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霧霾”成了中國人最關心的熱詞，倒不是他們已經從“各人自掃門前雪”的小農思想，又回歸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高尚境界。而是霧霾已經不請自來、無孔不入地，進入到每一個人的生活中（甚至身體裡）。不斷製造民主主人享受“幸福生活”中的干擾與痛苦：損害大眾皇帝追求“長命百歲”中的壽命與健康；阻撓國家實現“宏圖大業”中的進程與速度；……；總而言之一句話：始終在充當着事與願違的“麻煩製造者”，成為千夫所指、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

但是，在這種異口同聲的詛咒、抱怨中。我們中國人，是否應該認真考慮一下“形成這種災難性霧霾的原因”，而不要只知“怨天尤人”地、把責任推給政府或他人頭上。以便追根尋源、找到其病根之所在，再擬訂根治的方案。而不是以“受害者”自居，一味控訴、埋怨環境給自己造成的傷害。卻不知道原來真正的“始作俑者”，竟然是包括自己偉大領袖毛澤東在內（因為自喻“無法無天”的他，在面對有良知和遠見卓識的、梁思成等著名學者，不斷呼籲反對“以工業化改造北京”時。卻反其道而行之。宣稱『希望看到“（工業）煙囪（產生霧霾的元兇）”，在北京“林立”』的我們自己，是客觀理論上從來沒有失去過的“（隱性）民主社會”中（詳細闡述，請進入“潘一丁博客”中，查閱拙文《論民主》），作為社會主人（大眾皇帝）的自作自受！

記得六十年代筆者到北京出差，就已經遇到過這種現象。晚上在馬路上，只要沒有風，就會發現行走中的汽車燈光，正穿行在地面上的一片濃濃的塵霧之中。後來才知道，北京地處四周環山的盆地之中。所以在沒有風的時候，比空氣重的煙塵或汽車尾氣，就會積聚、停留在地面上，無法散去。而且當時這種現象，早已經在一些以燃煤為能源的工業較發達城市（如大同、太原、石家莊等）形成了。而國際大都市發展史上的教訓已經證明，霧霾其實是一味片面、盲目發展工業化的必然結果。

現在科學研究已經有結論，認為汽車是製造一半以上PM2.5（霧霾）的元兇。只是五、六十年代的北京，汽車數量尚少，加上道路上因數量少，車速能夠較快，形成了可以驅散一部分尾氣、阻撓其沉積下來的“拉風效應”。所以當時還成不了霧霾天的氣候。

但是隨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陷入了一味追求“一切向錢（或GDP）看”的狂熱之中。而極力鼓勵、扶持發展民用小汽車的生產，就成了有效拉抬經濟、刺激消費的國策。讓逐漸富裕起來、步入小康生活的中國人，在一貫就有的虛榮、攀比互動之風的影響下，根據沒有前提條件限制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錯誤政策（絕對違背了“不患貧而患不均”的原則，犯了民族大忌），在以不公平的“刺激消費”人為條件（靠權力和關係網）製造出來的富豪、大款們帶頭下，無視“人口基數龐大”的國情，貿然掀起了“購買小汽車熱”。終於讓許多城市中的小汽車絕對值擁有量，動輒以百萬計。必然而不可避免地從量變到質變、產生足以左右空氣品質的霧霾，更對交通擁堵、環境污染、生活品質下降等，造成了全方位的負面影響。成百上千輛小汽車扎堆在馬路上“龜行”着，以“既浪費大量堵車時間、又糟蹋無謂燃料油錢”的現實，讓那句現在還時髦着的名言『時間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錢』成了不知所云的天大諷刺。更不幸的是，這種現實正在日益陷入不斷的“惡性循環”之中。

由於車速緩慢甚至擁堵，造成道路單位面積上汽車數量的增加，不但加大了製造霧霾的尾氣排放總量，原有的“拉風效應”也蕩然無存。而且更因為無數高樓大廈的存在，形成了比天然防風林還有效的鋼筋水泥“石林”，大大妨礙了自然的空氣對流，也留滯了汽車廢氣的散發。這些因素加在一起，真是想不出現“霧霾”都難。以至於在深圳這樣、綠化程度數一數二的濱海城市，只要遇到無風日時，從高地向遠處望去，所形成的霧霾照樣要使能見度大打折扣。

