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挣脱了英国殖民枷锁的印度次大陆组成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 印度选择了民主的道路。

　　1947年8月14日，印度领导人尼赫鲁在独立日前夕说：“很多年前我们就注定 了自己的命运，现在是实现我们的承诺的时候了。今天的庆祝只是迎接等待我们 的伟大胜利和成就的一个开始，机会之门已经为我们打开了。”与此同时，毛泽 东带领人民的军队走到了长征最后一程，同蒋介石国民党人的内战胜利在望。

　　中国的经济改革为整个社会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与发展后劲。

　　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比印度还穷，经过多年的战争和殖民占领以后，她正 为生存而挣扎着。他们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1949年9月30日，人民共和 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说：“中国历史的新时期开始了。四亿五千万人民的中国从 此站起来了。”

　　在那一段使人沉醉的日子里，亚洲两个受伤的大国的领导人都承诺要把他们 的国家从深渊中解救出来。尼赫鲁说，印度独立的目标是结束“贫穷与无知、疾 病与机会不等。”此后，除了1962年短暂的中、印边境冲突外，这两个一无所有 的国家的制度之间的竞争并没有完全浮现出来。但是，当印度2001年在准备庆祝 50年独立的时候，却不得不承认，几乎在每一个层面，中国都在改善其人民—包 括最穷的公民—的生计方面比印度做得更多。

　　作为越来越多地研究中国—印度的学者之一，哈佛经济学家阿马缔亚·沈说： “中国是世界上惟一一个人口与印度相当的国家，而两国刚开始现代化的时候， 穷困的程度都差不多。1940年时，两国的情况非常类似，直到70年代两国的经济 和社会发展程度都极为相近。因此很自然地人们要问，从那以后，两国的进展情 况到底怎样了。”

　　印度：过分的多元化

　　不久前，印度一位前总理对一群商人说：“我感到无地自容”。

　　“我们讲解放讲得非常多。但是像中国这样的共产国家能够做那么多，而我 们却不能。这表明有些事情是不对劲的。”印度外交部长辛格最近接受采访时也 有类似的评论：“毫无疑问，从直接的对比中看，中国做得比印度更好，而且所 有的主要指标都比印度更好。”这两名资深领导人愿意如此坦诚地批评自己的国 家，就很能够说明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差别。

　　学者、外交官和经济学家都希望用不同的理论解释，为什么中国能在教育、 保健和一般生活水准方面形成对印度巨大而又日益增加的优势。最常见的理论是 印度太过于多元化，有15种语言、5种主要宗教和数不清的等级制度，缺少实现有 效的全国教育，灭贫计划则无法达成全民的统一性和共同感。为了赶上中国和东 南亚国家，印度最近开展了类似于中国的市场改革，最重要的是降低限制性关税 和奖励外国投资。

　　中国：受益于早期改革

　　但是，最令印度不安的是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发现，中国的快速发展并不只 是经济步骤方面的原因。许多专家现在相信，到目前为止中国得以如此迅速向前 推进的原因是部分得力于较早时更严厉的改革，特别是1949年至1976年毛泽东时 期强力实施的土地改革措施。人们也许更多地会记得毛泽东时代1960-1961年大跃 进失败之后的饥荒和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人受到的迫害。但是，特别 是在共和国初期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却得利多多，包括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 义务教育、推广简体字和保健与福利政策，还有有助于恢复中国的精神和自尊的 其他改革。虽然在今天来看问题要复杂得多，但是对宗教、迷信、秘密会社、三 合会和宗派的打击也帮助中国打破了盘踞在地方上的贫穷。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马缔亚·沈是在印度西孟加尔邦长大的，他辩称“中国 对印度的相对优势是其改革前(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产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 订方向的结果。”在已经过去的半个世纪大部分时间中，印度与中国的生活水准 相差并不多。就基础设施（铁路运输和道路）和公务员制度而言，印度实际上比 中国开始得更早。

