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誰惹來了耶魯? 耶魯是美國的著名大學,培養出的歷屆總統、國務卿、參眾議員不計其數,獲諾貝爾獎金的科學家也不計其數,這是許多人都知道的。那麼耶魯與遠在萬里之外的中國湖南有什麼關係呢?這卻是很多人所不知道的。湖南省會長沙市內有一所歷史悠久的醫院——湘雅醫院,它的對面隔着馬路,就是並校後歸屬中南大學的湖南醫學院了,而湘雅醫院一度叫做“湖南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其實湖南醫學院在解放前一直叫做“湘雅醫學院”的。所以“湘雅”既是醫院之名,也是醫學院之名。那麼“湘雅”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湘”字不難理解,湖南省之簡稱也,自古如是;而“雅”字呢?那本是“雅禮”的縮稱,而這“雅禮”不過是“耶魯”(Yale)的舊譯而已。如此說來,“湘雅”醫學院及附屬醫院,自然就是“湖南耶魯”醫學院及附屬醫院了。其實更值得一提的是,湘雅醫學院是中國規模完善的第一所現代醫學院,而湘雅醫院也比聲名赫赫的北京協和醫院問世還要早上六年!那麼又是因為什麼原因,中國的第一所現代醫學院竟設在了遠離政治經濟中樞的湖南長沙,而不是在首都或是開風氣之先的沿海呢?這就說來話長了。 湖南這個地方有兩個特點,一是富庶,自古有“湖廣熟,天下足”之謂;二是人不安分,敢為天下先者眾多,所以才有“無湘不成軍”和“亡中國除非先亡湖南”之說。戊戌年那個孤身威逼武人袁世凱殺西太后不成,事敗可逃而不逃,偏要以身殉難的譚嗣同,就是湖南人的典型標本,更不必論前之曾左,後之毛劉了。說這麼幾句題外話,為的是要說明,把“耶魯”給惹進湖南,說到底還是湖南人自己這點犟脾氣。 晚清國事日非,列強環伺,教案頻起,湖南便適時出了個按捺不住的周漢。周漢,字鐵真,寧鄉人,曾入左宗棠幕府幫辦營務,升陝西候補道,後因病返湘,寄居省城長沙,在寶善堂刊印圖書。光緒十四年(公元1889年),周漢由於耳聞目睹西洋傳教士來華日多,內中頗有包攬詞訟、強占田產的不法情事,乃刊刻了一本專以反洋教為目的的通俗圖冊,題名叫做《天豬教》。之後周漢一發而不可收,秘密刻印散發類似的反教宣傳品長達十年之久,且種類繁多,數量驚人,流布於湖南全省,乃至於長江流域,華北西北,均有人暗中傳閱。周漢的言論中,不外乎稱世間只有儒釋道三正教,其餘皆為邪教、妖教、“天豬教”(取天主教之諧音);洋人來華只是想“謀中國江山,剝中國銀錢,害中國性命”;說洋教士拿中國人剜眼、割腎、取胎、切奶,無惡不作;國人自應“崇正黜邪”、“殺身報國”,以衛道保種云云。周漢的宣傳品對於催生後來的義和團滅洋風潮,應有相當之作用。周漢的免費宣傳一干十年,清廷與各國傳教士竟然俱不知何人所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在洋人的催逼下明察暗訪,發現這些印刷品多來自湖南長沙,終於偵知周漢其人。湖廣總督張之洞在洋人和上峰的雙重壓力下,按李鴻章給出的主意:“以別項劣跡,奏明酌量辦理”,給周漢扣了一個“瘋癲成性,煽惑人心”的罪名,將他“照瘋病例”留獄長期拘押監禁,時在光緒二十三年(公元1898年)。說起來思想政治犯另擬罪名定讞,以防人之口,真是由來已久呢。 