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後魯迅時代的中國人(之三、四) |
| 送交者: 易大旗 2004年09月05日11:31:42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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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怒青年”原系戰後五十至六十年代初英國一個文學流派,代表作有劇本《憤怒的回顧》、小說《往上爬》(另一譯名大概叫《坡頂上的房間》)等。其實,一代青年的思想脈搏大致是同步的,如美國的《麥田守望者》(1951年)、蘇聯的《帶星星的火車票》(60年代),它們雖各有差異,卻都對傳統價值僵化和虛偽的部分表示出深深的懷疑。那時候,重門深鎖的中國並無“ 憤青文化”,除非你把王蒙《組織部新來的年青人》也算上。 文革驟起,憤青應運而生,他們叫做“紅衛兵”,卻是奉旨造反的一群。誰能說當年的他們不是丹心一片?他們讓別人流血,而後自己也流血,卒令太陽更紅,紅得滴出汁來。魯迅在《我要騙人》中寫道:“中國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權力者的手,使他又變成潔淨的人物的”。末了,這茬憤青被流放到窮鄉僻壤,在彼處苦澀地咀嚼着自己殘破的青春.....至70 年代,神州霜凝寒野,國門鎖得更緊,卻出現了疾風勁草一般的憤怒青年,他們喊出的時代最強音,凝聚到北島的一句詩里:“我--不--相--信”。有了這“不相信”的一代,才有了80年代青年對新知渴求。那是啟蒙的年代,如潮湧入的新知儘管相當蕪雜,且在這塊貧瘠土壤里紮根未深,但關鍵是魯迅所言的“瞞和騙”的把戲已經油枯燈盡,再難瞞騙下去了;何況血淚斑駁的日曆才翻過去不久,慘痛記憶就是青年的導師,在那個年代,共產意識形態和集體主義受到了空前的挑戰,宮廷藏經閣門前那對風化剝落的石獅子已搖搖欲墜。於是又一代憤怒青年誕生了,自80年代中期開始,民主自由的訴求星火燎原,學運此起彼伏......直至某年某夜,鋼鐵履帶轟然碾壓過來,一個時代被洞穿和撕裂了。 ……狼奔豕突的金屬怪獸,其實也碾碎了某些宗廟上的泥胎和神龕,雖說它香火寂寥已有些年頭,這回卻真成了斷壁殘垣了。然而,有人卻從瓦礫之中翻尋出一個火盆子,用吹火筒呼哧呼哧煽旺了,再把“瞞和騙”這帖狗皮膏藥烤軟烤熱,糊在民眾潰瘍的創口之上,竟立收奇效,欲消炎雖未得,鎮痛倒也靈驗。自不待言,這帖膏藥就是“民族主義”,它的兩大煽情口號一是“愛國”二是“說不”。前者訴諸大眾淺層次的基本情感,後者則豎起一串假想的敵國靶標,使民眾的不滿和憤怒有安全的宣泄去處。在擯棄了以前的僵硬的“主義”教科書,改為粗線條的感性灌輸,這種輿論導向果然一呼百諾,非但拯救權力者於危難之中,更使之重新壟斷了道德合法性和話語權。坊間對“愛國”和“說不”的共鳴,根植於中華民族近代以來的文化挫折心理,和底層反智主義的義和團情結。一旦自由的訴求被妖魔化為西方帝國主義之顛覆黑手,那頁猩紅的日曆便被撕去了。當時要求民主參政的共和精神,如今已在一片說不的狂囂里被漂白。青年的血,再次被權力者拿去洗手......而那代人的思想方舟,又被一條鍍了金的鐵鏈錨定在“悶聲發大財”的碼頭上,物慾、拜金、唯利的“經濟發展”,加上令人膽悸的精神刑具。