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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笛:“破落戶”、“暴發戶”與“護院家丁”(1、2)
送交者: 蘆笛 2004年09月11日10:42:24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破落戶”、“暴發戶”與“護院家丁”(一)

蘆笛

“破落戶”和“暴發戶”似乎不言而喻。前者指的是由政治或經濟條件決定的社會地位衰敗的人家,後者則反過來,指的是社會地位驟然上升的人家。

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似乎這兩類人都是可鄙的。前者是失敗者,理應鄙視;而後者銅臭薰天,斯文掃地,舉止粗俗,一派“婢學夫人”的窮措大模樣,當然也該鄙視。

這兩種人的存在,為大眾提供了一種廉價自慰方式。我早在舊作中指出好多次,咱們這個民族最熱心尋找的,乃是他人不如自己之處,從中獲得巨大快感。這就是咱們為何歧視、譏笑殘疾人的文化心理原因。這種背時傳統尤為某些海外“民運”垃圾發揚光大,君不見最近就有老牌“民運”領袖在自由的海外搞“階級出身論”,譴責“破落戶子弟”如何如何可恥,云云。

這種歧視當然也有一定道理。“舊”社會的破落戶之所以敗落,多半是後代子孫不成器,只知道提籠架鳥玩戲子,把祖上傳下來的潑天家私糟蹋得干乾淨淨,甚而至於像賈府那樣,“扒灰的扒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直至弄成茫茫白地真乾淨而後快。這種敗家子,當然會遭人鄙視。

又如魯迅家的敗落也毫不光彩。他爺爺堂堂朝廷命官,竟然為了點賄賂捲入科場舞弊。這種爛事,只能在我黨的英明領導下大干特干,豈能在廉潔的我大清胡來?官法如爐,自己身入囹圄,家道由此中落也是應該的,須怨不得誰。

不過那是“舊”社會的事了。到了“新”社會,這“破落戶”與“暴發戶”的內涵就完全更新了。

1949年以後,中國發生了歷史上見所未見的大悲劇,舉國大部份精英在短短幾年之內便同時成了“破落戶”,其中包括各行各業的佼佼者和文化界藝術界的翹楚;如果說過去的“破落戶”是自己不成器的話,那麼,新一代“破落戶”則是有組織犯罪活動的受害者。當年李闖進京,手下的土匪將京城的全部富戶抓起來,用毒刑逼索金銀財寶。這和後來以國家的威權機構為後盾,由政府組織發動驅使暴民,在全國範圍內進行的瘋狂的系統的全面搶劫的罪惡活動比起來,當真是小巫見大巫。

伴隨着犧牲者倒下,整整一代土匪暴發了。這些人不但貪婪地掠奪了社會財富,退送了當年鄉下的黃臉婆,由“組織”安排娶了年輕貌美的大學生,以文盲或半文盲之身把持了所有的領導崗位,而且他們和既往土匪完全不同,在“社會革命”的旗幟下,全面批判傳統道德以及古今中外一切文明社會準則,放肆嘲笑糟蹋人類文明中所有美好的東西,讓全國迅速地實現了痞子化。經過幾十年的努力,他們最後終於成功地把中國改造成了眼下這個無法無天的喪德之邦,只有痞子黨才有本事靠鐵腕統治。

新時代土匪和老前輩不同的地方,更在於老土匪們一旦竊了國,便開始學作紳士,蓄意把子女培養成文明公子。新土匪們則很奇怪,講究的是“革命傳統代代發揚”,父子聯手做土匪。這種中華文明史上空前絕後的醜劇,在1966年的“紅八月”里達到了後人難以想像的最高最活的頂峰。

那時我在上中學,所在學校因為升學率最高,高幹們便通過權力把自己不成氣的子弟塞了進去,文革爆發後自然便成了高乾子弟紅衛兵的大本營。區區不幸,耳聞目睹了種種令人髮指的大規模犯罪活動。在《黑崽子》裡,我回憶了1966年的“紅色恐怖”:

“幾年後,我從一個紅崽子朋友那兒知道了搶劫的全過程,他原來是紅衛兵 的一個中隊長,參加過許多次這種‘夜間行動’。據他說,他們一般是在半 夜到黎明這段時間行動。由公安局提供受害肥羊的姓名地址,由里弄‘小腳 偵輯隊’帶路。門敲開後,紅衛兵便把那家人的家長趕到院子裡去跪着,把 其他家庭成員集中關到一間房間中去,然後就開始搜索:翻箱倒櫃、拆花台、 撬地板、用鐵棒在牆上敲以找夾牆,甚至還使用探雷器尋找深埋的金銀。如 果他們一旦發現有任何疑似‘變天帳’的東西,則那家的家長立刻就被當場 活活打死。如果找不到什麼值錢貨,則那家的家長也得因為把東西藏起來而 備受拷打。如果斬獲甚豐,又沒有找到什麼政治上可以陷人死罪的玩意,則 土匪們呼嘯一聲去也。搶去的贓物一般都交到總部去。至於從那兒又落到了 誰的手中,我那朋友就不知道了。

贓物落進了高幹手中。對他們來說,搶劫才是‘破四舊’的真正目的。無價 的字畫、文物、古玩如輕煙散入五侯家,康生就是第一名大賊。許多年後, 這些寶物被他們的子女走私出國,在國際市場上公開拍賣。根據一位受害人 的回憶錄,當貴族子弟多年後出國留學時,有人還通過關係把那些贓物帶出 關去,在國外賣出。

紅衛兵為手中的無限權力陶醉和毒化,很快就變成嗜血的野獸。他們把教室 改成了刑訊室,開始毒打那些關在‘牛棚’里的‘牛鬼蛇神’。他們把老師 們的衣服扒去,用繩子捆起來,吊到梁上去,對他們拳打腳踢,用翻毛皮鞋 猛踢下身,用銅頭皮帶猛抽裸體;把圖釘撒到地板上,把老師們赤裸的身軀 強行壓在上面;強迫教師們吃拌了屎尿的米飯;他們甚至把鞭炮插進女教師 的陰道、捆在男教師的陰莖上,然後點燃鞭炮……

最慘的是那位語文教員(下略)

受害者並不光是學校老師,許多在‘夜間行動’中被捕的‘牛鬼蛇神’都給 關押在我們這個貴族學校、全市紅衛兵的大本營中。紅衛兵的‘革命行動’ 把全國變成了地獄,許多中國最優秀的學者、作家、藝術家都毀滅在這一時 期,其中包括作家老舍、翻譯家傅雷,等等。根據私人調查,1966年7 月到9月間,光北京一地就有6千多名‘階級敵人’被活活打死。在北京郊 區大興縣,紅衛兵把那兒的所有的‘階級敵人’及其家屬統統殺害了,就連 新生嬰兒都給扔進了河裡。

每天每時每刻,我們全家都生活在望不到盡頭的恐懼里。消息變得越來越可 怕。好幾個父親的老朋友都或是自殺,或被打死,就連母親的一位同事都在 被遊街後含恨自盡,扔下了一群孩子。看起來我們的日子是屈指可數了。

早晨我到學校去,一進教室就聞見濃厚的血腥氣,接着就看見地板上汪着的 水跡,有時還能看到濺在牆上、又被匆匆刮去的血跡。我不敢想象頭晚上在 這房間裡發生了什麼事,不過本能地知道那是用刑室之一。我盡力不去想那 些不愉快的事,努力把思想集中在報紙上,那上面正刊出林彪同志盛讚紅衛 兵‘大破四舊、大立四新的歷史功勳’的講話,還有人民日報社論歡呼紅衛 兵的革命行動《好得很!》。

晚上是最難熬的時間,每時每刻我都在下意識地等待着紅衛兵光臨。隨着時 間推移,那等待變得越來越難以忍受,神經都快要崩斷了。即使在夢裡,我 也幾次聽到敲門聲,披衣起來開門後卻發現門外無人。每天早晨我醒過來時, 意識到我們又度過了平安的一夜,便立刻長長地吁出一口氣。接着我便盼望 紅衛兵早早光臨,以結束這無窮無盡的煎熬。”

這回憶錄沒提到的,是發生在1968年的一次搶劫。那時所謂“破四舊”早已過去兩年了,但我校的一夥高乾子弟賊心不死,竟然在武鬥期間洗劫了某位同學的家。那同學他家是我黨的統戰對象,逃過了1966年的“破四舊”,那次卻終於被搶得精光。如果說以前的搶劫活動還掛着政治招牌,則那次搶劫完全是單純的刑事犯罪,什麼政治背景都沒有。可因為作案的土匪全是軍人子弟,當時正是他們的父親權勢薰天之際,於是土匪們便逍遙法外。有的土匪甚至還在學校里把贓物拿出來炫耀給我那位“黑崽子”同學看!