周漢被囚,是在庚子之變前,但他的影響卻及於庚子之後。當京城和華北的“拳亂”鬧得洶洶然,而後八國聯軍登陸大沽口,進軍北京解使館之圍,迫使“兩宮西狩”的時候,湖廣總督張之洞與兩江總督劉坤一聯絡兩廣總督李鴻章,與洋人搞起了“東南互保”,其實是以理性的態度拒不執行慈禧與所有洋人開戰的“亂命”,極力保持洋務運動好不容易才開創的現代化進程,這份苦心在亂平後是連老佛爺自己都不得不稱讚的。可站在類似周漢的“華洋不兩立”的頑固立場上來看,則“謂朝廷誤信李、張則可,謂朝廷誤信拳民則不可”(湖南邵陽欲組軍“勤王”的賀金聲語),所以“蓋天下百姓之于洋人,莫不恨入骨髓,思圖報復。向之所以未發者,畏李、張得挾天子以防制之”(出處同前)。在遠離北方戰亂中心的湖南,竟連續發生逆張之洞等維持和局意圖的事件:衡州教案、辰州教案、賀金聲欲組軍勤王案,表現出強烈的仇洋情緒,恐怕不能說與周漢此前的大力宣傳無關。於是張之洞處於微妙的局勢之中,自然不得不委曲周旋,對內彈壓,對外解釋,雖勉力平息事態,卻留下了“奴顏媚外”的罵名。 湖南人頑固排外的名聲遠播,竟然傳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國耶魯大學,激起了一群同樣倔犟的美國年輕人的傳教熱情!他們屬於此時剛剛成立的“雅禮中國協會”(Yale-China Association),一成立就積極籌集資金,爭取教師支持,到1902年共募集一萬七千美元,成立了“耶魯外國傳教團”,建立了“耶魯中國計劃”(Yale in China),決心在中國縱深地區推行基督教教育,要“為上帝,為遠東的兄弟們的福祉,貢獻名曰‘耶魯精神’的那種力量”,他們發誓要將基督精神發揚光大於最保守排外的湖南!而絕不願意坐享其成,去諸如北京上海那樣看起來更適合開展工作的地方。他們奔的就是長沙這個“散布以暴力手段對付傳教士的言論中心”,真有點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氣呢。這大概就是“兩個文明的衝突”?鑑古而知今,一百年前湖南“犟驢子”們保種衛道的執拗,比之今日之中東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何如?而當年耶魯學子們的傳教熱情,比之今日小布什不惜動用武力,必欲向全世界推行其價值觀的“牛仔外交”又何如?真箇是後之視今,猶如今之視昔乎?噫嘻,悲夫……
(二)兩個前仆後繼的美國年輕人 1902年,雅禮會中最熱心的積極份子勞倫斯·薩爾斯頓(Lawrence Thurston)攜夫人前來中國考察。他在學習了中文和調查了大量已經在中國紮根的傳教士後,決定雅禮中國計劃的重點應該是建立一個以醫學為主的教育機構。他知道這個計劃規模宏大,不會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但這並不妨礙他沉醉於自己設想的美好前景之中。薩爾斯頓不是沒有考慮過湖南以外的建校地點,他曾騎着毛驢去山西進行了艱苦的調查。然而,薩爾斯頓最終仍確認湖南才是個有特殊前景的地方,那裡當時有2千1百萬人口,以反洋情緒強烈著稱,而這正是湖南人吸引薩爾斯頓的地方。他認為湖南人“有很強的陽剛活力、天賦領導才能、高度獨立能力、非常吸引人為其工作”。不幸的是,薩爾斯頓的健康迅速惡化,被診斷身患肺結核,不得不在確定校址之前返回美國。