女士都穿着漂亮的夜禮服，相比之下我們就有點顯得黯然失色。儘管團內不少有錢的商人聽不懂這麼高雅的音樂，但可能是受到音樂氛圍的感染，還是跟着同團的知識分子一起為中國音樂家們演奏的鋼琴協奏曲《黃河》及馬頭琴《萬馬奔騰》拼命鼓掌。當維也納音樂交響樂團上台演奏貝多芬《第三交響曲》時，我觸景生情淌下了眼淚，熟悉的音樂把我帶進那苦難的文革年代，勾起了我對死去難友陸洪恩的深情思念。
真言獲罪
1966年5月28日那天，上海交響樂團繼續學習討論"評三家村"，陸洪恩依然早早走出家門。正在學校里念初中三年級的16歲獨子走到他跟前，低聲說："爸爸，今天就坐在那裡聽大家發言，你不要講話了……"兒子聽母親說，爸爸在前天學習時由於講了些不該講的真話而遭到批判，當夜單位的好友就到家裡來讓母親勸父親忍一忍，不要講真話。陸老師輕輕地摸着兒子的頭說："放心吧，爸爸明白。"那是個陰沉的早晨，妻兒目送他一步一回頭地去上班，可誰也沒想到陸洪恩從此再也沒有回家。
這天在學習批判會上，單位的一些卑鄙小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侮辱他的人格，並大肆的栽贓誣陷他講反動言論，逼他表態"與修正主義決裂".脾氣耿直的陸老師不知怎麼搞的竟然忘記了出門時對妻兒的承諾，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又說了真話。他表示，不同意"除了樣板戲，建國以來所有的文藝作品都是修正主義毒草"這一謬論，還說自己看不出吳晗、鄧拓、廖沫沙的文章有什麼錯誤。在遭到毆打與凌辱情況下，他再一次控制不住自己，"你們說我修正主義，我就修正主義。"並衝動地喊起來："修正主義萬歲！"這一聲口號在當時簡直如捅了馬蜂窩。為此，陸老師被單位革命派以"現行反革命罪"押送進上海第一看守所。
眾所周知，那時的革命樣板戲，是自詡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旗手"江青親自締造的。抵制、反對革命樣板戲，豈非是貨真價實的"現行反革命"罪？這位飽學經綸的天主教徒音樂家可說是自投監牢了。別人都覺得很不可思議，可是音樂家關入牢房後卻依然非常樂觀，不以為然，照樣我行我素，耿直地批駁革命樣板戲。
67年至68年間，處於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的上海文藝系統批鬥成風，許多單位紛紛到一所來爭奪一些有名望的人，拉出去戴高帽子批鬥。名為批鬥實為"顯耀"，以顯示各派紅衛兵小將和造反派的"實力".可憐的陸洪恩老師，幾乎每月都要被拉出去批鬥。有一次，他被拉到上海音樂學院批鬥後回來，人被打得鼻青臉腫，他卻顧不得自己傷痛，慷慨激昂地告訴我們，他是賀綠汀的陪斗對象。他一向尊重賀綠汀，所以雖是師兄弟關係，後又拜賀為師，自認弟子。在批鬥大會上，革命師生責令他揭發賀綠汀的罪行，不料他反為賀綠汀表功，說賀綠汀是大好人。怒不可遏的紅衛兵對他拳打腳踢、狠毒施暴。這位挨了暴打的音樂家卻說"小將們是被愚弄的"，毫不記恨在心。後來又有一次他被拉到上海小劇場批鬥，那天來了文藝界許多單位，有交響樂團、京劇院、滬劇院等等，上千人的造反派大軍濟濟一堂，逼令他老實交代攻擊江青同志革命樣板戲的罪行。