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全國易氏人口分布看清朝“湖廣填四川” |
| 送交者: 水寒 2004年09月05日20:20:57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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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全國易氏人口分布看清朝“湖廣填四川”--40%易氏族人分布在四川、重慶的原因初探 目錄一、張獻忠屠川(文獻摘錄)二、湖廣填四川三、清朝時期中國人口變化及其原因四、清朝時期四川人口增長幅度遠高於全國水平五、現在川、渝易氏人口為什麼占全國易氏人口42%?六、“湖廣麻城縣孝感鄉遷四川”的說法是錯誤的七、湖南黔陽(現洪江市)是四川易氏重要遷徙來源地之一 明朝時候全國易姓仍然主要分布於江西、湖北、湖南3省,此3省易姓占全國易姓的80%。但目前全國兩千四百萬易氏中42%分布在四川和重慶。本文從清朝時期全國人口增減和遷徙情況探討40%以上易氏族人分布在四川、重慶的原因。本文採用的人口數據以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網站:http://agri-history.ihns.ac.cn/history/renkoubiao.htm為準,該網站數據與國際公認的全球人口變化基本一致(雖然中國古代人口數據不可能很準確,但有些網站估算的歷代中國人口甚至比國際公認的當時全球總人口還多)。 一、張獻忠屠川(文獻摘錄)張獻忠字秉忠,號敬軒,明萬曆古三十四年(1606年)9月18日出生於陝西省定邊縣郝灘鄉劉渠村(古稱柳樹澗堡),張獻忠少時曾讀過書,成人後參軍,供役為捕快、邊兵。因犯法當斬,主將陳洪範觀其狀貌,為之求情於總兵官王威,重打一百軍棍除名,從此便流落鄉間。 明崇禎三年(1630年),張獻忠積極響應王嘉胤的反明號召在米脂起義,自號八大王,一作西營八大王。次年,參加王自用聯軍,為三十六營之一。他英勇善戰很快成為三十六營的主要首領並以能謀善戰的八大王出名。 王嘉胤死後,與李自成等歸附高迎祥,高迎祥稱闖王,張獻忠、李自成號闖將,崇禎八年(1635年)參與滎陽之會,議決進取,獻忠與高迎祥等共攻略東方。不久張獻忠與李自成因小故開始分裂,張獻忠率部攻長江流域,李自成攻黃河流域。十年(1637年),遭明軍總兵官左良玉部的進攻,張獻忠的起義部隊嚴重受損,本人也受傷,政治上發生動搖。次年正月,張獻忠率本部義軍進駐谷城(今屬湖北省穀城縣)受朝庭招安授予副將。駐地王家河,易名太平鎮,以示休兵。 張獻忠被招安,既不按原安排遣散義軍,更不參加對李自成部義軍的戰鬥,而是把守一地加強軍事訓練,保持自主權。崇禎十二年(1639年),張獻忠因對官府腐敗官僚無止境的索賄、敲詐、對自己的刁難、不信任已感不滿,加之受到李自成的影響,五月初九採用“避實搗虛”“以走致辭敵”的有效戰術,重舉反明的大旗。以走制敵,轉戰四川境,使明軍疲於奔命。十四年,大敗明軍於開縣黃陵城,長驅出川,破襄陽,殺襄王朱翊銘,進破光州等地。明督師楊嗣昌畏罪自殺。十六年據武昌,稱大西王。不久克長沙。崇禎十七年(1644年)8月9日攻破成都,巡府龍文光,蜀王朱至澍及其嬪妃全部自殺身亡,其他官員當了俘虜。義軍進入成都號稱60萬大軍,很快控制了四川大部分地區的州,縣,在成都,張獻忠先號稱秦王,接着宣告建立大西國,改元大順。建立健全制度,後稱帝,以成都為西京,8月16日登基王位。 張獻忠本來指望“暫取巴蜀為根,然後興師平定天下”。但看到李自成兵敗,清兵氣勢如虹,自感大勢已去,絕望之下,在四川進行空前的燒殺破壞。以開科取士為名,殺知識分子於青羊宮,又坑成都民於中園,殺各衛軍98萬,遣四將軍分屠各縣,將億萬寶物擲入錦江,決水放流,自謂“無為後人有也”,殘忍變態至極。 清順治三年(1646),局勢越來越緊張,而張卻自命不凡,不以為然。10月20日,部隊到達西充縣與鹽亭縣交界處鳳凰山坡時張獻忠中箭身亡。 張獻忠的七殺碑上這樣寫着,“天生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殺,殺,殺,殺,殺,殺,殺!”從這些話看來,他要這樣殺人,好像是替天報復的。照《蜀碧》和蜀龜鑑所記載,他常常把小孩子擲在空中,任憑落下觸在槍尖上,看着那流着鮮血狂叫亂動的情況以為快樂。可見他的殺人,替天報復以外,還寓着游嬉的意義。 據說張獻忠以殺人為游嬉的方法多得很,有一回,他已積起了一大堆的婦女的小腳,帶着他的愛妾去觀賞。看了一陣,覺得那山一般的小腳堆上還缺少兩隻出色的小腳做頂尖,就把他愛妾的腳割下來放上去了。每到一處,他照例殺一大批人以後,還要把頭,手和腳分別堆積起來,點清數目以後,記一筆帳,還要刻在碑上。 一天晚上,張獻忠把他自己的老婆和兒子都殺了。第二天很是懊悔,恨他的從人不去勸阻,於是把從人也都殺了。他的妻子固然服從他,他的從人連殺他自己的妻子都不敢去勸阻,更是絕對服從的;但他統統殺了。可見他的殺人,並非專為排除異己。 張獻忠的殺人,有時無非出於好奇心,譬如殺一個狀元的事。他很尊重那狀元,只是因為欽佩已極,要明白他為什麼能夠多才多藝,就把那狀元活活的剖開肚子來看了。 據《蜀碧》記載: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思宗朱由檢煤山自縊,接着清軍入關,八大王張獻忠攻占成都,稱大西王,建大順政權。後來幾股軍事力量(包括張獻忠、李自成起義軍、清軍、明軍、黃遙十三家地方武裝)在天府之國的大地上反覆拉鋸,戰亂延續多年,百萬軍民“流血漂杵,骨山血海”,出現了“千里無煙,空如大漠”《荒書》的慘狀,甚至發生大規模人吃人的事件,其慘烈程度可謂空前絕後,駭人聽聞。 在今天看來,雖然張獻忠屠川確使四川人口劇減,但將四川人口減少的責任都推到張獻忠一個人身上,也非事實。