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明朝刑法志”，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戶部侍郎郭恆被告發與六部及地方官員勾結，侵吞稅糧，寄存在全國各地，折合糧食達2400萬石。“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贓七百萬，詞連直、省諸官吏，系死者數萬人”。“恐民不信，但略寫七百萬耳”。

這個案子未必無因，但冤案成分極大。

為什麼？ 因為大規模貪污需要一些條件，洪武十八年郭恆不具有這些條件。從古到今貪污不斷，但大貪污案多發生在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事情，發生在權力集中而得不到監督的環境。

明朝經濟，商品經濟比較發達是正德之後的事情，而且主要是江南。明朝初年經濟帶有很強實物經濟供給經濟的色彩，白銀尚未成為主要貨幣，寶鈔濫發，成為政府盤剝百姓的工具。

在這樣環境，小貪小摸不可避免，但所謂貪污總額相當全國稅收總額的貪污案只可能是“假案冤案”。在一個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社會，上萬兩白銀的賄賂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覺。但如果這個社會幾乎沒有貨幣，缺少能用錢購買的高檔消費品，住的是公宅，服裝有嚴格限制，主要商品是糧食，行賄者如何大筆賄賂，官僚又為什麼要貪污幾百萬上千萬稅糧，拿來又能派何用場？活得不耐煩了？ 缺少商品的社會，不太可能發生驚人的貪污案。

明初四大案，胡惟庸案發生於洪武十三年, 空印案十五年, 郭恆案十八年。從胡惟庸案到郭恆案這幾年，大案不斷，殺人無數，官場如走馬燈。 還請注意，洪武三年詔設科舉，但六年旋令罷去，改行薦舉。十五年復設科舉。十七年始定科舉之式，命禮部頒行各省，後遂以為永制，十八年廷試才有開科。所以當時雖有官僚，但尚未有科舉制度下演化出來盤根錯節的官僚集團。

在當時盛行告密株連的情況下，硬說在短期內能出現全國性的腐敗官僚集團，恐怕太貶低朱元璋的特務政策了。

最後，如許之多的“貪污”必然嚴重影響各地的經濟。不要說洪武年間，就是明朝中後期，加派幾千萬石或幾千萬兩稅款以中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明末三大餉，遼餉三次加征後達到900萬兩，剿餉330萬，練餉730萬，搞得鬼泣神嚎，百姓揭竿而起，明朝為之垮台。 那麼，郭恆何德何能，又能在朱元璋和錦衣衛眼皮底下搞出那種驚天大案而期望無聲無息？

從上面分析，郭恆案多半是個“冤案”。郭恆案後可能有多種緣由，但我們無法深究。我不敢說郭恆和官僚一定清廉，但貪污幾千萬石是不可能的。我能想到的一種可能是朱元璋對民力需索的“高指標”超過官僚能力，引發朱元璋的憤怒，朱元璋藉此案大索各地富戶，但最後還是追不出足夠的糧食，反倒民怨沸騰，只能殺掉審判官，大赦天下。“恐民不信，但略寫七百萬耳”，其中道盡奧妙。

附

現在很多人動不動就拿現在和朱元璋時代比較，盼望鐵手肅貪，完全忽略兩個時代社會經濟的區別。中共掌權後一段特權盛行但貪污不多，主要原因是缺少可以貪污的商品。

鐵手肅貪，必然要有爪牙，但又有什麼辦法讓爪牙清廉而高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