誰知這位音樂家卻理直氣壯地反問："樣板戲有什麼好？中華文化藝術星光燦爛，音樂、戲曲的優秀作品比比皆是，為什麼只許演唱這幾個戲，而要毀滅傳統呢？"又說，"外國世界一流的音樂、戲劇多的是……"還未等他說完，革命造反派衝上批鬥台，對他又是拳打腳踢一頓毒打，造反派們瘋狂叫囂："他滿嘴放毒，打他臭嘴！"結果竟撕裂了他的嘴唇！當他回到牢房時，一副慘不忍睹的模樣，腦袋被打得紅腫起來，嘴唇被撕裂開，連晚飯都無法吞咽，看了叫人心酸。我們勸他以沉默對抗批鬥會，以免遭皮肉之苦，但他卻苦笑着，固執地說："我還是要講，有一口氣在就要講，什麼樣板戲？破爛女人搞的破爛貨！"由於他被打揪斗頻繁，卻又每次耿直抗爭，次次遭遇毒手，舊傷未好，新傷又添。每次回來，他總是拖着沉重的腳步，全身被打得遍體鱗傷，血痕斑斑。冷酷無情的造反派看守還要把他舊傷未好、新傷淌血的雙手扭到背後反銬起來。背銬是很重的懲罰，血液循環受阻，長期血管會又腫又脹，痛起來鑽心刺骨。有時，他剛松銬幾天又被立即銬上。就這樣他長時期地遭受着內外摧殘，看守卻還在牢房中狠狠地訓斥： "每次批鬥，每次都不老實，還要放毒，非得反銬不可！"批鬥、毒打、反銬，這樣幾個月折磨下來，陸老師這位身體本來纖弱的中年學者背已彎駝，五十歲不到頭髮卻已全白並開始脫落。他是個天主教徒，我發覺他在學主耶穌，在監房裡經常禱告、交託主。他常說一句話："我跟主走苦路，是他給我的恩寵；我為'義'而受迫害是有福的".我是音樂家"鄰座"，一直在關心着他的不幸遭遇，可我發現他全然不顧自己正一步步地走向絕境，反而擔心師兄賀綠汀的命運。他告訴我，賀家幾次被抄搶劫一空，賀本人也遭受了人間種種慘無人道的暴虐。他所在學院的紅衛兵學生不僅常對他毒打，甚至把漿糊桶套他頭上，還逼他在地上爬。音樂家憤慨萬分地說："賀綠汀，我的師兄與老師，他是我國愛國愛黨的音樂界泰斗，一曲《游擊隊之歌》，鼓舞了全國民眾奮起抗日殺敵。他創作了那麼多名曲，為黨為人民做出了極大的貢獻，可是現今卻遭受滅絕人性的凌辱與暴虐，這都是那位'文革旗手'作的孽！"他對江青很熟悉，聽他說見過江青多次，他一針見血地抨擊她是"中國文藝界的大災星，中國人民的大災星！"音樂家告訴我：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藝名"藍苹"，充其量只是一個二流明星，並有過多次風流新聞。後來同當時文匯報副總編馬紀良（筆名唐納）結婚沒幾天，竟出走"投向革命"來到延安解放區，這個巫婆不知用什麼手段得寵於毛澤東。當時黨中央政治局明文規定她只照顧毛澤東起居生活，而不准參與黨中央高層的一切政治活動，所以直到解放初她還是個無名之輩。誰知這個一向驕橫、傲慢、虛偽、陰險、志大才疏、剛愎自用的女人一旦得到毛的"令牌"、被封為"旗手"後，第一是報復，第二是掩飾。她千方百計掩飾自己過去的醜惡行徑，對當年稍知內情之人極盡打擊報復。文藝電影界首當其衝，上官雲珠含冤跳樓自殺，鄭君里慘死獄中，顧而已懸梁自盡，舒繡文被逼死，趙丹被囚牢籠，甚至連幫助過她的保姆都不放過，秘密抓進秦城監獄……所有她二、三十年代的朋友同事都遭殃遇難。這時她雙眼已發紅，成了一個肆意復仇的"女魔"、隨時可咒人致死的"巫婆"！