在返回美國的海船上,薩爾斯頓悲傷地寫道:“離開中國折斷了我的每一根心弦,返回中國是我們的決心。我在祈禱我的回國能激勵一些耶魯學子履行自己的責任和權利,而不是使他們灰心喪氣。”他到達加里福尼亞後不久就病故,年僅29歲。 雅禮會並未因薩爾斯頓的夭折而停止自己的中國計劃,它仿照英國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在印度設立傳教會的方式,也在中國設立雅禮會,並發展會員。經一番選擇與甄別,雅禮會決定邀請正在印度孟買行醫的愛德華·休姆(Edward·H·Hume)代表雅禮會,到湖南行醫,建立傳教的立足點。然而休姆因祖父、父親都在印度工作多年,此時他自己已在孟買開設了一家醫院,視印度為自己的第二故鄉,他不願去陌生混亂的中國湖南。可雅禮會自有做思想工作打動休姆的辦法:他們承諾讓他去辦一家最新式的現代化醫院,而且在時機成熟時,要開辦一家像休姆的母校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那樣的醫科大學。這個誘惑太難以抵制了,特別是對於休姆這樣一個年輕有為、事業心極強的醫生來說。休姆專為此行學習了一年漢語後,終於在1905年攜嬌妻幼兒登船浮海而來,於次年歲初抵達長沙,這時他的年齡恰與薩爾斯頓去世時的年齡一樣:29歲。就好像這兩個年輕人並非前仆後繼,而竟是一個人一樣!休姆從此以漢名“胡美”為中國人所知。他為自己取這樣一個名字,是否在表示我是一個為湖南服務的美國人?此種臆測已無從證實。只知他在與中國人打交道時謙和有禮,常躬身自我介紹:“敝姓胡,胡美。”
(三)求人治病的洋醫生 胡美到達目的地的1906年,長沙以東發生了“萍、瀏、醴起義”,那是由同盟會策動的舊幫會暴動,很快被鎮壓下去,卻株連砍掉了二萬多顆人頭。而同年因受美國“華工禁約”的刺激,在長沙突然興起的抵制美貨運動,則對胡美初期開展工作造成了更直接的衝擊。當“抵制美貨為大清國民之天職,吾湘斷不可後人”的傳單滿城散發之時,胡美一定親身體驗到了湖南人排外情緒之激烈。可他卻沒有退縮,而是默默地朝着自己的目標前進。當時的湖南巡撫俞廉三迫於民間輿論的壓力,頒布了嚴禁將長沙城內任何一寸土地出賣給洋人的禁令,胡美只得借用一位劉先生的名義,在長沙小西門的西牌樓,買下了原由羅姓老闆開設的“中央旅館”的地皮及房屋,經修葺粉刷後,正式掛出了“雅禮醫院”的牌匾。胡美為了防止好奇的路人闖進來,還在門前裝上了高大的柵欄,這絕不是出於過分的謹慎,因為只要想一想周漢曾宣傳的洋人將中國人剜眼、割腎、取胎、切奶的說法,與西醫經常要做的外科手術,二者之間可能發生的聯想,確實是很令人不寒而慄的。胡美十分明白這一點。 雅禮醫院的對面,是為將來開辦雅禮醫科大學做準備的預備學校,名為“雅禮學堂”,首期招收了五十三名男生。這所“雅禮學堂”日後演變成了今日尚存的“雅禮中學”,那是現在湖南長沙的一所重點中學,每年耶魯還要派教師來校授英語課呢。胡美一人兼任醫院院長、惟一的醫生、預備學校的校長,而他的助手只有他的妻子洛塔。面對上世紀初守舊的湖南人對西醫的偏見,胡美一時很難找到治療的對象,不光是因為西醫迥異於中醫的治療方式,還有胡美本人那隆準深目的白種人相貌,都是他被病人接受的障礙。