張獻忠死於順治三年(1646年)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已近四十年。其真相應該是多個軍事集團連年混戰、天災、瘟疫、飢餓等多種因素的總合,才使得美麗富饒的天府之國變成了人間地獄。 《荒書》記載成都城遭受劫難後的情形說:“成都空,殘民無主,強者為盜,聚眾掠男女屠為脯。繼以大疫,人又死。是後虎出為害,渡水登樓,州縣皆虎,凡五六年乃定。”康熙《成都府志》:“城郭鞠為荒莽,廬舍盪若丘墟,百里斷炊煙,第聞青磷叫月;四郊枯茂草,唯看白骨崇山”。 《四川通志》總結當時的情景說:“蜀自漢唐以來,生齒頗繁,煙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後,丁口稀若晨星。”四川一些縣誌有過具體而詳細的描述:“萬戶蕭疏”,“成都、重慶、敘州、馬湖所屬人民,僅存百十”,保寧、順慶、潼川、龍安等三府一州所屬29縣,“一望丘墟,依山逼水者,豺狼晝游”。據縣誌記載,安岳縣甚至“戶不盈十,丁不滿百,難以設官”,不得不歸併到遂寧縣。對當時情況記載最權威的“國史”《清史稿》卷120載: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孑遺者百無一二”、甚至是“靡有孑遺”。據楊國強《百年嬗蛻.二百年人口西遷的歷史因果》載:西南三省的總丁數從萬曆六年占全國總丁的百分之十降至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全國人口兩千萬)的百分之一點六(32萬),其中,四川的丁數比例還要減少得更多,以至到了“彌望千里,絕無人煙”的地步。另據《明會要》卷五十載:明萬曆六年(1578年)四川省有“戶二十六萬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萬二千七十三”。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就陡減至“一萬八千零九十丁”(嘉慶《四川道志》卷十七),出現了有史以來四川人口的最低記錄。請參考看以下網頁:張獻忠殺盡四川人http://www.5panda.com/history/songyuan/people_01.htm 張獻忠智取成都 http://www.5panda.com/people/z/zhangxianzhong.htm[古書過眼錄]《蜀碧》與張獻忠據蜀之謎http://www1.china.org.cn/chinese/zhuanti/350634.htm屠殺成癮的中國:以明末清初蜀難為例——紀念成都大屠殺360周年 http://article.comment-cn.net/show.php?type=zhonghua&id=1086584236 二、湖廣填四川湖南、湖北人大多是歷代(尤其是明朝初年)從江西遷入,素有“江西填湖廣”之說。同治《醴陵縣誌》卷六所載:“元明之際,湘潭土著僅餘數戶,後之人多來自豫章。醴與潭接壤,古老相傳,土著亦僅存十八戶,余皆無復存者。洪武之初,招集流亡,皆來自他省,而豫章人尤眾”可以作為“江西填湖廣”的腳註。從易氏人口遷徙情況看,也確實如此,雖然易氏始祖易雄是在湖南瀏陽,但其後裔在隋朝大業年間舉族遷江西,湖南現在易氏都是宋、元、明時期從江西遷來的(瀏陽現在易氏也是從江西遷來的)。江西歷史上不但是人口大省,並且人傑地靈,物華天寶,曾有“才子不出三江”的說法(歷史上經查實的有名有姓的共613個狀元,江西就出了42個文狀元,5個武狀元,2個恩賜狀元。光屬現吉安市範圍通過科舉考出去的狀元就有16名)。宋元戰爭以及元明戰爭,使得四川人口由南宋600萬減少到明初60萬,明朝初期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移民,很多湖南、湖北等省的人遷居四川,這就是第一次“湖廣填四川”(不是本文重點,略過)。 康熙初期四川巡撫張德地走馬上任後,才發現傳說中的天府之國竟然是這般的荒涼殘破、千瘡百孔。康熙七年,四川巡撫張德地憂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摺,表露出強烈的憂患意識。他說:“我被皇上榮幸地任命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員,來到這片飽受戰火摧殘的地方一展宏圖。但現在當我站在滿目瘡痍的昔日天府,增賦無策,稅款難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寢食俱廢。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報國效忠朝廷。經過幾日思索,我覺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徠移民開墾土地,重建家園,除此似無別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戶部題本》)與此同時,張巡撫還在奏摺中提及了一些移民辦法。比如,可以命令與四川相鄰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戰爭而背井離鄉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記註冊,然後由四川“差官接來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項移民政策,通過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來四川。康熙皇帝頒布了一份名為《招民填川詔》的詔書,下令從鄰近的湖廣省(現湖南和湖北省,不包括廣東和廣西省)大量移民四川。事實上除了湖廣省外,移民還來自江西、雲南、貴州、廣東、廣西、福建、陝西、甘肅等省。