毛澤東指使她搞的是什麼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徹徹底底是"大革文化的命，大革知識分子的命"，是中國人民、中華民族遭遇的一場空前的反革命劫難。講到這裡，這位音樂家、指揮家情緒極其激憤地："在巫婆搞的這場'大革命'中，我陸洪恩寧做'反革命'！"他斬釘截鐵地說完，好像忘記了渾身被打的傷痛，忘記了被反銬着的雙手，好似吐出了一肚子惡氣，嘴裡還輕輕地哼着，手指微微地顫抖打着拍子，完全沉浸在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與《莊嚴彌撒》的美妙樂曲之中。
獄中亦歌
音樂家太熱愛音樂了，他敬仰貝多芬，視音樂為生命。他每天都會哼唱《英雄曲》與《莊嚴彌撒》，他說這二首作品最能代表大師向黑暗挑戰、不屈不撓的英雄鬥爭精神。他稱《莊嚴彌撒》曲是"聖詠"，並表示作為一個天主教徒他一定會哼着這首曲子迎接死亡。陸老師還跟我講起他在奧地利學術交流期間的美好情景，說起維也納的美麗、高雅和繁榮，是全世界所有熱愛音樂的人都非常嚮往的"音樂之都".整個城市，不管富人、窮人都熱愛音樂、市民們最喜歡做的事，就是聚集在公園，廣場或者街角，觀看各類藝術表演，如音樂演奏、流浪藝人的各種表演。
陸老師還生動告訴我音樂神童莫扎特和貝多芬的故事，莫扎特4歲彈琴、5歲能作曲、6歲跟父親到維也納舉辦音樂演奏會、10歲時整個歐洲都知道他大名。他寫過幾十部交響樂、協奏曲、歌劇、彌撒曲——到20歲的時候，作為鋼琴家和作曲家的偉大名聲響遍世界。1781年少年貝多芬前來維也納拜訪求教，開始考試沒有引起莫扎特注意，當貝多芬自由即興演奏時，莫扎特對客廳里幾位音樂家說："請你們注意這個少年吧，有一天他會讓全世界對他刮目相看的。"陸老師還特別喜愛哼唱莫扎特35歲那年，終因積勞成疾、病死前完成的最後一首《安魂曲》。
陸老師告訴我意大利文藝復興給歐洲給世界帶來的巨大影響與歷史的進步。人文主義者的新思想、新知識、新文化在各國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產生了無數傑出的音樂家。他詳細地介紹了世界音樂流派的過去與現在，古典音樂，文藝復興音樂、維也納樂派、印象主義……。儘管我對音樂一竅不通，但聽他縱談貝多芬、肖邦、柴可夫斯基、莫扎特、施特勞斯、巴赫……眾多世界音樂大師的故事，無不使我肅然起敬、大開眼界。更可以理解他為什麼對"文革"所謂"摧毀一切封資修"的殘暴言行那樣刻骨氣憤與極端反抗，為什麼無比鄙視所謂的"革命樣板戲".他對江青一夥滅絕人類進步文化、趕盡殺絕優秀知識分子的反動惡行洞若觀火。所以他寧做他們所說的"反革命"，也決不在百般暴虐凌辱下屈服、苟全。而批鬥部門認為他越頑固越反動就越要狠斗毒打，就這樣，音樂家的身體一天比一天垮下去，渾身沒有一處不是傷，枯黃瘦窄的臉上沒有一絲血色，無數次的長時期彎腰九十度使他背駝得更厲害，兩個耳朵被打得流膿，眼睛混濁，四十九歲的人看上去比一個七十歲老翁還衰老。但是無力動彈的他還常翕動嘴角，低哼着《英雄交響曲》、《莊嚴彌撒》，似乎想借用人類音樂精華的強勁力量支撐自己氣息奄奄的殘軀。在我看來，音樂家沒有了音樂等於斷了他的經脈。
夜留遺願