於是他專門尋找無錢治病的窮苦人,希望這些命賤如蟻的人們能夠有勇氣把自己的身體交給“洋鬼子”擺弄,可就連他們也大都情願忍受疾病的折磨,而不肯冒被洋人“宰割”的風險。胡美不得已,到街上去求,去拉,他堅信一旦有人讓他治病,就一定會成為他的活廣告,就不愁沒有第二個人來找他。據說他的第一個病人就是這樣從街上拉來的,那是一個患“癤毒”的乞丐。長沙夏天炎熱無比,是中國的幾大“火爐”之一,很多人在夏季會因皮膚感染,生出巨大的膿瘡。那個乞丐的頭上就長了一個大癤子,而他恰好是一個活得生不如死的人,情願將生死置之度外,挨上這洋鬼子一刀又有何妨?胡美在湖南的首例手術,在他那簡陋的醫院裡開始進行。病人躺在一張門板上,那就是臨時的手術台了。胡美為乞丐切開膿瘡,排膿消毒,上藥包紮,這時外面已經逐漸聚集了不少聞風而至的看熱鬧的人。他們或是想看看這個自告奮勇的“試驗品”是否果然無恙,以決定自己的病症能不能交給這個洋人治療,或是等待乞丐一旦出現意外,坐實洋人以治病為名殘害中國人的罪名,就此與這位近在眼前的惡魔算賬。乞丐頭上包着紗布,用自己的雙腳走出了醫院。真是有人歡喜有人失望,人們爭着去揭乞丐頭上的紗布,定要對他的傷口眼見為實。胡美追出來加以阻止,他擔心人們的髒手造成乞丐的傷口感染。可這又帶來了新的疑惑和謠傳,洋鬼子不讓看就必是有名堂,他既然在中國人頭上動了刀子,不做些手腳豈不是不合常理? 但那個乞丐頭上的癤毒真的就這麼結痂脫落,雖留下一個淺紅的疤痕,卻毫無疑義地痊癒了。人們在半信半疑之間,逐漸有些膽大的人開始避開別人的視線,悄悄地溜進了雅禮醫院,找胡美診治自己或家人那些經中醫久治不愈的病症了。胡美在求診病人漸多之後,又要小心翼翼地避免為重病人治療,因為醫院條件簡陋,他怕一旦收治後出現病重不治死亡者,將引起新的糾紛。但這種情況對於一家醫院來說,實在是難以避免的,終於出現了死在醫院裡的病人。胡美用雙倍的價錢買了棺材,親自登門向死者家屬道歉,才免除了災禍。畢竟治好的病人比治不好的多,胡美和雅禮醫院的名氣逐漸積累。最初四年的工作極有成效,他治癒的病人果真都成了為雅禮醫院廣為宣傳的活廣告,而這一點反過來成了他的輿論保護傘,在1910年狂飆突起的長沙“搶米風潮”中,挽救了雅禮醫院和他本人。 (四)在“搶米”風潮中 宣統元年(公元1909年),光緒、慈禧兩宮接連崩逝,大清朝風雨飄搖,而天災也接踵而至,似乎真如漢儒董仲舒所倡言之“災異說”,人主失道,必干怒於上天而降災示警。湖南瀕臨洞庭湖的產米區,因洪水泛濫,十垸九潰,大面積絕收,造成米價飛漲。而當時在湖南一帶從事貿易者,資金最為雄厚的是英、美、日等國商人控制的洋行,他們以牟利為首要目的,本是遵循商業資本運行的邏輯,在平時倒也無可厚非,可在大災之年,弄得不好就是犯眾怒的事情。此時的湖南巡撫是曾親身護衛西太后逃往西安的重臣岑春煊的親弟弟,名叫岑春蓂,他與各國洋行訂約,允許洋行通過本省行商,深入產米區直接搜購,購得之穀米一部分經廣州出口,一部分轉運各大城市賺取差價。可岑撫此政一出,便與湖南本省的米商們產生了矛盾,因為本省米商不希望外人插手獲利,要在災年囤積而取得暴利,何不自家人壟斷,反叫肥水流進外人田?這場爭論中,代表本省米商的官方人士是布政使莊賡良,一時撫部相齟齬,岑春蓂堅持踐約讓洋行外運穀米,莊賡良極言不可,為保證本省供應,必須立刻禁運。爭論傳到外界,百姓立將米價上漲歸咎于洋行搜購外運。此時米價已由平時的每升四十文漲至八十文,南門外挑賣沙水的黃某,因無力糊口養家,妻子跳水自溺,黃某求告無門,乃將兩個小孩投入水塘,自己也跳入水塘自殺了。