為了充分調動地方官的積極性,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規定:“無論本省外省文武各官,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縣者,量與紀錄一次;有招募六十家者,量與紀錄二次;或至一百家者,不論奉滿,即准升轉。”把移民的成績和地方官員的政績及升遷結合起來,無疑是切中了重振四川經濟的要害。起於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連續60多年共有一百多萬移民移民人川,移民遠比“本地”居民多,形成“湖廣填四川”之說。後面政府已經意識到進入四川的移民數量趨於飽和狀態,就開始向各省發布禁止繼續移民的通告。雍正年間(1723-1735),廣東省龍川縣的通衢大道上戲劇性地出現了一份告帖。告帖對官府阻止廣東人去四川深為不滿,號召廣大南方的移民團結起來,一定要衝破官府的層層阻撓,從而達到他們移居天府之國的目的。說明雍正年間朝廷已經禁止移民四川了。尤其是西北金川之戰(公元1776年)後,不再有規模移民了。在四川移民飽和後,又從四川移民貴州和雲南兩省。當然四川後面仍還有零星自主移民,我曾祖的兩個弟弟易湘時、易湘昊在光緒年間還徙川;2003年犍為縣發現的清代江西墓碑,碑文可見:魏佐宗、魏佐信為父立碑,其父是“江西贛州府安遠縣楠水鄉太平保人氏”,卒於“光緒辛卯年十二月”(公元1891年)。假如活到六十歲,那麼在江西出生時間為1831年,而入川是在出生之後。也說明清朝時期連贛南安遠縣都有人移民四川,那麼離四川更近的江西易氏傳統集居地宜春、萍鄉、泰和、永修和瑞昌等地民眾就更可能徙川了。 漢唐以來四川才子輩出,文人的比例可能僅僅次於江浙,整個文化氛圍過於文弱,可能是兩次遭受屠川的原因。清朝大量的移民改變了整個四川的人口經濟、風俗民情諸方面,奠定了現代四川諸生活的由來與根基,尤其是湖南、湖北的移民文化給四川文化打下了深深的“尚武”的底韻。整個清朝時期四川文人很少,但武將卻空前的多;後面國共兩黨中川籍將領占很大比例。 鄧經武在其“四川人,你的“根”在哪裡?”一文(http://www.juancai.com/cddajin/MyPower/Article_Show.asp?ArticleID=881)懷疑“湖廣填四川”的真實性,鄧經武懷疑官員貪功將部分土著也算上移民,認為現在四川人仍是四川土著後裔。其理由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四川發生過“楚民無業者入蜀墾荒”與當地土著發生衝突,導致地產糾紛不斷,中江縣令“撥真荒以安新民,禁侵奪以安土著”。鄧經武便推測當時四川土著占很大比例。事實上其時朝廷號召的“湖廣填四川”(共60年左右)已經38年了,人口已經逐趨飽和。這裡指的土著實際上是指老移民(相當於新移民來說是土著)。鄧經武的另外一個理由是張獻忠指望“暫取巴蜀為根,然後興師平定天下”。但自李自成兵敗,清兵氣勢如虹,張獻忠自感大勢已去,絕望之下,在四川進行空前的燒殺破壞,將億萬寶物擲入錦江,決水放流,自謂“無為後人有也”。果然不到兩年,張獻忠就兵敗被殺。張獻忠他的七殺碑上明確寫着:“天生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殺,殺,殺,殺,殺,殺,殺!”不少縣誌也記載了這一點。此外湖南湖北等地家譜都記載奉詔移民四川的事件。從我們易氏人口來看,明朝時候全國易姓的80%分布於江西、湖北、湖南3省,但現在42%分別在四川和重慶,也佐證四川確實有過從湖南、湖北、江西的大規模移民潮。要是四川有足夠土著人口的話,何必鼓勵大規模移民(當時全國人口還只有1800萬,湖南、湖北各只有120萬左右人口http://www.hnofa.com/xlp/ye_hx_158.html)?現在103萬四川、重慶易氏從天上掉下來的?“湖廣填四川”已經是歷史公認的,不知鄧經武目的何在? 三、清朝時期中國人口變化及其原因在中國夏商西周三朝,中國人口在1100萬到1400萬範圍內擺動,春秋戰國時期人口兩千萬,到公元1714年人口仍然是兩千多萬。就是說這四千多年間人口總量一直在1000萬到6000萬之間波動。主要原因是人類生產力水平長期沒有質的變化,每當人類繁衍到一定數量時,由於食物不足,便造成大量餓斃和體質下降,並繼發嚴重危害人類的疾病和瘟疫。另外戰亂也常使得人口劇減。 明末清初中國人口劇減,由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年)的5,165萬減少到順治九年(1652年)的一千四百萬(這一時期歐洲正在進行的30年戰爭加上黑死病,歐洲人口減少一半)。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中國人口一千九百萬,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中國人口還只有兩千四百萬。乾隆時期(1736-1795年)中國人口數量才發生前所未有的迅猛攀升。1741年全國登冊人口突破有史以來的1億大關,1762年人囗增至兩億,至1790年,人口超過3億,1812年為3.654億人。應該歸功於新的作物(明末開始從美洲傳入中國的美洲高產旱地農作物玉米、番薯、馬鈴薯,在乾隆時期才普遍種植)和攤丁入畝的稅收政策:1、番薯(紅薯、白薯)、馬鈴薯、玉米的單位面積產量,比中國傳統的穀子、高粱、小麥要高出許多,番薯“每畝可得數千斤,勝種五穀幾倍”,玉米“種一收千,其利甚大”,馬鈴薯的產量也很高。番薯、馬鈴薯的秧蔓又是極好的飼料;而麥秸、稻稈則不能作飼料。2、番薯和玉米在北方地區,可以與冬小麥構成一年兩季收穫,從而提高了土地利用率。3、這幾種農作物的引進,增加了我國農作物與土地適應性的選擇範圍,例如在南方不適宜種水稻的丘陵或少雨地區,番薯、玉米正好可以大顯身手。