現在終於連政府也想着手整治“霧霾”了。這是好事，相信如果能結合民間的積極性和智慧，一起群策群力，以中國文化加工出來的中國人的、聰明智慧和行舉國體制的超強能力，只要堅持真正（不是假冒偽劣）的“科學發展觀”，避免“總是說對話做錯事”的老毛病，應該是能夠找到有效的解決之道來的。

這不是教條式的口號或說教，而有針對性“預防針”。因為已經有無數歷史事實或教訓，證明我們其實是因為不懂科學和“科學發展觀”、甚至不懂“從量變到質變”的道理，才會“總是說對話做錯事”的。具體的事例，可以隨地拾來比比皆是。那什麼是真正的“科學發展觀”呢？

其實，對霧霾這個具體問題的“科學發展觀”，就是承認並接受『事出必有因，有因必結果』的科學《因果論》。老實、認真，而不是文過飾非地，反思、檢討中國人自己的所作所為，從而認識到，這其實是大自然客觀運動規律（道），對中國人整體（而不是各別）的無知和胡作非為的一種“天譴”，以懲罰他們對一個起碼的經濟數學原理、和龐大人口基數（13億）的忽視。那就是理論上『對13億中國人整體而言，任何“利多”的好事（比如人權和社會福利），都要除以13億後，才能落實到每一個中國人頭上；而任何“利空”的壞事（比如製造霧霾或“一切向錢看”等壞習慣、壞毛病產生的影響）都要乘以13億後，疊加起來，顯現在自己社會中或全世界範圍內，必然地產生舉足輕重的正、負面的影響』

其實，在中國文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佛教觀點，早就看透了這個原理。所以才苦口婆心地提出“眾善皆行、諸惡莫作”或“莫以善小而不為，莫以惡小而為之”之類，有針對性的諄諄教導。可惜卻被只知一味“胡亂解壓縮中國文化”的讀書人，“反其道而行之（在作污染環境之類大惡的同時，行一點捐款之類的小善）”地耽誤了。如果中國人和他們的經濟學專家學者們，能夠掌握一點這種淺顯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的話，很多關於“為什麼”的困惑、如『中國領導人為什麼在自己還不富裕的時候，總喜歡到處充“大尾巴驢”，對諸如阿爾巴尼亞、朝鮮、越南或非洲的莞爾小國之類，表現出“無私的國際主義精神”；以及“黃禍論”“蝗蟲論”等論調出爐的深層次客觀原因』之類的問題，就都迎刃而解了（歡迎公開質疑、切磋）。

由此可見，理論上根據“權利與責任對等”的客觀原則，作為社會主人的廣大民眾，理應認識到，這是我們和我們的領袖一起“集體闖的禍”。起因就是一起去“因惡小而為之”，再被乘以13億所放大的結果。所以無論願意不願意，都必須承擔後果的責任，並付出相應的代價。而且為了解決問題，還要再準備上下一起，從政府或自己個人、家庭的“小善”開始，作出一定的“犧牲”，而不是把責任向政府或企業“一推了事”，企圖以別人承受不了的“犧牲（如失業或下崗）”來彌補自己的“小惡”。而是應該下決心從自己開始做起。比如政府帶頭取消一切公務用車，代之以刷卡（可以保留備查記錄）乘坐全市有足夠數量和調度能力的電動出租車；以進一步降低公交車票價，以及增收購買非電動小汽車者的“尾氣附加稅”、和“使用環保稅”，來鼓勵民眾少用私家車，充分發揮“經濟槓桿”的作用。只要能夠靠以身作則和“以理服人”來說服民眾，獲得他們的理解和支持，就一定能頂住利益集團的干擾或阻撓，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

這絕對是經得起推敲質疑和實踐檢驗的可行方案，就看我們自己能不能從“雖以惡小而不為、卻以善小而為之”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