一天開飯時刻，看守突然打開牢門進來，叫伙司把陸老師的飯菜倒在地上，喝令他趴在地上像狗一樣舔着吃。可憐的陸老師，這位有社會聲望的音樂家，怎經得住這般凌辱人身尊嚴的胡作非為，何況他雙手被反銬着，連低頭彎腰也艱難萬分。我主動上前去餵他，誰知看守兇狠地訓斥"不許！誰餵他飯就懲罰誰！" 陸老師再也忍受不住了，怒火萬丈，當着看守的面破口大罵："巫婆！什麼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的命，大革人的命！"看守聽着不由驚呆了，隨即把他橫拖豎拉出去又是一頓暴打。眼見奄奄一息的音樂家委實不想活了，我無數次悄悄勸阻他："好漢不吃眼前虧，只要忍着一時之辱，不要公開抨擊'文革'，是有機會出去的。"我坐在他旁邊，一直在照顧他，關係又好，同監牢友知道我的話對他可能有用，要我幾次勸他："為了兒子，你應該活下去。"可音樂家對我的好心勸告總是苦笑着搖搖頭。
反銬着雙手是無法着地睡覺的，所以每當夜深大家睡後，我都會悄悄地幫音樂家把反銬轉成正銬。那天夜深幫他轉銬時，他悄悄地告訴我他的家庭住址，說他有一個兒子，妻子是上海舞蹈學院的一位鋼琴老師。他泣不成聲地說："小兄弟，蒙受你照顧我已幾個月，很感謝你。你有機會出去，我托你二件事，第一幫我找到'掃地出門'、被迫去新疆的獨子，轉告他父親是怎麼樣死在監獄的。第二將來你如還有機會逃出中國，幫我走訪我一生嚮往的音樂之鄉——奧地利，在維也納貝多芬的陵墓前幫我獻上一束花。告訴大師，他的崇拜者是哼着《莊嚴彌撒》走上刑場的。"從陸老師的話里，我知道他已下定決心以死抗爭到底。
不久我發覺他的腦子不是被打壞就是受刺激太深瘋了，開始發高燒、講胡話，日日夜夜在說"巫婆來了"、"巫婆來抓人了"，又不斷地自言自語"毛……毛……毛毛……"他發了瘋似的見到一切有毛的和紅色的織物都要咬，毛巾、毛衣、毛褲……。漸漸地，他開始精神意識失控了，醫生給他吃藥退燒都無用。我們也無法阻止他，大家心裡都為他捏把汗，驚恐異常地眼睜睜看着他一步步加速走向死亡。
大義危言
這一天終於來臨了。訓導員把我們監房裡關的14個犯人全叫到訓導室，責令個個席地而坐。辦公桌後坐着三個人，一個是審訊員，一個訓導員，另一個據說是上面派下來的。訓導員首先開腔，訓斥陸老師在外面批鬥會上呼喊反動口號，在牢房裡犯"擴散言論罪"，公然污衊偉大領袖毛主席，惡毒攻擊文革旗手江青同志，是罪大惡極，死有餘辜！審訊員勃然兇狠地問："1144（陸老師在監獄裡的編號），你究竟要死，還是想活？今天你表一個態！"我們同牢房的13位犯人個個提心弔膽，驚恐莫名。照這幾個月陸老師的態度，根本把生死置之度外，他能表什麼態呢？
訓導室內僅僅沉默了一、二分鐘。陸老師這位鐵骨錚錚的音樂家像一個臨死人迴光返照般，驟然精神抖擻，大義凜然，無所畏懼地開口"表態".他根本不是貪生怕死，而是熱血沸騰地沖天長嘯、滔滔不絕地直抒胸懷，發表了一篇視死如歸、氣壯山河的戰鬥檄文。他口若懸河，激揚慷慨，句句驚心，不僅震撼了我們所有的人，而且連主持逼審他的三個人也目瞪口呆地聽他連珠炮似的演講。其中一個沙沙不停地記錄，竟誰也沒有打斷他的話。