4、玉米的耐儲存性,極大提高了民間百姓自我抵禦天災的能力,豐收年份的玉米儲存起來,可以補充歉收年頭的口糧;土豆、紅薯的澱粉可製作粉條,也可以長期儲存(古代由於運輸能力所限,豐收地區的糧食難以大規模救助歉收、絕收地區的人民)。5、糧食產量大幅度提高,不僅可以緩解人口增長壓力,還能促進糧食商品化和農民轉入手工業生產。經濟作物的引進,則能促進農業中商品經濟的發展,並為手工業生產提供更多的原料。6、“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攤丁入畝”等新的稅收政策,放鬆了國家對人口束縛。 人類經過數萬年的繁衍,到17世紀人口剛剛達到5億。世界人口增加到現在的60多億,很大程度歸于于印第安人的偉大農業成就。可以說印第安人的農業成就(從遺傳學角度看玉米的育種就非常困難,而印第安人很早就育種成功了玉米)改變了整個世界,也打造了中國康熙乾隆盛世。中國1970年代袁隆平雜交水稻是另外一場農業革命,但其意義遠沒有番薯、馬鈴薯、玉米對人類的意義大。同期從美洲傳入的辣椒也改變了很多中國人(尤其是湖南、四川、雲南、貴州、湖北、江西)的飲食習慣。創造了非常輝煌文明的印第安人,卻被譏為劣等民族;相反那些“一將成名萬骨枯”的領袖卻反而得到人們的尊重,屠川罪人張獻忠長期被視為民族英雄(要是沒有他,明朝可能還不至於亡國呢,他算哪門子民族英雄?)。 但自乾隆末年後,可能是糧食增加已經到了當時的極限,又因為鴉片戰爭和長期社會動盪和戰爭,中國人口又再次維持在大約四億的一個平台,到1901年仍然只有4.2億。1911年人口降為3.4億。歷史年表(可查歷代皇帝年號與公元對照):http://cn.netor.com/know/hist/histable.htm。 四、清朝時期四川人口增長幅度遠高於全國水平中國人口在乾隆時期才開始快速增長,而四川人口快速增長卻早在康熙時期就開始了。四川是天府之國,長期是中國歷來人口最多的地區之一。漢水和五年(140年)達470萬人,到唐開元二十八年(740年)490萬人,北宋初年首次突破500萬人,南宋末年首次超過600萬人。這說明四川本身土地肥沃,耕地較多,即使在當時的糧食品種構成,就已經能夠容納更多人口。 清朝乾隆以前全國人口增長緩慢,原因是耕地飽和,食物不足,便造成大量餓斃和體質下降,並繼發嚴重危害人類的疾病和瘟疫。幾千年來,人的平均壽命只有20至30歲(而現在中國壽命已經是七十多歲了)。很多人在未結婚前就死去。就算結婚,也無力養活小孩,溺嬰(尤其是女嬰)常有發生。溺女嬰又導致男女比例失衡,又是人口減少的原因之一。另外土地相當集中,耕者無其田,地主對農民的剝削程度比較高。地主一夫多妻,很多農民卻終生未娶。家族中同輩分的人中只有少數有後裔相傳(因為中國人口長期變化不大,平均每對夫婦只有一兒一女相傳,少數有六、七個兒子相傳,意味着更多人沒有後代相傳)。康熙時期由於人口減少,情況稍有好轉。但耕地仍然不足。 而此時的四川由於人口減少90%,還有大量荒地,田多人少。清廷為了獎勵移民墾荒,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規定:“凡地土有數年無人耕種完糧者,即系拋荒,以後如已耕熟,不許原主復問。”並規定墾荒闢田者,放寬“起科”(納稅)的年限(分別規定為四年後、六年後、直至十年後“起科”)。正確政策的實施,大大激發了移民墾荒的積極性,增加了他們驅虎豺、斬荊莽、修復水利、新建家園的信心和決心。因為有空地的存在,而政府又不允許拋荒,勞力又不夠,地主只好將土地以低租出租,人力資源成為主要資源,地主對農民的剝削程度比較低,耕者有其田,多勞者多得,貧富差別較小。糧食的有餘可以多生育子女,沒有必要溺女嬰,並且子女體質很好,夭折率低,一對夫婦成活七、八個小孩是很平常的事情,平均壽命大增加。貧富差別較小,意味着一夫一妻制比較普遍,單身比例比較低。家族中同輩分的人中大多有後裔相傳。可以說四川當時是一片希望之地,難怪福建、廣東等地都千里迢迢,背井離鄉奔赴四川。清雍正時期,四川已鋟鋟乎成了全國最大的餘糧地區,“於是川米貫於東西,視楚米尤多”,遂使“東南各省均賴其利”(王慶云:《石渠余記》,乾隆上諭)。 後面乾隆時期,又與全國一樣因為引進番薯、馬鈴薯、玉米,更進一步增加糧食的產量。 在全國人口停止增長後,四川人口還一直快速增長。並且從清朝初年直到清朝末年四川一直相對遠離動亂中心,人口因戰爭減少相對較少。清嘉慶十七年(1812年)四川人口達到2000萬,到1912年四川人口增至4800萬人。而全國人口在1812年3.6億,到1901年仍然只有4.2億。1911年人口降為3.4億。就是說從1812年到1912年四川人口增加2.4倍,全國人口卻反而有所減少。這一升一降,四川人口的比例就顯著上升,四川易氏占全國易氏的比例也顯著上升。 五、現在川、渝易氏人口為什麼占全國易氏人口42%?清朝康熙期間規模移民中到底有多少易氏?在明朝時期以及現在,易氏人口均占全國總人口的0.19%。康熙十年開始“湖廣填四川”時,全國人口只有一千八百萬,那麼易氏人口只有3.4萬人。其時41%易氏人口分布在湖廣省(湖南、湖北),39%分布在江西省。就算當時湖廣省20%人口(不得了的比例)移民四川,江西10%人口移民四川的話,那麼康熙時期四川易氏也只占全國易氏人口的12%,加上倖存的宋朝和明朝時期遷川的易氏,最多不會超過15%(約5100人,其中男性只有大約2550人)。 因為四川人口自康熙時代(1671年左右)起就快速增長,直到清朝末期才停止增長,增長時間長達兩百多年。而全國人口只增長了六十多年,四川人口比全國人口多增長一百多年。另外在康熙時期以後又有易氏陸續徙川。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鄂東、贛西易氏居住地後面經歷了大的戰亂,人口減少很多,而四川卻相對平安。這一升一降,四川、重慶易氏占全國易氏的比例也顯著上升,到現在占42%(103萬)。重慶市合川縣易氏一個始祖三百多年繁衍成上萬後裔,這雖然只是特例,但沒有四川當時的大氣候是不可能的。 