到了70年代,我算是有機會在近距離觀察了“大院”內的日常生活,立刻就被嚇得目瞪口呆。我這個“破落戶子弟”從小習慣的是儒家那套傳統道德,家裡從來充滿了禮貌、溫情與謙讓。可在那裡,我第一次領略了另類生活方式,從此知道了痞子和士紳的本質差別。

例如某家人似乎天天都在吵架中度過,全家合力欺負一個倒流知青媳婦。那女的因為在城裡沒有戶口,不得不靠賣身解決回城問題,可那家人家一時還沒有辦法為她安排工作,於是便把她當成全家的公僕和出氣筒。婆婆總是嫌那女的飯量太大,每逢吃飯之時,便是婆婆詛咒、小姑幫腔、媳婦飲泣、兒子抗議之時,當真是烏煙瘴氣。

最惡劣的是,那媳婦剛生了孩子,婆婆竟然逼她下床,在冬天去戶外洗衣服。恰好兒子有事突然回家,一見那情形,眼淚刷地就下來了,當下就指着他媽大罵:“破鞋!”我從長眼睫毛以來,還是第一次見到婆婆如此精緻地虐待兒媳,而兒子又竟然如此污穢地辱罵母親。

另外一場活劇則讓人啼笑皆非。某家兒子結婚後,嫌家具不夠,便邀約了一夥人,開着公家的大卡車,聲勢浩大地回來搶劫父母,打開房門便讓眾兄弟七手八腳地往外搬東西。老太太見勢不妙,立刻高喊:“救命!”同時睡在那最值錢的長沙發上,以身殉那財寶。我聞聲趕去,發現門口已經聚集了一大堆看熱鬧的人。那兒子眼看無法再動粗的,便揚聲冷笑道:“哼哼,躲得了初一,躲不過十五,你總會有不在家的一天!”於是便忽哨一聲,招呼夥計上車,絕塵而去。那絕對是草莽英雄氣慨,大概是深得家傳了吧。

這種爛事看多了,我便漸漸看出點門道來,發現子弟們吵鬧的主要原因無非是兩條:要麼是逼迫父母為自己開後門,要麼是爭奪財產。每逢目擊這種噁心場面,我都要無限感喟地回想起我們全家是如何在大饑荒年代相濡以沫、相煦以濕的。吃飯時大家都忍着飢餓,互相推讓,以致無論食物怎麼少,最後總是要剩下來,須由母親強行分配給各人。

第三家人讓我最覺得心寒。那家的大女孩嫁了人,可惜丈夫在外地工作,於是女孩便天天回家,逼迫父母想法走後門,為她丈夫在城裡安排工作。可惜那時老幹部還未完全翻過身來,走後門還沒有後來那麼肆無忌憚。於是該女孩便天天和父母打鬧,尋死覓活好幾次,鬧得烏煙瘴氣。

某日她又回家吵鬧,她媽實在受不了,大罵一通,摔了門就走了。女孩遂翻出一瓶“敵敵畏”來,喝了下去,然後便跑到室外翻騰打滾,足足滾平了半畝草地。該女孩的父母都不在,只有她妹妹在別家串門,於是嚇壞了的鄰居便跑去告訴那妹妹,不料她白眼一翻,傲然說道:“讓她死了最好!跟我有什麼關係!”鄰居好說歹說,她才萬分不情願地去給她父母打了電話,派車來把她姐姐送到醫院去搶救。此後該妹妹便以恩公自居,但凡和姐姐發生衝突,便要發狠道:“不知好歹的東西!當初真不該救你!”

