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鄧小平為林彪機組遇難人員定性 |
| 送交者: 廣辛 2004年09月13日23:26:05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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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1971年的“9·13”事件,大家都不會忘記。當時,機上人員無一生還。這裡面,林彪及其妻子葉群、兒子林立果、死黨劉沛豐背叛祖國,死有餘辜。可是,機長潘景寅、機械師李平、邰起良、張延奎四位機組人員,是不是參與叛逃的成員或者是被林立果挾持他們的死最後是如何定性的呢凡是關心“9·13”這一歷史事件的人,都很自然地聯想到這個問題。 1971年9月13日零時32分,林彪一夥乘256號飛機倉皇出逃後,機組未登機的五名成員不知飛機去向,一片驚慌。9月14日下午,機組五人就被山海關機場的海軍人員兩個夾一個地押解上開往北京的火車。當晚,被關進公主墳的海軍司令部大院西側的平房裡。一個星期後,被送到設在北京軍區所在地的中央專案組。 1976年初,我們的飛行資格被下令解除,然後,一律轉業地方並勒令離開北京。 從此,本來就已經殘缺不全的機組五人各奔東西,另覓安身立命之所。 256機組在墜機中死亡的四名人員的命運,遠不如仍活在人世間的五個人。 “9·13”事件後,林彪一夥被定性為反革命集團,而機組遇難人員如何定性,沒有任何一級組織敢於拍板定案,成了懸而未決的疑案。 我們僥倖存活下來的機組五人雖然曾寫過大量的旁證材料,證明從他們生前的言行中,沒有發現任何證據來證明與林彪的叛逃陰謀有聯繫。只是當時機組五人也處在被審查處理的狀態,人微言輕,我們的證言在這一重大事件面前顯得那樣蒼白無力,在“四人幫”當政時期,沒有哪一級領導敢用我們的話為死者爭取一個說法。 轉機出現在1980年的11月15日,鄧小平在接見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總編輯厄爾·費爾時,曾正面回答了費爾關於三叉戟256飛機失事的原因。鄧小平說:“據我個人判斷,飛行員是個好人,因為有同樣一架飛機帶了大量黨和國家機密材料準備飛到蘇聯去,就是這架飛機的飛行員發現問題後,經過搏鬥,飛機被迫降,但這個飛行員被打死了。” 有關鄧小平這段重要講話的報道,刊登在1980年11月23日的人民日報上。當時,我已經被勒令離京隻身在外地工作整四年。 在那偏僻的塞外小城一個工廠的單身宿舍里,借着昏暗的燈光,我手捧報紙,熱淚盈眶,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潘景寅的愛人踏上了為夫正名的艱難之路。 除了上國務院信訪辦之外,這種問題一般主管部門是不敢問津的。開始,國務院信訪辦的人說,這個問題不是早已經落實了嗎也許他們認為,事情已經過去這麼多年了,憑經驗也早該落實了。等再找上門的時候,回答說,這樣的問題應該到原單位尋找解決辦法。潘景寅的家人幾經上訪,才引起有關人員重視,經信訪辦與原單位直接聯繫及有效的工作,信訪辦一方面讓專機師支取500元錢給家屬,解燃眉之急,為潘景寅的孩子看病;另一方面,由專機師就機組四位死難者的問題,向上級部門請示處理辦法。 潘景寅的愛人與全家,經過一年多的奔波,終於在1982年初得到了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簽發的《革命軍人病故證明書》。 《革命軍人病故證明書》內容如下: 潘景寅同志於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在蒙古溫都爾汗隨飛機墜毀死亡,特向各位親屬表示親切的慰問。望化悲痛為力量,為建設祖國和保衛祖國而努力奮鬥。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在證明書的背面有潘景寅所在的部別、個人簡歷、出生年月及專機師和區民政局簽發的撫恤金意見等。 另外三名死難者的證明書與潘景寅的是一樣的。從證明書中可以看出,證明書中“隨飛機墜毀死亡”一句是死難者定性的核心。也就是說,機組四人的死其性質屬正常死亡,既不能像林彪等人那樣屬於叛徒,也沒有按正常飛行事故中以身殉職那樣被定為烈士。按這樣的結論,潘景寅的家屬得到了500元撫恤金,再加上搬家損失等共得到了近7000元的補償。 這裡需要指出一點的是,《證明書》上印的是“革命軍人病故證明書”,其中“病故”二字顯然與實際不符。據說,當時找不到“死亡證明書”,上級簽發的時間又很緊,不得已而用之。 也許還是根據鄧小平講話的精神,已經遠在外地多年的機組五人及相當一部分受“9·13”事件牽連人員審查結論被撤消,檔案中已見不到“9·13”事件的痕跡,就像是當年沒有發生過這件事一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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