全國有兩個著名的將軍縣:湖北紅安縣和江西興國縣。1950年代授軍銜後,紅安縣共有223名將軍,興國縣有開國將軍54名。而在國民黨軍離開大陸前,興國籍的國民黨將軍也有27位。從這榮耀的背後,我們可以看看所付出的人口代價: 湖北紅安縣距離易氏居住地黃岡、麻城、大梧等易氏居住地不遠,是“黃麻起義”的策源地,是紅四方面軍的誕生地,是鄂豫皖蘇區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革命戰爭年代,紅安為中國革命的勝利獻出了14萬英雄兒女的生命,查明登記在冊的烈士有22552人。另外大梧縣本身就是一個革命中心,還出了一個烈士易漢文(紅四方面軍第九軍二十七師政委):http://dwinfo.west263.com/dawu/dwfq/rw_yihanweng.htm。 江西興國縣位於江西省中南部,西鄰萬安、泰和,北界永豐、吉安。泰和、吉安均為易氏傳統居住地。蘇區時期,興國縣23萬人,參軍參戰的就達8萬多人,占青壯年的80%,為國捐軀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就達23179名,居全國各縣烈士之首,占全國烈士總數的六十分之一,全江西省烈士的十分之一,贛南烈士的五分之一。其中僅犧牲在長征路上的烈士就達12038名。興國是全國知名的將軍縣,全縣共有長征老幹部500餘人,省軍級以上幹部106人,地師級幹部147人,開國將軍54名,是全國第二大將軍縣。看來鄰近的泰和出了個易氏將軍易耀彩並非偶然。 另外湖南瀏陽、江西萍鄉是秋收起義的地方,井崗山是革命根據地。這些地方都是易氏集居地。 這些意味着什麼?意味着我們易氏為共和國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犧牲!這些地方獻出的幾百萬英雄兒女從全國角度來看比例並不大,但對我們易氏來說比例卻太大了。 六、“湖廣麻城縣孝感鄉遷四川”的說法不可全信移民問題在古代中國很普遍,中國很多省區到處流傳着“問我老家在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的民謠,並且到處可以看到各種碑刻、家譜把這種傳說記錄在案,言之鑿鑿,使人難以懷疑。“北有大槐樹,南有石壁村”,南方客家人都把福建省寧化縣石壁村作為他們的發祥地,在北方,人們會普遍地說自己是山西洪洞縣大槐樹下的移民。在安徽這一帶,人們會說自己是江西瓦西壩出來的移民。雲南人會說自己的根是南京楊柳巷。明朝初年後第一次“湖廣填四川”後,很多四川人就開始說先祖來自“湖廣麻城縣孝感鄉”。清朝第二次“湖廣填四川”後,現在大多數四川人都說是先祖來自湖廣省麻城縣孝感鄉。《四川方言與巴蜀文化》、《四川方言與民俗》等學術專著中收錄的四川人家譜,說自己家族來自湖北省麻城縣孝感鄉的占最大比例。這顯然不是事實,因為麻城縣從來就沒有一個孝感鄉,只是在很遠的地方有一個孝感縣(http://tour.scol.com.cn/html/2003/11/001002002_395724.htm,http://www.juancai.com/cddajin/MyPower/Article_Show.asp?ArticleID=881)。孝感縣是因為漢代出了個孝子董永而得名。 湖廣省以及江西省是清初時四川移民的主要來源地(全國易氏大部分剛好也分布在這兩省)。但麻城卻位於湖廣省離四川最遠的地方。當時清廷把移民的成績和地方官員的政績及升遷結合起來。地方官員千方百計鼓勵移民,何必捨近求遠到東部麻城吸引移民?湖廣省西部更容易徙川(從目前已知的名人家譜看,湘西辰溪、洞口、武岡、新寧等地移民四川很多)。 再說康熙初年中國總人口只有一千八百多萬,全國有差不多兩千個縣。每個縣平均不足一萬人口(沒有現在一個鄉的人口多)。整個“湖廣填四川”人數上百萬(包括十多個省的移民),就算麻城、孝感兩個縣人口共有十萬(在當時是不得了的大縣了!可能性很小),就算兩縣全部遷川,也只占遷川人口的很少比例。清康熙時期湖南、湖北全境各只有120萬人左右,湖北當時共有六十多個縣,按平均估算,麻城、孝感兩縣共有4萬人左右,30%徙川的話,也只有一萬多人,只占當時四川移民的1%左右。 前國家主席楊尚昆聯繫自己的家史說:“楊氏家族是從哪個省移來的?過去我一直認為是從湖北孝感來的。1987年,我第一次回到家鄉潼南,縣裡正在修新縣誌。我這才知道雙江鎮楊氏家族的源流。據記載,我們這一族的遠祖楊文秀,原籍江西吉安府泰和縣,南宋末年曾在湖南永州府零陵縣當縣令。第二年,宋亡,不能歸籍,就在湖南辰谿縣定居。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楊文秀的後裔光字輩的堂兄弟三人,先後來到四川,沿涪江北上,分別在蓬溪、遂寧、江油三縣落戶”。“一直認為是從湖北孝感來的”意識伴隨着楊尚昆的大半生,事實上楊尚昆先祖是從湘西辰谿縣徙川的。 著名作家艾蕪在1947年,這樣追述着自己的家族歷史:“我自己的祖先,前七八代人,就是由湖北麻城縣遷去的。而且,不只我一家,幾乎附近好些縣分的人,都是來自湖北麻城縣。這都是有族譜可考,並非由於傳聞”。1948年,艾蕪又在《我的幼年時代》中又重申道,自己“第一個到四川的祖先,原是生長在湖北省麻城縣孝感鄉的”。而事實上是,艾蕪的湯氏家族入川(1698年)之前,“世居湖南寶慶府武岡州高沙柿楊家橋(今屬洞口縣)”。1980年代《湯氏族譜》發現後,尤其是李義讓、莊巨川《艾蕪先祖入川考》一文發表後,艾蕪承認先祖來自湘西洞口,不是麻城。 至於為什麼大多數四川人都說來自湖廣麻城縣孝感鄉,至今仍是個謎。中國古代崇向“父母在不遠行”,離家背井遷徙外地被認為是不孝順的。是否為了避嫌,就冒充來自出孝子的地方? 重慶市涪陵區易亨明推測:先祖入川時順應湖廣填川的移民形勢,可能當時忙於生計,加之新到一個地方後,教育相對滯後,“學在官府”,於是幾代人後就“丟掉”了祖籍,於是人云亦云;另一個原因可能是湖廣人入川後,麻城人成為本地望族,為依附名門,多數人把當時湖廣的麻城作為自己的祖籍。 