就是從這些感性經驗里,我才無比痛切地感受到痞子和傳統士紳的本質區別,那就是表現為道德倫理的人類美好情操的有無。由此,我無比深刻地領會了痞子革命意味着對中國傳統道德以及一切文明生活方式的徹底顛覆,意識到了中共革命給中國造成了什麼樣的毀滅性損失。我那“中共革命建立的社會是中國歷史上最反動、最黑暗、最野蠻、最血腥的社會”的堅定結論,就大致是在那一時期作出的。

“破落戶”、“暴發戶”與“護院家丁”(二)

蘆笛

也就是在那個時期,我發現暴發的痞子們雖然以“自來紅”自傲,口口聲聲“龍生龍,鳳生鳳,老鼠養兒打地洞”,其實內心非常自卑,對被他們打倒“破落戶”們充滿艷羨,特別是稍有點文化的痞子更是如此。

我在前文中描寫的那些醜態百出的痞子家庭,都是從青紗帳里鑽出來,白羊肚手巾上還蓋滿了高梁花子的“三八式”文盲,大老粗的自豪感來自於毛給他們灌輸的反智主義。因此,他們的兒女談對象也絕對是只會在文盲隊伍中尋找。

例如那“大院”里的某戶人家的女兒談的對象就是我英勇的人民解放軍的某位“四個口袋”(當時取消軍銜制,官兵制服的唯一區別就是口袋的多少。當兵的倆口袋,當官的四口袋)。我每次進那“大院”,都要看見那“四口袋”端一小椅子坐在戶外,全神貫注地認真攻讀毛選,讓我想起當年班上那些寫了雷鋒式日記,專門擺在課桌上等待他人閱讀的積極分子們。

後來他們沒談成,那軍官便拿出一個小本子來,乃是上級因為他活學活用毛著獎給他的,上面密密麻麻地記滿了他和那女的談戀愛的每項支出,連逛公園化了幾分錢門票都記得清清楚楚,不但準確記錄了日期,而且準確到了分秒。證據確鑿,女方賴無可賴,只好罵罵咧咧地掏錢。我想,他花在那“變天帳”上的腦筋,一定比學習毛著的還多吧。

但略識之無的痞子就不同了。我廠有位女工,她爹原來是省委的一個書記,在文革期間成了死老虎,據說是翻不過來的鐵案,但百足之蟲,死而未僵,在上層照樣有龐大的關係網。有陣子我為了家人的事,去求那女孩請她老爸幫忙,多次登門拜訪。那女孩很講義氣,不但求了她老爸,還帶着我到處去找她爸的老戰友,但最後還是沒辦成。

這其間卻造成了誤會。我去她家前,那女孩大概向她父母大吹了我一通。我登門後便發現自己成了候選姑爺。老頭老太詳細地審問了我的出身和所有的直系旁系親屬,最後露出非常滿意的樣子來,無限讚嘆、無限傾慕、無限景仰地說:

“書香門第,難得!難得!好!好!”

我尷尬地說:“對不起,我是黑崽子,什麼前途都沒有,沒什麼難得的……”

老頭豪爽地說:“秀英又有什麼好的?她爹是大叛徒嘛!哈哈!不過,如果不是我倒了霉,她還真沒這機會,這就是壞事變成了好事嘛……哈哈!”

我更覺尷尬,只好趕快轉了話題。

以後我每次去,老頭若在的話,就一定要來向我虛心請教。他似乎對國外科技特別感興趣,老是纏着我打聽國外最新科技進展。我那時不過是個窮工人,哪知道這方面的事?好在那陣的《參考消息》有點這方面的簡訊,而且還出了份雜誌叫什麼《國外科技動態》,於是我便硬着頭皮胡侃海吹,什麼斯德哥爾摩市中心的地下商場(那地方後來我去過,根本不如我當年想象的萬分之一),什麼仿生學,什麼“有記憶的金屬”,等等,等等。

“‘有記憶的金屬’?那是什麼意思?”老頭打斷了我的話,滿臉好奇。

“那就是‘有記性的金屬’。國外科學家發現,某種金屬有記性,你在一定溫度下把它做成什麼形狀,然後再把它扭得面目全非,但如果恢復到原來的溫度,那金屬又會變成當初的樣子,這就叫有記性,因為那金屬‘記住’了當初的形狀。”