他們由沉默而迷惘,而迷惘而沉淪。一種糜爛腐敗的氣息瀰漫了整個90年代,光怪陸離的社會就此浮現在茫茫慾海之上,如魯迅言:“現在的光天化日,熙來攘往,就是這黑暗的裝飾,是人肉醬缸上的金蓋,是鬼臉上的雪花膏。”( 魯迅《夜頌》)十羊九牧,十官九貪、十商九奸、十倉九蛀、十物九假、十鼠同穴.....而社會摩擦碰撞出來的憤怒,卻十中有九被“導向”引進了仇外民族主義的運河,它們只能在人工開掘的河床里翻騰喧譁,縱然聲震十里,卻無足為患。 對於身邊的腐惡齷齪,眼不見為乾淨,一如魯迅言:“必須敢於正視,這才可望敢想,敢說,敢作,敢當。倘使並正視而不敢,此外還能成什麼氣候。然而,不幸這一勇氣,是我們中國人最所缺乏的。” 也難怪,在中國要敢想敢說,敢做敢當,就要付出代價,常常竟至於流血。中國人為此已經葬送了多少性命,才鍛造出這怯懦孱弱的一代! 魯迅指出:“會覺得死屍的沉重,不願抱持的民族裡,先烈的‘死’是後人的‘生’的唯一的靈藥,但倘在不再覺得沉重的民族裡,卻不過是壓得一同淪滅的東西。 中國的有志於改革的青年,是知道死屍的沉重的,所以總是‘請願’。殊不知別有不覺得死屍沉重的人們在,而且一併屠殺了‘知道死屍沉重’的心。”(魯迅《死地》) 於是,我們看到了新一代憤青的時代面影。他們並不都是“憤怒”的,因為90年代大眾文化有一大支脈--頑主文化,它固然有着對現實政治的幻滅和輕蔑,卻是典型的犬儒主義和阿Q式的精神逃遁。它對陳腐的正統意識形態之嘲諷和開剝,其實非常犀利,但除了風燭殘年的前朝遺老為之蹙眉扼腕,執政的主流集團卻“大撒把”了,要說他們無力兼顧,不如說他們經多年的“反***”、“清除污染”的攻防戰之後,已大部棄守這塊傳統的思想陣地,它實在是把持不下去了。畢竟“頑主文化” 並無迫在眉睫的顛覆性,被它化崇高為腐朽的那些信條,連權力者自己也不再信奉了,讓頑主們玩一玩又何妨?說來王朔是位很有天份的作家,他對當代都市語言的提煉,幾乎無人能及。如“金錢不是萬能的,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我是流氓我怕誰”;“只要你自己不把自己當人看,就沒有人把你當人看,你就痛快了,世上沒有翻不過去的坎。”都是點石成金之筆,然而,當阿Q落敗時,“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臉上連打了兩個嘴巴,熱刺刺的有些痛;打完之後,便心平氣和起來,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另一個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別個一般,__雖然還有些熱刺刺,__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躺下了。”(《阿Q正傳》)這種自輕自賤的大眾文化,原來早就根植於國人的遺傳性格之中! 然而青年對社會現實的憎厭,並非光靠痞子式的黑色幽默就能排遣,青春總是有稜角的,無論服用幾多涼血清熱的湯藥,暗瘡總要生長出來;可幸有一種因勢利導的大內秘制丸散,能讓他們在捶胸頓足的“說不”吼叫中盡情釋放自己的憤怒。90年代的另一脈大眾文化,正是狂熱的民族主義。要說它是“思潮”,無疑成立,但更準確地說,它是大眾文化;它固然是憤怒的、喧譁的,卻又是消閒的、娛樂的,它是周圍種種被毒化的垃圾和廢氣的排放管道。想採集一個粗鄙的標本,俯拾皆是__ 某年春節聯歡晚會陳佩斯、朱時茂的小品《萬國運動會》(?)