從“天下易家人”網站留言看,很多四川易氏族人也說先祖搬自湖廣麻城孝感鄉。 易小平說四川省瀘州市瀘縣易氏是從湖廣麻城縣孝感鄉搬來,事實上湖廣麻城縣孝感鄉不存在。 易亨明說重慶市涪陵易氏是從湖廣永州府麻城縣孝感鄉搬來,事實上永州府是湖南南部(不是湖北),沒有麻城這個地名。 四川江油的易可清意識到麻城的錯誤,認為從湖廣麻城遷來的“這種說法未必可靠,因為四川人大都說是從那裡遷來”。 表1:湖南、湖北、江西易氏傳統集居地離成都、重慶的垂直距離 湖南 湖南 湖南 湖南 湖南 長沙 湖南 湖南 湖北 江西 江西 湖北 湖北/公里 辰溪 黔陽 石門 新化 邵陽 寧鄉 衡陽 瀏陽 孝感 萍鄉 宜春 黃岡 麻城距成都 602 644 644 706 744 827 852 876 856 876 955 947 951距重慶 361 395 424 465 503 594 611 648 665 685 727 748 764 從易氏集中生活區域(表1中孝感和麻城是假設為易氏集居地,當時是否有易氏居住,目前不清楚)看,麻城比湖南所有當時易氏集居地離四川的距離都遠,比湖北現在易氏集居地大悟縣、廣水市、隨州市、公安縣(不知當時是否有易氏集居?)要遠,也比江西萍鄉、宜春等易氏傳統居住地離四川的距離還要遠,只比江西瑞昌、永修、泰和離四川稍近。 從地理位置看,湖南黔陽(今洪江市)和石門是離四川最近的易氏集居地(辰溪易氏為黔陽易氏始祖子彬公五子祖高公後裔,數目遠沒有黔陽本部多)。黔陽易氏也有很多支系遷居漵浦縣一些地方以及邵陽地區的綏寧、洞口(當時與武岡一個縣)、城步、武岡等縣。以當時的情況(包括交通條件和經濟條件),舉家徙川並非易事,湖南新化易良祥一家九口於清康熙四十六年化了一年時間,歷盡艱難才到達500公里遠的重慶合川。因此增加幾百里距離,增加無窮的難度。而早期移民是插草為界的,越早徙川就越能占據很多良田(人口繁衍的物質基礎)。 石門易氏始祖賡公於明洪武2年(1369年)遷湘西,後裔遷湖南石門、桃源、湖北公安等地。距康熙十年(1671年)年302年,繁衍10代左右,比黔陽易氏晚5代,相當於黔陽易氏第十代。黔陽易氏到第十代時候男丁還只有近百人(不計算部分因後裔外遷無法上譜的),八、九、十這三代總男丁三百多人。 優公後裔九三公和元英公在宋代寶慶年間(1225-1227)分別遷黃岡和浠水(與黔陽始祖子彬公遷黔陽幾乎同時)。距康熙十年(1671年)有446年,繁衍15代左右。從家譜看,明末時期黃岡易氏比黔陽易氏要少。麻城距黃岡一百多里路,九三公和元英公後裔從黃岡和浠水遷徙而來的,家譜記載康熙時期麻城易氏只有上百人,就算全部徙川,也只占徙川易氏的很少比例。 譜載來自湖廣麻城/麻城縣孝感鄉/湖廣孝感等地方的四川/重慶/雲南/貴州易氏千萬要小心,要能找到更多證據(比如人名、輩分)才能肯定確實是來自湖北麻城或者湖北孝感。不過即使找不到確切祖籍,也不要太失望,因為我們易氏與其他姓氏不同,非常純,都是晉朝易雄公的後裔(按江西譜現在易氏各支系在晉朝時才分開;按照湖南譜在唐朝才分開呢),易雄的墓還在,是長沙市31座歷史名人墓地最早的墓地(http://bj2.netsh.com/bbs/97438/messages/225.html),“天下易家人”(yiu.top263.net)網站就是大家的家! 易雄公的籍貫和官職變動考http://yiu.top263.net/researchxionggong2.html易雄公祖孫疑考http://yiu.top263.net/researchxionggong.html易雄故居、墓山、祠、墓 示意圖http://yiu.top263.net/gj1.htm 七、湖南黔陽(現洪江市)是四川易氏重要遷徙來源地之一黔陽易氏始祖子彬公(1153年生於江西廬陵)於南宋1224年遷黔陽,距康熙十年(1671年)已經447年,繁衍15代左右(請參看黔陽易氏前11代(宋末到明末)外遷名單表:http://yiu.top263.net/shxbhnqy11.html)。除開外遷族人,黔陽易氏生兒子率如下表。舉例說明:第三代國寶、國器、國瑞、國良四個國字輩共生育10個廷字輩,生育率為2.5;但第四代因為廷忠、廷信後裔外遷無法考證,就只以8個廷字輩為父代(沒有後裔的也算),共有12個子代仁子輩,生育率為1.5,依此類推。沒有外遷的前10代總共有238人,他們的子代445人,生男丁率1.87。而譜中沒有外遷的第11代子字輩共有152人,這還不包括其時仍然在黔陽的八甲以及其他暫時還未外遷(但其後裔會外遷的族人,後面的譜無法得到當時名單)。而造成全國人口劇減的明末清初戰亂並未影響黔陽太平里(志雄、萬金、從文、關民、遠煜、忠君、加富、遠富、文薦、仁貴等先輩率黔陽族眾將戰亂阻擋於境外,我里無恙)。因此在後面四、五代內生育率不太可能突然變化很大。康熙時期黔陽易氏以第14、15代為主,一般兩、三代共存。根據11代152人以1.87的生兒子率推算,到康熙時期黔陽男丁有三千多人(總人口七千左右,占了全國易氏的20%)。就算以1.7或1.6的生兒子率推算,到康熙時期黔陽易氏男丁兩千人左右(男女族眾有三、四千),占了全國易氏的10%,可能是黔陽太平里偏處湖南西部一隅,為三縣兩府交界處,幾乎獨占方圓八十里,相對遠離動亂中心,利於休養生息,就象後面四川一樣;另外民俗尚武,能將戰亂阻擋於境外(包括後面的抗日戰爭)。 表2.黔陽易氏前十代生男丁率 以1.87/1.7/1.6/1.5生男丁率推算以後男丁數輩分 代 父代 子代 生兒子率 1.87 1.7 1.6 1.5子 1 1 5 5 輩分 代 男丁 男丁 男丁 男丁祖 2 2 4 2 子 11 152 152 152 152國 3 4 10 2.5 祖 12 307 279 262 246廷 4 8 12 1.5 繼 13 573 474 420 369仁 5 10 19 1.9 加 14 1072 806 672 554志 6 12 23 1.92 成 15 2005 1370 1075 830良 7 18 32 1.78 士 16 3750 2329 1720 1245紹 8 31 66 2.13 良 17 舜 9 60 110 1.83 紹 18 堯 10 92 164 1.78 舜 19 總和 238 445 1.87 堯 20 黔陽易氏在大量外遷之後,乾隆四十二年(1779年)黔陽譜說當時黔陽本地易氏“不下千戶”,假設1300戶的話,按每戶6.6人口計算(清乾隆《紹興府志》記載乾隆五十六年,紹興戶609527,口4023970,每戶6.6人),黔陽易氏其時人口有八千五百人左右。