此事迅速傳開,激動的饑民開始四出砸搶。岑撫彈壓不住,下令以六十文一昇平糶,繼而又壓低至五十文,但群眾情緒已難以控制,遂搗毀巡撫衙門的大門,衝進大堂。岑撫只得令巡防營士兵開槍,當即死傷六十餘人。但第二天早上饑民在將全城穀米堆棧搶掠一空之後,再次圍困撫院,縱火燒房。士兵亦再次開槍,又斃傷二十餘人,群眾卻仍圍而不退,大有誓死抗爭之勢。岑春蓂不得已上報軍機處自請處分,掛印出走,交出爛攤子給莊賡良善後。 莊賡良署理湖南巡撫,一度將米價強行定為五十文一昇平糶,但洋行和本省米商俱陽奉陰違,不但不按官方定價出賣,反暗中以低價搶購官倉之米。官倉迅速售罄,於是市面有價無市,饑民再次騷動。又因有人看到湘江中英、日軍艦上的大炮脫去了炮衣,並將炮口朝向城內,乃傳言洋鬼子為偷運湖南的穀米受阻,意圖轟擊長沙以為報復。眼前的飢餓與以往的恥辱,加上周漢多年宣傳在湖南人心底積累的偏見,一時匯合成不可遏止的仇恨,泄憤的目標轉向了洋人,於是長沙城內的教堂、洋行,乃至海關公廨、西人俱樂部等,悉數被搗毀焚燒。而胡美及時逃脫後,他的地處鬧市的雅禮醫院,卻恰因為在病人中的口碑極佳,而得巡防營着力保護倖免於難,這就得被看作是對他四年胼手胝足開創事業的最高回報了。
(五)湘雅肇建 胡美雖有驚無險,但他所受到的震撼肯定畢生難忘。而署理巡撫的莊賡良,也緊隨着岑春蓂之後,被撤職查辦,成為對搶米風潮負責的又一位地方大員。此時已經到了大清朝苟延殘喘的最後時刻了,但胡美的事業卻剛剛開始。雅禮會物色到了一位當時尚極罕見的中國籍醫生,讓他來當胡美的助手。這位醫生名叫顏福慶,上海人,耶魯大學醫學院畢業生。雅禮會資助顏福慶讀完了耶魯的醫學課程,交換條件就是他畢業後必須去長沙的雅禮醫院行醫。顏福慶的來到,使孤軍奮戰的胡美大受鼓舞,他們兩人一起迎來了第二年中國政局更大的變動——辛亥革命。 鼎革之後,掌管湖南軍政大權的是譚延闓,這個人對於胡美的事業,簡直是上帝專為他送來的保護神。譚延闓的母親李太夫人患了大葉性肺炎,雖經多方延醫問藥,遍請長沙城內有名的中醫診視,卻病勢日沉,不見絲毫好轉。譚延闓家本是湖南名門,他與其父譚鍾麟都是進士及第,得授翰林,他還是個大孝子,所以對母親的病重焦慮之極。譚延闓的門下提出,太夫人的病既然如此難治,何不請西牌樓的洋醫生治治看?譚延闓抱着死馬且作活馬醫的僥倖心理,派人前往請胡美出診。胡美當即與顏福慶到了譚府,聽診、量體溫、詢問病史,二人已知是大葉性肺炎無疑,並且料到此病上升期已近尾聲。於是開了些普通的消炎退燒藥,囑病人靜臥多飲水而已。譚家半信半疑,以為西醫不過如此,只好準備後事了。沒想到第二天起,太夫人的病情即大大緩解,接着不幾日就完全痊癒了。譚延闓大喜過望,視胡、顏為神醫,說,如此先進之醫術,何不引起中國來呢?這當然正是胡、顏所想。從此三人結為莫逆之交,籌划起創辦醫科大學之事來。 1913年7月,湖南省政府與美國雅禮會簽訂草約,決定在長沙創辦“湘雅醫科專門學校”,湖南省政府支付銀元二十萬作為開辦費,之後每年支付經費五萬,並由雙方共同購土地七十多畝,建新校舍於北門外麻園嶺。但此計劃的實施卻受到了意外的阻力,事情是這樣的:譚延闓以湖南省政府的名義,將聯合辦學的計劃上報北洋政府國務院備案時,卻遭到了湖南留日派人士的強烈反對,聲言只有他們才可代表湘省醫學界。