正是一例;如此肉麻當有趣,讓人覺得迭經百年蹉跎與苦難的中國人都白活了,迄今竟一無長進。 對於嘻嘻哈哈和咬牙切齒的兩股大眾文化潮流,魯迅當年也認準了穴位,對於前者,他說:“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巧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滿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墮落着,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對於後者,他說:“現在,氣象似乎一變,到處聽不到歌吟花月的聲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鐵和血的讚頌。然而倘以欺瞞的心,以欺瞞的嘴,則無論說A和O,或Y和Z,一樣是虛假的;只可以嚇啞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謂批評家的嘴,滿足地以為中國就要中興。可憐他在‘愛國’大帽子底下又閉上了眼睛__或者本來就閉着。 ”(魯迅《論睜了眼看》) 這代憤青的燎原之怒是民粹的,反智的,是庸眾群氓式的喧囂。他們愛國成狂的入魔狀態,教人訝嗟。如《中國可以說不》這部秘笈,疾呼中國的青年要準備打仗,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他們似乎完全不曉得,在上兩代憤青“紅衛兵”口中,曾迸發過一模一樣的話語,而且說得是那麼斬釘截鐵、鏗鏘有力。那時是要“打”美帝蘇修和一切國際反動勢力,解放全人類,大有上九天攬月,下五洋捉鱉的豪邁氣概。而今這輩憤青所持的是悲情苦主的報仇雪恨心態,只咬定中華民族唯一的心腹大患、“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國霸權主義,所謂“丟掉幻想,準備打仗”,仗打不打得起來尚未可知,幻想卻是丟不得的,這是最能為他們長氣的“搖頭丸”。 本來,喊幾句“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也非難以治癒的臆想症。君不見前輩憤青”紅衛兵“們,疾呼之餘,意猶未盡,還真越境去投奔越共和緬共,解放全人類去了。如今的憤青不外是口舌逞雄,在防盜門後面耍大刀而已,其實有點心理病症,也未到恥於示人那麼嚴重。要比精神狂躁,能比得過紅衛兵前輩?正是集體入魔之深,才能有後來集體脫魔的大徹大悟。只不過,這一輩憤青的情與欲猶在瘋長,而“超齡憤青”----關於超齡憤青,參見《審視我們的時代 後魯迅時代的中國人(之一)----則仍沉湎於“愛國氣功”的調息大法之中,那是他們存活在令人憋氣的醬缸里唯一的寄託和自拯。按說年輕氣盛時噴發幾句臆想的譫妄,並不丟人。但“超齡”之後仍珍藏着青春暗瘡的疤痕,不時亮出來以示自己永葆“說不”的熱血與激情,跡近滑稽,便又是在“做戲”了。如此敝“瘡”自珍,亦如魯迅言:“即使無名腫毒,倘若生在中國人身上,也便 ‘紅腫之處,艷若桃花;潰爛之時,美如乳酪。’”(魯迅《熱風》隨感錄39) 綜合種種失心瘋的夢囈,標明了民族昏熱症體溫表上的刻度。說不憤青為何入魔至此?