這位音樂家痛快淋漓地說："我想活，但不願這樣行屍走肉般的活下去。'不自由，毋寧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災難。我不願在暴虐、浩劫、災難下苟且貪生。"他說，自從十四世紀意大利文藝復興，十八世紀英國產業革命以來，人類社會開始從農業文明邁向工業文明，而人文科學、自然科學百花齊放，爭妍鬥豔。西方的民富國強哪裡來？我國的民窮國弱又哪裡來？世界在兩極分化，西方社會在搞工業革命，科教興國，振興經濟建設；而我們在搞階級鬥爭，政治運動，搞內耗，造反，停課、停工，鬧革命。人家主張民主、自由、法治、文明；我們搞專制，愚昧，個人迷信，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人家保護文物，保護知識產權，尊重知識，拿知識分子當寶；我們砸爛文物，侵犯人權，打、砸、搶、抓、抄，批鬥毒打教師，視知識越多越反動，稱知識分子為"臭老九"，當"牛鬼".人家求安定、講團結，重視倫理道德；我們惟恐天下不亂，爭權奪利，批判孔孟"忠孝節義"，搞階級成分論，搞專政。
他激昂義憤地直言抨擊道："文革消滅了真誠、友誼、愛情、幸福、寧靜、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書坑儒有過之而無不及。它幾乎要想整遍所有的知識分子，幾乎要斬斷整個中華文化的生命鏈。知識分子命運多慘，苦不堪言。堂堂中華民族五千年燦爛文化，如今只剩下孤零零的八個樣板戲，而且沒有作者，都是文革旗手一手遮天，這只能證明我們民族已在走向文化淪喪。" "我不能理解毛澤東為什麼要侮辱大批跟着黨走革命道路的知識分子？為什麼要鬥倒批臭大批愛國的人民教師、學者、工程師、藝術家？他們在辛勤耕耘，傳播文化知識，他們已經把一切個人功勞與榮譽都上繳給組織給黨，一切的一切都歸功於偉大的一個人。可是他還要屈辱我們，稱知識分子是'臭老九'.我們愛國，可是國愛我們嗎？我們聽毛主席話跟着黨走，可是他建國以來，從53年圍剿胡適、55年反胡風、57年設陽謀反右、66年又開展文革焚書坑儒，都是要對知識分子趕盡殺絕。新中國成立以來除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鬥爭、階級鬥爭，我們國家還為人民搞過什麼好事？我作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抱着一顆報效祖國的心忠貞竭力、奮發工作，誰知落到這等半死不活的地步。我這樣生活下去還有什麼意義？現在廣大知識分子生不如死，一個民族發展到死比活還安定，這個民族無疑已經墜入了滅絕生命的深淵。'文革'是毛澤東引給中國人民的一場地獄之火，是為中國人民擺上一席'人肉大餐'.我不怕死，也不願死！但如果要我為了求得這種全民恐懼、天下大亂的生活，如果說社會主義就是這樣殘忍無比的模式，那麼我寧做'反革命'，寧做'反社會主義分子'，不做專制獨斷、一味希望個人迷信的毛的'順民'！"陸老師話音剛落，我不由自主地抬頭看看牆上掛鍾，他足足演講了15分鐘！這在一所審訊中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特異場面。我們所有政治犯屏着呼吸，心靈上早被陸老師那種"士可殺不可辱"的凜然大義所震撼。我想陸老師與我輝哥一樣，又是個不怕死的鐵骨義士，誓死"屍祭文革"，英勇抗爭到最後一口氣、最後一滴血！似乎坐在我們身邊的不是音樂家，卻像是"我自橫刀向天笑"的譚嗣同，他是中國高級知識分子中又一個碧血丹心的"殉道者"！