　　独立以后，两国的进展都踌躇不前。即使到了1960年，两国在减少文盲、营 养不良和婴儿死亡率方面的记录都不是很好。那时中国正面临着世界最后的一次 大饥荒。印度1960年的人均寿命只有44岁，中国是47岁。独立和解放后的头几年， 两国都依赖外国的援助和专业技术知识。中国依赖的是苏联，印度依赖的是英国 和西方捐助国。然而中国在1962年就突然切断了同苏联的关系，而印度仍然是西 方外援的主要受援国。到70年代末期，在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实施之前，中国已经 几乎在衡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每一个指标上开始超越印度。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的各国人力发展指标显示，根据识字率、平均寿命和 平均收入计算，中国的得分是60，接近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最高分，但是印度只有 44分。亚洲国家中惟一低于印度的是老挝和孟加拉国。美国前驻印度大使莫尼汉 把印度的民主称为“功能性无政府状态”。虽然等级制度和普遍对妇女的歧视大 大限制了印度的自由，但是活跃的民主事例却很突出。该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官 员去年报告说，在印度最穷的奥利萨邦的卡拉汉蒂至少有12人饿死。但在有人饿 死的同时，当地的政治官员却说当地的选举投票人数达到破记录的水平。德里大 学的学者莫汉提是奥利萨本地人，他说：“有人饿死，但同时更多的人真正在参 与竞选。饿肚子的人也去投票。”这就是印度的矛盾之处，贫穷与不平等同上升 中的权利参与感同时存在。

　　农村改革，成败的分野

　　许多专家认为，掌权以后不久进行的土地改革是中国成功的关键。耶鲁大学 历史学教授JonathanD·Spence发现，1949年后的那几年，中国南部和中部农业区 有40%的土地从地主手中没收，然后重新分配出去，大约有60%的农民从中获益。

　　虽然印度不断实施“灭贫计划”，但仍然无法根除农民的贫困，根源之一是 印度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改革。

　　目前在中国农村正出现土地改革成果受到侵蚀的现象。中国农民仍然不许直 接拥有土地，但是许多人已经占有大片他们经营和管理的土地，跟实际拥有没什 么差别。63岁的陈兴汉6岁时就替地主打工，后来他参加了革命，变成基层干部。 现在他经营着安徽省最大的私人农场之一，大约200亩，成为凤阳地区最有钱的人 之一。陈兴汉还有一个制砖厂和碾米厂。他雇用了133个人，包括13个农田高手。 他把自己的发展归功于邓小平的“致富光荣”。他说：“我是个地主，但我是为 农民服务的地主。我不是资本家，我要带领农民致富。”

　　但是，除了富庶的旁遮普和西孟加尔邦是少数的例外情况，印度从来就没有 过土地改革。德里大学的莫汉提说：“同中国相比，印度的发展战略不能确保耕 者有其田，大部分地区仍然盛行在外地主、合耕和暗藏地主制度。”印度最富庶 的两个邦——上普拉得什和比哈什——仍然受到在外地主和佃耕这一几近封建主 义制度的桎梏。新西兰前驻北京大使尼克·布里奇最近才卸下驻印度大使的职务， 他说：“我认为中国占有优势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经历了暴风雨般的革命。人 民消灭了地主阶层。印度仍然还有地主在扯国家的后腿。”

　　中国实行农村集体所有制直到1979年。等到邓小平实施农村承包制之后，农 民才能够耕自己的地，把收成卖到市场上去。但是基本的改革，革命时期进行的 土地重新分配格局仍然基本未变。中国农民一旦从集体制脱离开来后，很快地就 有钱了。与此同时，一些中央化的公社式结构和制度仍然保留了下来，帮助农民 组织和协调各种工作。

　　印度“绿色革命”的建构人斯瓦明纳森是印度著名的农经学家，他说：“中 国在一些领域取得了进展，而我们没有。由于可以在单一的政党体制下进行社会 动员，所以他们可以更好地控制水源和实施虫害管理。”他说：“中国人针对农 业就业和非农业就业创造了一套综合的办法，这是我们国家所没有的。结果是印 度到处充斥着都市贫民窟，没有土地的贫民飘移到孟买、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 过着最穷困的日子。”中国人口的增加和农业现代化也形成了许多富余的劳动力。 大约有8,000万到1亿流动人口变成了主要城市的内部移民、打工仔、建筑工人和 路边摊贩。但是有好几份研究报告指出，另外有1亿人口被周围的“乡镇企业”吸 收了，这是印度所没有的。