因為他們的心理是扭曲的,其“國家主義”的民族情結,由自戀成癖到自虐成狂,他們把自己的民族想象成一個含冤怨婦,想象成一個披散着長發吊着長舌的、被人勒死的厲鬼,終日追魂索命,清算十代以上的血仇。為了詛咒仇家,便還要為別的“難友”申冤,他們的精神盟友(或准盟友)還有卡扎菲、薩達姆、米洛舍維奇、金正日、拉登、哈馬斯.......然而,把“說不”憤青的心理扭曲至此的,還要算上他們自己的政府。權力者為維護自己統治的合法性,為壟斷意識形態話語權,他們一再加柴添火,讓民族主義烽火台終日狼煙大舉,讓“說不”愛國狂們牙槽滲血、怒髮衝冠,但他們只是這種把戲中的道具,因為權力者自己並無膽魄去“說不”,時不時作作態倒還可以,一到實際操作,便不離“投棄權票”、“消氣外交”。於是,每逢外交摩擦,****念念有詞的“說不 ”咒語,卻總不見靈驗。難免的,那些在拳壇香案下頂禮膜拜、忠肝義膽的愛國憤青,便益發屈辱,加倍憤怒,他們情緒的發泄,已不能依照精心構建的下水道而涓涓流淌了,911狂歡便是典型一例,群情鼎沸,咆哮萬里觸龍門。卒令亂了陣腳的官方也忙不迭地去“消音”,為決堤而出的排空濁浪去分洪蓄洪......精神暴民形而上的仇恨發泄,正應驗了魯迅之言:“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時常還不能饜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魯迅《熱風》隨感錄65)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既然民族主義的爐膛里正大火熊熊,僅靠揚湯止沸又豈能解開愛國憤青怨恨交加的心結?於是“說不 ”怒吼的分貝仍在升高,民族受虐心態仍鬱結於心。便見潑糞和潑漆的愛國義士層出不窮,由憤而糞,由憤而潑,是為必然。有此世情,遂有此世相。被閹割了“憤怒”的國民,只能去咀嚼被允許的“憤怒”。魯迅在《雜感》中說: “不可救藥的民族中,一定有許多英雄,專向孩子瞪眼。這些孱頭們!孩子在瞪眼中長大了,又向別的孩子瞪眼,並且想:他們一生都過在憤怒中。因為憤怒只是如此,所以他們要憤怒一生,__而且還要憤怒二世,三世,四世,以至末世。” 魯迅先生一語成讖,被他“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國民至今猶然。這讖語正是說不憤青們“憤怒”的註腳。 愛國與吐痰--後魯迅時代的中國人(之四) 易大旗 愛國便要“說不”,說不便要吐痰,這確係奇異的套路。要細究之,卻也不算新鮮。自“說不”昏熱病蔓延於世,它的併發症就是“氣管炎”,受到強刺激的喉管源源不斷地分泌出粘稠液體,這便是“說不”鬥士的勁道凌厲的痰彈了。 中國人之吐痰史已無考,想必我們身心康健的先民和其他種族一般,有痰便吐,奈何不常有之。漸地,國人的身骨子有點孱弱了,內為陰虛,表為陽亢,痰液也就多了起來,“一飯三吐痰”者,大有人在。於是又一國粹應運而生--痰盂。試看清宮戲裡的那款高腳器皿,一如旗人女子的“花盆底”繡鞋,造型婀娜優美;至於民間痰盂,形象稍遜,但它與臉盆一樣,為家居之必備,倘有嫁娶喜事,親友送一對嶄新鋥亮的痰盂志賀,其間絕對不含任何侮辱的意思,收禮者卻之不恭,受之無愧(參閱北京燕山出版社《紅白喜事--舊京婚喪禮俗》一書)。只是痰盂雖好,卻不若另一國粹鼻煙壺那般便於攜帶,這老大難問題始終未曾解決。 要論證痰事,本無“辱華”之嫌。別以為美國人會把痰液珍藏於手帕,再揣回家裡作淨化處理,他們也就地解決,一吐為快。