一直在吃驚不語的三個審訊人員相互對視一眼，才回過神來。他們三人紛紛大拍桌子，破口大罵："你1144死到臨頭了！你要為剛才所惡毒散布的反革命言論付出代價，我們都記錄在案。""本想給你一次機會，既然你不怕死，政府成全你！"訓導員挑了三四個年老的犯人，都為知識分子，要他們作為證人簽字。他們被迫用發抖的手簽下了這份要天主教徒陸老師命的、似"最後晚餐"的"賬單".我們被趕回牢房時，陸老師還坐在地上，似乎惡氣一吐為快，像一尊雕像那般平靜地一動也不動。
我們大家深深為陸老師嘆息："完了，1144死定了！"大家既驚訝又敬佩他有這麼大勇氣面對死亡，其實我們心裡明白，陸老師剛才吐出的一篇戰鬥檄文正是我們想說而不敢說的。比起他來，我們是膽怯的，是苟且的。三十分鐘後，牢門再次打開，看守兇狠地推進了陸老師，雙手反銬着的他，又上了腳銬，幾乎是滾進來的。只見他臉面全是血，這頓毒打幾乎奪了他的命。我們的眼淚都奪眶而出。看守訓斥大家："誰也不准幫他，否則嚴懲！"看守出去把牢門關上後，我與3座胡懋峰（一年後在文化廣場同樣走上死路）顧不得警告，上前把他扶起來，用水擦洗他滿臉的血跡。他嘴裡鼻孔里都淌血，眼角也流血，雙眼血肉模糊。這天大家心情沉重，敢怒而不敢言。同監的盲人修士顫抖地在作禱告，喃喃不斷地低聲說"罪孽啊！罪孽！"晚上我躺在老陸身邊一夜未合眼，又偷偷幫他從反銬轉正銬，不斷幫他按摩手、肩、腰背和小腿。
血祭文革
一個星期後的一天深夜12點鐘，我們被看守"嘭嘭"敲門聲驚醒，只聽叫喊："1144出來！"看守指着我說："你幫他東西全部整理好，拿出來。"我一邊幫他整理東西，一邊含淚向他告別，並悄悄告訴他，你托的口信我一定幫你帶出去。我看到陸老師鎮靜自若，帶着手銬腳鐐嘴裡依舊哼着《莊嚴彌撒》，我扶着他跨出了牢門，把他的東西拎到門外，看見走廊里已有三、四個囚犯像陸老師一樣被押走。幾年牢獄蹲下來，我已知"整理好你的東西出來"這句話的含義——要麼調牢房，要麼判刑送提籃橋市監獄，要麼釋放回單位管制改造。可是半夜三更像陸老師那樣被匆忙帶走，憑老犯人的觀察經驗，十有八九走上了不歸路。這一夜特別漫長，我翻來覆去怎麼也睡不着。望着旁邊陸老師的空鋪位，想起了同關一年多來共同牢獄生活的一幕幕場景：他那沉醉音樂、低哼《莊嚴彌撒》《英雄交響曲》《天鵝湖》《睡美人》樂曲的百般留戀的神態；他每次批鬥回來的慘相；他在訓導室激昂陳詞向死神挑戰的英勇無畏；現今他丹心碧血，屍祭"文革".蒼天啊！為什麼如此狠心不公？！文革，文革，又革掉了一位想報效祖國的音樂家的命！
四天后，長時間讀不到報紙的我們，見門上小框洞裡丟進一張4月27日的解放日報。看守隔門叫喊："好好讀讀1144的下場！"我趕忙撿起一看，第一版上醒目地刊登嚴厲鎮壓十名反革命分子公判大會的消息。七名犯人被處決，其中就有"反動學術權威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洪恩".這是我們預料之中要發生的事。大家一言不發，聽我一口氣讀完了這段新聞報導。七座的師大教授咬耳對我說：在希特勒時代，法西斯規定，德國公民凡侮辱元首者拘捕兩星期。可"文革"中對領袖遠未達到"侮辱"的程度，就可以被槍斃，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而盲人金修士正在痛苦地不斷默誦聖經，為這位信奉天主教的音樂家兄弟超度亡靈。