公元1776年中國人口2.08億,1995年12億,增長5.77倍;1994年黔陽易氏人口5萬(占全國易氏的2%),按5.77這個比例回推,1776年也為八千七百人。再按全國增長速度(從康熙時期到公元1776年增長10倍)回推,康熙時期黔陽易氏男女人口只有近千人口。這個數字與上面依出生率推算的差別很大。因此唯一的可能是黔陽易氏族人在清朝初年大量外遷。 黔陽現在易氏五萬(占全國易氏的2%),可能是僅僅次於江西宜春(八萬易氏族眾)的全國第二大易氏集居地。清欽差大臣左宗棠給易孔昭(二品頂戴,左宗棠收復新疆時易孔昭主管後勤)的父親易堯揚(字抑之)所作“中議大夫抑之公傳贊”中說:“易姓在楚,推望族。黔陽尤大。代有積學勵行之士,輩出其間。”並且黔陽地處湘西,為川滇黔之門戶(從黔陽獨立出來的懷化市現在仍為西南門戶,要是中國未來劃50到60個省,懷化應該是個省會城市),在宋、元、明三朝都有族人活動/遷徙到四川、貴州等地。“雲南、四川”是當地口頭禪,解放前我祖父作生意也多在四川、貴州和廣西等地。明朝初年第一次“湖廣填四川”時就包括部分黔陽易氏族人(不知這些族人是否倖免於明末清初的四川浩劫)。整個清朝,黔陽易氏先後有數千人(康熙時期至少幾百,更多是在康熙以後)遷四川、貴州、雲南(可能還包括廣西)。整個西南一直是黔陽易氏的活動範圍。 黔陽易氏居住地太平里(現洗馬鄉、塘灣鎮)的枳(方言發音jia)木界是著名的雪峰山天險的古要道(現在上海到昆明320國道也從這裡爬上雪峰山。因為過於險要,上海到雲南瑞麗的高速公路只好在其南部三十里的塘灣鎮蘭家村修全國最長的隧道穿越雪峰山),為湘南(如邵陽、衡陽、永州等地)甚至廣東一些地方到四川、重慶、貴州的必經之地。陳毅的先祖陳堯欽從湖南寶慶府新寧縣徙川,艾蕪先祖從湖南寶慶府武岡(現洞口縣)徙川,四川省江安縣易渡的先祖從湖南邵陽(寶慶府)徙川,都得從黔陽太平里穿過雪峰山。 由於黔陽譜總譜只記載了一些比較有名的人物(文苑、篤行、忠義、孝友、公正、孝女、壽婦等),因此上譜人物比例很少。但從中仍然可以窺知清代外遷的一些情況: 黔陽譜總譜“從文公傳”:從文公名加富(加子輩),與萬金公(但從文、萬金似乎並不是九甲的)等率族眾阻擋流寇陳友龍、王進才、馬盡忠等進入我太平里,避免我里族眾生靈塗炭。並記載從文公率族眾並聯合周姓大敗小坪蕭姓,然後一段如下:“先是,九甲父子九人,占據小坪蘭家,俱雄猛,號八虎,當蕭姓未侵時,八虎已偵知,乃躡其後,至洪廟,遇賊眾至,八虎乘勢截殺,殲滅盡,由是蕭人貼服,不敢復生覬覦,但蕭姓恨之入骨,屢謀仇殺,九甲族人度不能居,乃徙川(據傳說:走過走過枳木界後,有怕老小遠行艱難的停居於枳木界西)”。緊接着,又記載康熙五年(1666),從文公平定鄰近徭民暴動,避免禍及我里。 黔陽縣誌記載陳友龍、王進才、馬盡忠等進入黔陽是在順治六年(1649)。因此九甲舉族遷川是發生在1649與1666年之間,在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號召湖廣填四川之前就徙川的。 黔陽總譜人物傳“篤行傳”(似為三甲老譜)記載:文上字登瀛,質性誠愨,貽謀宏遠。康熙兩子,詔移楚民實蜀地。公年逾杖國,子六,孫曾數十,長孫心會,入邑庠,家貲亦豐,毅然捨去,舉家西行,止成都金堂縣,心會復入金堂學,為恩貢。心融、心裕、心恰,相繼游泮食餼。後裔蕃衍,分居成都、漢川、德陽,為蜀中望族。公在蜀,日以孝弟力田訓導子弟,蜀人化之。族人至其地者猶悉稱公之盛德。 黔陽總譜人物傳“文苑傳”記載:1、心會公(就是上面提到的登瀛公的長孫),康熙時歲進士,潛心經史,工古、今文,少游四川金堂縣,邑欽其才,留主講義塾,裁就甚多。逐寄居於此。從兄弟心融、心裕相繼游泮食餼,均以才顯。 2、一龍公,雍正壬子舉人,癸丑進士,任保定知縣,積學淹貫,著述甚多,其稿俱攜徙川。 3、含章公,寄籍四川內江,嘉慶辛酉舉人,壬戌進士,任江蘇元和知縣,寢饋經史,工古今文,著述頗多。 黔陽舊譜“忠義列傳、孝友列傳”(三甲老譜)記載:紹高字高百,……慷然有四方志,以太公在,不果。迄太父卒,束裝西上,訪叔祖上三公於蜀之金堂縣,有世家賀某者延公居西席訓子弟,有聲庠序……。 黔陽總譜人物傳“篤行傳”(三甲老譜)記載:舜仕字猷廷,國學生……,從侄堯華,弱冠適川,行囊空乏,厚贈之,逐遷寓成都彭縣(現四川彭州市),家資巨萬,族人往來其家,輒述公(舜仕)盛德,感激流涕。(黔陽總譜第10世系也有個堯華,但該堯華的父親舜甫生於1458年,卒與1531年,時間不符,並且譜上只說他後裔康熙時遷川,他本人還在黔陽去世。因此遷彭州的堯華應該是第20世,應該在康熙以後,可能是投奔早已遷彭州的族人)。 黔陽總譜錢公房傳贊“太震公傳”記載:太震公為明崇禎時人,寄籍貴州,補弟子員。懷宗殉國,桂王監國肇慶,旋改元永曆。公(太震)上書恢復策,桂王立公蘭山教諭銜,旋加桂陽州銜。後公在滇括餉濟師,授督糧道銜。辛丑春,大兵破雲南,李定國、沐天波等奉王入甸,公知事不可為,歸里(太平里),以遺民終。 黔陽總譜錦公房傳贊“仁麟公傳”記載明萬曆年間,思祖公由古樓坪徙貴州思州府,去世後葬於城外冬青樹,有子萬榮、萬祿、仕寶。萬金公來貴州接萬榮(萬祿、仕寶仍然居貴州)帶三個兒子文棟、仁麒、仁麟遷回黔陽。“仁麒有五子均徙川,分居仁壽、金堂、簡州等地,富庶縉紳,互相輝映”。從貴州回來的只有仁麟(字友鳳)在黔陽生活,後面又碾轉遷黔陽塘灣木蘭溪,後面遷塘灣沙溪祖山田,清朝光緒初年修譜時候有後裔上千。 從上兩則家譜看,明朝時期有黔陽族人遷居貴州。