但非我族類,其“身”必異,他們呼吸系統的構造似乎大異其趣,怎也製造不出多少痰液來。只不過,他們的另一管道麻煩多多,那就是鼻涕了。西人多得“花粉過敏症”,每逢陽春三月,鶯飛草長,雜樹生花,空氣中彌散着大量花粉,西人的鼻涕便飛流直下三千尺,終日噴嚏連天,嚴重者雙目皆赤,淚光溢然;既然涕泗滂沱,便要時時加以“引導”,於是西人當眾醒鼻涕之舉,不在禮儀禁忌之列。曾有媚洋之人撰文調侃中國人當眾挖鼻屎,怎不見他去說說西夷會在人前響亮地醒其鼻涕?好在以華族之基因遺傳,多有花粉免疫,天幸我來美十數年,力抗漫天花粉而從不輕彈涕淚。尤須一提者,以西夷為鄰的華族,連痰事也戒了,這恐怕不是入鄉隨俗,而是此地水土確實不易滋養痰液,痰盂一物,免提也罷。 卻說中國痰風之盛,迄今仍為官民同好,這原系人之所欲,不吐不快,但濺落公眾場所,卻有礙觀瞻,它呈濕狀時有黃有白,如剛攤開的鵪鶉蛋,無風而蠕動,鮮活得很;它成為陳跡時,依然不減亮色,在日頭下反射着耀眼的銀光。為除此公害,南大門廣州的環衛局曾煞費苦心,在鬧市區的人行道統統設立痰盂,請君一吐為快。然而,此舉卻不遂痰民之意,未幾即黯然煞科。原來痰民也者,“好的就是這一口”,只有呈拋物線地發射,脫口而出,才能生出快感,你偏要他們到公共痰盂之側,俯身而且瞄準,然後才投彈,“大珠小珠落玉盤”,何乃太迂腐!看來痰盂文化依然有待啟蒙、推廣和深化之。然而非常不幸,在20世紀晚期,痰盂的命運發生了轉折----它的急劇衰落竟源自西方的“干涉”。 卻說毛澤東時代,前來朝覲革命教宗的外國友人,無不對毛氏腳下那具奇特的器皿感到困惑,但從沒人魯莽發問。這個懸疑一直拖到80年代,終於有個不知深淺的婦道人家“入境問禁”,一舉破解了謎底。她就是撒切爾夫人。在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時,撒氏忽生好奇,問擺在茶几跟前的這物事是幹什麼用的?鄧公沒料到有此一問,既然被問,當然如實奉告,但說來到底有些不雅,撒切爾夫人恍然頷首之餘,也實在接不上話茬。其後,她在人民大會堂外面的台階摔了一跤,說不定正是口不擇言的報應。 然而,撒切爾夫人之問,改變了這一國粹的歷史,痰盂自此漸從廟堂之上淡出,民間備有痰盂的人家也越來越少了。與痰盂的沒落大致同步(或稍晚一點),臉盆也走下坡了。臉盆的頹勢,是因為時代的進步及城鎮生活設施的提高,而痰盂的消隱,卻沒有什麼道理,畢竟國人仍愛吐痰,痰盂“內需”旺盛,何以減產至幾近失傳?這實際上就是以撒切爾夫人為代表的西方強權文化干涉的結果,雖說她僅系無心之問,但聽者有意,而整個80年代的主旋律又是以夷為師,遂將痰盂國粹打入冷宮,使之在幽閉之中蒙塵......哀哉痰盂! 殊不知風水輪流轉,90年代的主旋律是“說不”,西方是敵非友,而痰盂又不再魂兮歸來,好在有了西方人發明的互聯網,何不把它當作公共痰盂?這十數年的“輿論導向”所訓導出來的愛國憤青、“說不”師爺便樂此不疲,舉目網絡論壇,罵潮洶湧,痰彈呼嘯,以罵為戰、以罵為樂,以罵為榮。 據考,這來自中國本土源遠流長的一門巫術話語,上古先民確信,“罵”式語言本身具有一種能量,其震懾力與殺傷力,可殺敵於無形。這奇門遁甲的巫術話語在東土始終不絕如縷,義和團之符咒便是真傳,而把詛咒式的、暴力式的語言集大成者,當推文革時期。而今巫術罵功再度中興,倘若能把西方宿敵一舉罵倒,那竟要為這門遠古的國粹焚香上供了。可惜詛咒與吐痰既不能禦敵,亦不能強國,更不能富民。於是“呸”之噴發和擲地有聲的濃痰,實際上就是痰民的心理與生理雙重需求。