在"文革"暴政的屠刀下，中華民族的優秀音樂家天主教徒陸洪恩大義凜然，哼着《莊嚴彌撒》，噴灑了滿腔熱血，壯烈地倒下了。他那臨刑前聲討暴政英勇不屈的形象，他那對着死亡放聲大笑的無畏精神，在我記憶中永久銘刻，震撼萬分。這位追求民主自由、有音樂才華、能獨立思考的音樂家，生活在中國真是他一生的不幸。如果他知道有一天會慘遭毒手，我相信，一定會在訪問音樂之鄉奧地利時，像青年音樂家傅聰一樣逃離這個想愛也愛不了的國家。在中國文革年代，國內又有多少這樣愛國的知識分子報國不成，結果走上不歸之路？傅聰父母著名翻譯家傅雷夫婦就是典型例子。
1979年我平反出來後，一直想為音樂家陸洪恩完成他臨死前託付的二個遺言。2004年我出版個人的回憶錄《風雨人生路》，在上海知識分子中傳誦，不少人第一次詳細續到這位上海高級知識分子臨死前如此強烈光輝的一幕。原上海油畫雕塑院院長（我過去一所的難友）看到我書中詳細記述陸洪恩之死的經過後，幫我聯繫到了和他在一個系統下做兒童畫師的陸洪恩的兒子陸於為。我終於找到陸老師被發配去新疆的兒子！當我詳細講述在上海第一看守所與他父親日日夜夜相處一年多的囚犯生活、講述他父親最後怎麼樣走上斷頭台的經過時，年近六十的兒子失控地放聲大哭，因為他一直以為父親是在牢獄裡被逼瘋而走上絕路的，完全沒想到父親頭腦這樣清楚，不斷抗暴最後被殘忍地迫害死的。他告訴我：文革剛結束，母親為父親申冤到處寫上訴信，開始被駁回，理由是父親在牢獄內直接攻擊了毛澤東。後來母親在已平反解放重新當領導的大學校長舅舅的幫助下，借父親曾在64年"四清運動"發過間歇性精神病住院的病書為由，再次上訴中央最高法院才最後徹底平反。父親平反不久，自己也終於被上海交響樂團落實政策從新疆調回上海工作。他發配在新疆十四年，因為父親是上海公開被槍殺的著名高級知識分子，對知識界震動很大。作為被殺反革命家屬，十幾年來他一直夾緊尾巴做人，還是難免遭各種歧視批鬥，在大學教書的母親更遭殃，文革中遭株連迫害落下一身病，與兒子團聚二年後就去世了。小陸痛苦告訴我：父親的事像噩夢一直籠罩了他們一生，他真正搞怕了，直到今天還沒勇氣把父親遭劫難的事原原本本告訴已成家的女兒，甚至把父親留下的遺物都悄悄收藏在單位辦公室里，一直沒勇氣放在家裡。他是真正聽從了共產黨的教導，"忘記過去、一切向前（錢）看".同一年，在奧地利維也納的貝多芬墓地前，我幫陸老師完成另一個託付，獻上一束鮮花，代陸老師向他所崇拜的音樂大師深深鞠躬，告訴他有個中國學生陸洪恩是哼着他的《莊嚴彌撒》上天堂的。
在回國的路上我一直想，成千上萬文革遇害者的家屬都像陸老師兒子這樣，永遠聽黨的話，"忘記過去、一切向前（錢）看".他們怯懦地選擇了沉默和迴避，那麼今天我寫下對歷史的反思是否多餘？甚至會遭人恨！但願上帝保佑中國，不要使純真好騙的中國人再受騙，經歷這種噩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