　　崇高价值和人民需要

　　莫汉提说：“在经济层面上，中国比印度做得好得多的主要理由是两国经历 了不同的革命后得出了不同的政治制度。中国人从一开始就被迫去面对挑战。从 1949年起，他们必须提供一些基本的经济需要来证明他们的革命是行得通的，这 当中部分的原因是他们不断受到西方的攻击。”“在印度，我们也有崇高的价值。 但结果是很大的妥协……人民的基本需要被拖后了。”

　　麦肯锡顾问公司的多米尼克·特克1995年主编了一部大的研究报告，比较“ 二十一世纪的两大巨人(中国和印度)”。他说，正是印度的现行制度在某些方面 拖住政府无法刺激经济增长，举例来说，民主政府必须更多地注意通货膨胀问题 和对“强大的既有游说势力”作出反应。特克的看法是：“印度现行制度给你所 能做的设限，压抑住经济。但它给你稳定。印度也许不会像中国一样一年增长12 %，但会保有稳定。”

　　其他观察家的看法却不那么肯定。他们说，严格的经济分析没有看到等级、 宗教和经济阶级之间日益扩大的分野。中国得以快速转向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原因 是中国注意到了最基本的社会需要。因此毛泽东虽然尝试达到最完美的共产主义 境界，普及教育和公共保健，提高妇女的地位，但他也同时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基 础。

　　哈佛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沈说：“中国市场经济的力量是建筑在较早时发生 的社会变革上的。印度是不可能不触及教育、保健和土地改革的社会变革就一下 子进入大流的，是这些变革使致中国有今天的成就。”

　　一边倒地超越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中国同时也是充满了进步和成就的国家。 随着新千年的到来，中国即将跨入征服古老的贫穷和愚昧的门槛。76岁的退休养 蚕工人丁海清生活在富庶的江苏，住在宽敞的大砖房中，他的比较是：“印度和 中国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开头是差不多相同的。 印度是个殖民国家，中国是个半殖民国家；印度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中国选择 了共产主义道路。”丁海清看着他的院子和玫瑰花圃，非常满意：“我可以告诉 你，中国的路选对了，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比较先进的国家。”

　　中国更能够接受改变和引进的概念。即使印度的民主让人印象深刻，但它却 几乎落后于中国20年以后才开始放弃基于失败的苏联模式的经济体制。在新德里 与麦肯锡顾问公司合作的基托·波尔说：“中国是‘封闭的系统、开放的心灵’， 印度则往往被称为‘开放的系统、封闭的心灵’”。事实上，至少到目前为止， 中国是更好地实现了尼赫鲁所说的消灭“贫穷与无知和疾病与机会不等”的挑战。 例如，从1960年以来，中国公民的平均寿命增加了20岁以上，中国男人的平均寿 命为69岁，中国妇女为71岁。印度的平均寿命虽有增加，但平均只有62岁。在识 字率方面，差别更大。尽管中国有10年文革的动乱，但实现了人口81%的成人识字 率，而印度为52%。同时中国的青少年已接近从前认为不可能实现的普及识字率。 中国只有3%的青少年男孩和8%的青少年女孩是不识字的。印度则有1/4的青少年男 孩和几乎一半的青少年女孩是不识字的。

　　几乎在所有的经济类别上中国都一边倒地超越了印度。从1990-1994年，中国 的年均国内总产值增长率为12.9%，印度为3.8%；1994年的印度人均收入为320美 元，只占中国的530美元的60%。印度也丧失了它从英国统治以来继承到的在铁路、 公路方面占有的优势。中国刚刚完成了两条铁路，一条为北京——香港线，一条 为上海——新疆线，它们的铁路里程数与印度全境铁路里程数相当。中国的城市， 即使是最穷的省份，也都在到处盖房子。辛格回忆，当他还是驻中国大使的时候， 北京宣布要在十个月内修好一条环城公路和十来个立交桥。他说：“之后我就看 到他们所说的这些规划出现在我眼前。想想当我回到德里时，连我离开时所盖的 那个立交桥都还没盖好，那份难过就不用说了。”(中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