北洋政府聽信此言,以地方政府與外僑團體訂約案無先例為由,電令取消合同。譚延闓再派人赴京力爭,並動員了在京的數十名湘籍政界要人,作為他的“院外活動集團”,四處遊說。然北洋政府成命已出,遽然收回顏面何在?譚延闓只得又聯絡三十五名在京任職的湘籍要員及社會名流,發起組成“湖南育群學會”,以民間團體的名義,與美國雅禮會合作,這才繞開了北洋政府電令禁止的障礙。 整整一年之後,湖南育群學會代表湖南省政府,與雅禮會實踐前約。顏福慶成為首任醫科學校校長,而胡美任湘雅醫院院長,兼學校教務長。胡美和雅禮會的夢想,在他到達長沙八年之後,始得成為現實。胡美隨即攜妻子洛塔返回美國,他要獲得更多的經濟支持。胡美的目標早已鎖定,那就是耶魯校友哈克尼斯,他是一位正在尋求創番事業的慈善家。胡美帶着自己擬定的計划去與哈克尼斯共進午餐,在席間故意談起自己的工作,還有在中國的種種體驗及見聞,他是在有意識地誘導哈克尼斯,想讓他主動提出醫院和醫科學校應該如何設立的建議。哈克尼斯果然提出由他投資購置醫院和學校的設備,一定要按當時的最高標準,所謂歐美甲種標準來開辦和管理,他說,我不願意以後再出錢來維修和更新,我們辦就辦最好的,要一勞永逸。胡美喜出望外,連忙從口袋裡掏出自己的計劃,遞上去告訴哈克尼斯,那正是自己夢寐以求的。可當胡美帶着從美國購置的最新設備回到長沙時,他的朋友譚延闓卻已經在政治鬥爭中敗北,被大總統袁世凱勒令入京待罪,甚至判了四年徒刑,只是後來在別人的擔保下,才放他去了上海。胡美要面對的是完全不熟悉的北洋系的新省督湯薌銘了,他還會不會實踐譚延闓的承諾,繼續資助湘雅呢? 正在胡美焦慮擔憂之時,卻由省政府傳下話來:湯大人第二天要來湘雅視察。胡美與顏福慶抓緊時間做準備,想要將醫院和學校的各個方面都弄得像那麼回事。別的都還說得過去,唯獨解剖室里空空蕩蕩,因為在那個草創時期,屍體很不容易到手,而且外間本來就對西醫傳說紛紜,湘雅尚未開展解剖的課程。有人提議,何不到城外去撿拾剛剛被湯薌銘的北軍槍殺的亂黨屍體?胡美被提醒,連夜帶領師生出城搶運,真的在第二天讓湯大人看到了很氣派很現代化的擺滿了屍體的解剖實驗室。湯薌銘是留日出身,對解剖並不以為怪,可這個綽號“湯屠夫”的省督絕不可能想到,這些屍體其實是他本人提供給湘雅的。不管怎樣,湯薌銘表示對湘雅十分滿意,答應按前任的承諾繼續向湘雅支付經費。 不久,袁世凱稱帝引起護國戰爭,程潛的軍隊進入湘南,逼近長沙。被袁世凱授為“靖武將軍”的湯薌銘,迫不得已背棄了主子,也宣布了湖南獨立,脫離袁皇帝的控制。袁世凱驚怒交加,一病不起。湯薌銘督湘僅一年有餘,卻殺掉了一萬七千多人,與湖南人結怨甚深,他知道在此站不住腳了,乃匆匆逃離,胡美的朋友譚延闓得以短暫地回湘主政。但他也好景不長,接着又被段祺瑞的內弟傅良佐取代。之後又暴發直皖戰爭,湖南落到張敬堯的手裡……湘雅就在這樣的政治動盪中發展着自己的事業,在開辦醫科學校之後,又開辦了護士學校,甚至招收了女生入校學習護理,這在當年更是驚世駭俗的事情。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前夕,湘雅已初步實現了胡美的理想:在教學和實驗上儘可能接近美國約翰·霍普金斯醫科大學的標準,有堅實的基礎課程,合格的專任教師,完善的實驗設備,充分的實習課時,良好的臨床基地,並且完全用英語教學等等。首批招收的學生,此時也已畢業,因標準很高,淘汰率亦高,但也培養出了如張孝騫先生這樣日後成就卓著的醫學專家。