但無論我怎麼解釋,老頭也無法把“記憶”這種智力活動和無生命的金屬聯繫在一起,只是露出無限神往的樣子,呆呆地出了半天神,然後悵惘地說:

“什麼時候咱們國家能走上正軌就好了……”

說完這句話,他又沉默了,半天才醒過來似的,滿臉欽佩,重重的拍了拍我的肩膀,贊道:

“小伙子,有出息!有學問!有前途!知道這麼多,了不起!來,抽煙,抽煙!”接着就把聽裝的“大中華”打開遞了過來。

我這輩子還沒受到過如此禮遇,那聽裝的“大中華”更是平生未見,當下只覺得渾身上下每個骨節都不自在,便囁嚅道:

“伯父,我跟您說過了,我出身不好,沒前途,一輩子也就是做個小工人的命了……”

“那總比秀英有前途吧?唉,我家這些孩子,上學都沒出息,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其實我們還是很重視子女教育的。老二年齡也跟你差不多,你看他知道什麼?成天只知道跟一夥不三不四的流氓鬼混,打架、偷東西、玩女人,氣死我了!”

這下我可再沒法接口了,老頭罵了半天自己不成氣的兒女,突然醒悟過來,說:

“你和秀英出去走走吧。唉,我現在這日子過的,連個多餘的房間都沒有,只好讓你們出去玩了。你是來找秀英的,哪能讓我這不知趣的老頭纏個沒完沒了!”

我大窘,趕快告辭。老頭老太帶頭,全家畢恭畢敬地下樓送我出門,秀英又陪我走了很遠,我再三請她回去她都不干,讓我覺得無比尷尬。那時我剛被可可蹬了沒多久,跟未來的蘆娘子還沒“拍拖”(廣話)上,正處於“空檔”,但可可留給我的傷害實在是創巨痛深,哪有心思去談這些事?何況是這類家庭?但天下最難辦的事,就是你看出了對方的意思,但人家又沒明說,讓你無法開口,於是便只好裝糊塗。

不過,跟那家人來往的結果,是讓我發現其實痞子們也不是鐵板一塊,其中有的人並未與中國那種舉世無雙的尊重讀書人的傳統徹底決裂。秀英她爹就是這樣。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乃是痞子們中的“高知”,投身革命前是個高一學生。雖然他當初的書肯定念得不怎麼樣,因為連我這小他幾十歲的高三學生也能作他的私人導師,但人家好歹還是和那些我後來在“大院”見到的滿腦袋高粱花子的文盲農民痞子完全不同。

饒是如此,再開明的痞子也難免痞性,那就是入骨的勢利。後來我不得不和秀英疏遠了,最後更跟蘆娘子好了起來,秀英便落在了“空檔”上。她年齡到了,總要嫁人,便嫁給了一個“根正苗紅”的工人。

那小伙子其實為人極好,起碼脾氣比我好一萬倍,而且是典型的工人傳統,非常勤快,里里外外一把手。可惜因為人家沒什麼文化,便受到全家的鄙視,那處境跟我在前文介紹過的倒流知青“童養媳”毫無二致。不但得承包全家的家務活,而且備受全家人的侮辱欺負。等到粉碎四人幫,老頭官復原職,秀英立馬調了工作,成了幹部,她丈夫卻因為毫無文化,還得當工人,從此便進了人間地獄。最後據說給折磨得痴痴呆呆的,成了個“阿木林”。

那時我已經上大學去了,斷斷續續地聽到這些事,只覺得實在無法相信:印象里那老頭老太非常和藹可親,我在他家沒少抽過“大中華”,沒少飲過高級龍井,怎麼換個人就會這麼兇殘呢?

等到後來閱歷增加了,我才悟出:原來,越是原來出身微賤的痞子,暴發後便越勢利,這在他們其實是一種自卑情結,是缺乏自信心的表現。在很大程度上,咱們這個民族都具有這個特點,所以許多國人才盲目崇拜白人,鄙視黑人,甚至墮落到主張對回回實行三光政策。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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