以當下之社會,貪賄日盛,偽劣泛濫,黃黑猖獗,騙徒橫行,而專制高壓更無稍減,誰能活得舒心?便要開罵,卻有諸多禁忌,不若跳着腳罵遙遠的敵國和周圍的“漢奸”來得痛快而且安全。 早幾年,“說不”民族主義領受了御賜的黃馬褂,意氣風發,盤踞着道德制高點,一度呈天下歸心的樣子,那還能把氣順一順,如今那被他們奉為至尊的法器竟蒙了些塵埃,宗祠里的長明燈雖未至於香油不繼,那燭火卻也有些搖曳起來,於是氣便不順,喉管粘液奔涌而來,痰彈更激射不已。阿Q之“媽媽的”、“毛蟲”、“畜生”、“禿兒,驢......”、“你算是什麼東西!”便琅琅上口,自不待言,排泄物、生殖器官及問候別人的親屬,也一應俱全。魯迅在《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裡說過:“一言不合,便祖宗三代鬧得不可開交.....至於罵一句爹娘,揚長而去,還自以為勝利,那簡直是阿Q式的戰法了。” 然而,愛國憤青和“說不”師爺之罵,非獨來自語言的貧乏,亦系源於思想之貧乏;既然兩者皆乏,其痰彈的質量便更趨下乘。自然,他們決不會承認己方落了下風,而是堅信真理和正義永遠在他們手裡,但“真理越辯越明”這公式在規範的辯論中不能成立,蓋因那些話語規則都是酸腐的文人劃定的,這類人“讀書多”卻“不明理”而且“無恥”,要“愛國”何須讀書多!俠義每多屠狗輩,說不過你們還能罵不過你們?要說粗鄙,老子本來就是粗人一個,待要怎地?怕髒就別來趕這趟渾水!反智主義的武夫,只要亮出語言“超限戰”這奇門兵器,他們便能劫持公共論壇,把它變成公共痰盂。 魯迅在《論“????”》裡寫道:“有時,也或加暴力於所謂‘????’的生命上,但大概是乘機,而不是造運會,所以無論如何,也還是卑劣的事。中國人至今還有無數‘等’,還是依賴門第,還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遠有無聲或有聲的 ‘國罵’。就是‘????’,圍繞在上下和四旁,而且這還須是太平的時候。” 幸好,目下的中國正是太平的時候,國際環境與開放改革之前相比,並無強敵環伺,本應勵精圖治,而非“韜光養晦”。所謂圖治,非指獨沽一味的發展經濟,而是民主改革並重。惜乎,官方給民眾的愛國猛藥卻是一堆“心魔”,此說何解?原來統治者積數十載之功塑造的意識形態金人玉佛,已傾圮淨盡,作為窮余之策,乾脆立此“魔教”,也就是改滿天神佛為遍地魔鬼,個個青面獠牙,時刻窺伺中華,如此國人怎能不挑燈看劍,吹角連營,共赴國難?於是,本是承平之世,依然國罵四起,尊王攘夷的大纛在義和拳壇的旗杆冉冉升起。倘逢天下動盪之際呢?只怕要吞符念咒,前仆後繼,扶清滅洋了吧。 想想倒也未必,大凡入了“魔教”兼且迷信巫術話語之人,必定具有心理上的勇武,如魯迅所言:“劍仙坐在書齋里,哼的一聲,一道白光,千萬里外的敵人可被殺掉了,不過飛劍還是回家,鑽進原先的鼻孔里,因為下次還要用。這叫千變萬化,不離其宗。”如此兵不血刃,豈不極好。如今愛國拳民的觀念也與時俱進,飛劍再無須祭出,與其勞動鼻孔,不若吐痰,以液彈擊之,而且也不用收回了(那畢竟有些不潔),下次要用時再呸而吐之,不亦快哉,反正痰液於他們是無窮無盡的。 這便是“說不”俠客的吐痰功了,這比之絕情谷裘千尺噴發的“棗核功”,又將如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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