仁麒公五子徙川是在什麼時候,家譜沒有明說,但萬金公是明末和康熙初期的人,因此仁麒公五子徙川估計應為康熙初年。湖南新化易良祥家於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徙川,因入川已晚,無餘地可耕,他們只好租種別人的田地。從這點看,仁麒五子徙川也應當在康熙初年,才能短期就“富庶縉紳”。 黔陽總譜煜公房傳贊“志先公傳”記載志先公有三個哥哥志緯、志紅、志遜。“志緯狀貌魁梧磊落,有志,嘗游遠方不歸”。志紅、志遜也分別從戌、從商相繼外出。志先想出去找哥哥們回來,但父說:“亦欲效爾兄之外游,不顧父母之在堂耶?”。後又得知三個哥哥“俱樂業於蜀(四川)”後,志先也就暫息心思。當父母去世後,志先歷盡艱險,到四川找哥哥,但只有志紅與他一起回黔陽,相得甚歡。志紅回來後仍不安於家,徙湖南漵浦縣七里灣。志紅去世後,子孫又紛紛遷滇(雲南)。同治年間修縣誌,曾采此事於“獨行傳”中。 上則家譜也與正史所說四川人口飽和後遷雲南的說法一致。 總譜還有一些遷雲南、陝西、安徽、湖北、廣東的零星記載。 另人口眾多的八甲舉族遷川不知是清朝何時。家譜記載其他支系大量族人也在康熙時期遷川。康熙“詔移楚民實蜀地”包括黔陽,黔陽易氏屬於“奉詔填川”的。就目前資料看,湖南洞口(艾蕪家族)、辰溪(楊尚昆家族)、湖南新寧縣(陳毅家族)有不少人康熙時候填川,黔陽剛好介入洞口、辰溪之間,為洞口、新寧遷川的必經之地,並且也有很多支系生活在洞口、辰溪(子彬公五子祖高公後裔)。從輩分看,黔陽清朝康熙時期輩分多為“國(繼)廷(加)仁(成)志(士)良紹”階段。不過由於黔陽易氏人口較多,按輩分取名很易重名,因此明清時期很多族人就並未依輩分取名,這為聯繫外遷族人增加了困難。 從家譜看四川金堂、成都、德陽、彭州、漢川、仁壽、簡州、內江等地是黔陽易氏遷川集中地。我們看看現在四川省成都金堂縣情況:金堂縣是成都平原經濟圈中心,全縣有24個鄉鎮,84萬餘人。從該縣政府網站查鄉鎮幹部名單,發現光鄉鎮幹部就有不少易氏:易彥:縣教育副局長易剛坤:縣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易剛福:金堂縣畜牧食品局督導員易立澤:趙家鎮社會事務辦公室主任、勞動與社會保障所所長 易大定:趙家鎮鎮老齡委、綜治、司法所所長 易志堅:高板鎮鎮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易大賢:官倉鎮黨委委員 易剛壽:福興鎮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 易遵勇:轉龍鎮常務副鎮長易佑望:廣興鎮教科文衛與計劃生育辦公室辦公室主任 易佑春:棲賢鄉黨委委員,協助鄉長工作 金堂縣為85萬人口大縣(黔陽縣只有三十萬人口),鄉鎮幹部就有這麼多,說明易氏有好幾萬(四川一個縣易氏可能是多地遷來的)。不知這些易氏中是否部分是黔陽易氏族人後裔。 以輩分推測黔陽易氏外遷四川族人後裔:黔陽易氏輩分原為:子祖國廷仁,志良紹舜堯。後面轉宗後輩分為:子道繼加成(這段時間輩分有些混亂,有些支系仍採用子祖國廷仁),志(士)良紹舜堯。道光年間,加創“孔盛(又稱聖)圖延傳,思文繼受陶”。清光緒五年(1879年)三、四甲採用長沙雄公祠清同治元年(1862)新創的“大理賢聲重,尚書世業揚”的輩分,其他各甲仍然採用“孔盛圖延傳,思文繼受陶”的輩分。請參看“湖南黔陽易氏輩分排行原委”(http://yiu.top263.net/qianyangbeifen.doc)。因此道光年間之前外遷族人並不知道後面的輩分(這為聯繫外遷族人又增加了困難)。但有些族人直到清朝末年甚至民國時期仍長期與黔陽族人保持聯繫,因此這些族人仍然採用黔陽易氏後面的新輩分。 “天下易家人”網站2003年4月25日重慶秀山籍家門留言,他們的輩分:順(舜)、堯、孔、聖等剛好與黔陽的新老輩分都一致。 “天下易家人”網站重慶市易亨明於2004年6月19日提供的重慶南川易氏輩分為“勝仕成學文,才子國廷仁,志良孝(紹)順(舜)雨,長貴春華茂”,與黔陽易氏老輩分一致。 由於“大理賢聲重,尚書世業揚”無法辨認是否是黔陽後裔,因此只能用“孔盛(聖)圖延傳,思文繼受陶”的輩分系統從網上搜索外遷族人,要是某地同時有幾個輩分都與黔陽一致,很可能就是黔陽易氏後裔。現在在世的黔陽易氏中有:堯、孔(湘)、聖(盛、大)、圖(理)、延(賢)、傳(聲)、思(重)等輩分,發現以下地方可能是黔陽族人後裔。 四川彭州市(全市人口77萬)可能黔陽易氏後裔:1、易孔盛 副市長2、易孔華2、易延洪 學生3、易傳斌 副鎮長 4、易傳友 司機 四川南充市可能黔陽易氏後裔:1、南充市高坪區走馬初級中學易聖仁2、易圖科3、四川南充市濱江社區主任、南充市人大代表易延興4、高坪區老君鎮三道拐村黨支部書記易延河5、高坪區東觀初中易延茂 四川崇州、德陽、郫縣(如易圖平、易傳昭等)、廣漢、什邡、金堂,貴州岑鞏縣、六盤水市等地都能查到與黔陽輩分一致的,但沒有查到三個以上輩分都相同的,難以確定是否是黔陽易氏後裔。 與黔陽易氏輩分一致的肯定是黔陽易氏外遷族人後裔。黔陽清朝康熙時期輩分多為“國(繼)廷(加)仁(成)志(士)良紹”階段,但在“志良紹舜堯”輩分用完後,急需新創輩分。不能再轉宗了(上次轉宗重複原十派輩分就面臨一些混亂,並且有欠諱忌),因此遷川族人大多單獨新創自己的輩分,因此絕大多數黔陽易氏外遷族人的後裔的現在輩分與黔陽易氏並不一致(南川易氏雖然新創輩分,但新輩分仍含有部分老輩分,因此容易辨認為黔陽易氏)。 看來黔陽易氏在四川、重慶、雲南、貴州、廣西以及湖南邵陽等地分別很廣,可能比黔陽本地5萬人口要多幾倍。成都附近易氏估計有相當部分是黔陽外遷族人後裔。南充易氏到底是何時從黔陽遷出,我沒有線索。請易氏家門與我聯繫:familyyi@yahoo.com 2004年9月0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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