這一年醫學專科學校的各個年級都已經滿員,可實際上一共不到五十名學生,而這些人都是日後中國開展現代醫學的火種。湘雅有所謂“光榮的誠實制度”,每次考試時無人監考,教師出好試題後就離開,由最後一位寫完試卷的學生收齊試卷送交教師。一般是無人舞弊的,一旦發現有人舞弊,則嚴厲處罰,直至開除學籍。通過這種教育,令學生養成自製、自尊,以誠實為無上光榮的信念。這就叫做“Honor System”。湘雅還教育學生要對生命和人體持極端尊重的態度,這在當年中國處於亂世,普遍視人命如草芥的時代,尤為難能可貴。有這樣一個例子:學生在上解剖課時,被解剖的屍體來自於一位患腹部脂肪瘤的女病人。有學生發笑說,這個屍體比豬還肥胖。上課的美籍女教師當即訓斥學生,說死者給我們提供了學習的機會,我們的態度應該嚴肅恭謹,並向死者致敬。她率聽課的學生肅立向屍體鞠躬,使在場的每一個人都感受到了深刻的醫學倫理及人道精神。正是此種潛移默化,為湘雅學子們養成了高尚的醫德。
(六)革命狂飆 乘“五四”之機,湖南發動了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驅張(敬堯)”運動,其中湘雅學生也積極參與。這件事與毛潤之先生頗有關係。他此時已經從湖南第一師範學校畢業,正式職業是小學教師,但他卻將大部分精力放在辦《湘江評論》鼓吹革命之上。他在《湘江評論》被張敬堯的省政府查封之後,又成了湘雅學生主辦的《新湖南》的主要撰稿人和特約編輯之一。因為他的激進言論,《新湖南》也很快就被查封了。毛潤之與湘雅的學生領袖李振翩成了好朋友,他們共同組織了赴北京向段祺瑞政府請願的代表團,他們請願的目的是將張敬堯驅逐出湖南。李振翩後來也是湘雅培養出來最有成就的醫生之一,他去了美國深造,成為一名病毒學專家。而他更為世人所知的業績,則是1973年回中國訪問講學,並且因為他與毛潤之先生的舊交,而在中美兩國政府之間牽線搭橋,對中美恢復正式邦交所作出的貢獻。 毛潤之與李振翩等人在1919年的活動,其實是得到胡美及湘雅校方的同情的。這可以從《新湖南》被查禁之後,毛潤之繼而開辦的“文化書店”租用了湘雅的房產一事中看出端倪。但從意識形態上來講,歸屬教會的胡美與思想日益激進的毛之間,終究在本質上是對立的。 1920年,張敬堯終於離開了湖南,當然並不是被學生們的請願所趕走的,而是被胡美的老朋友譚延闓和他的部下趙恆惕用武力驅逐的。譚、趙利用了直皖兩派軍閥之間的矛盾,在直系吳佩孚的默許之下,將屬於段祺瑞皖系的張敬堯打跑了。胡美對於譚延闓回湘主政,當然是額手稱慶的,但很快內訌又起,譚延闓被自己一手培植起來的趙恆惕逼走了,趙成了湖南新的主宰者。趙恆惕爭的是權力,卻自稱要“繼承譚公未竟之志”。他要搞“湘省自治”,要頒布中國的第一部省自治憲法,他既不願臣服於北洋政府,也不願作廣州孫中山的附庸,他想成為全中國“聯省自治”的旗幟。這樣的人,自然會認真維持與美國雅禮會的合約,因為辦好中國的第一所現代醫科大學,是讓他臉上十分光彩的事情。 胡美、顏福慶與湘雅,托趙恆惕之庇護,順利工作到了1926年的夏季,其間只是在1924年育群學會與雅禮會十年約滿時,經北京政府核准重新續約了十年。而在1925年,還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於是醫學再次受到政治的衝擊。五月底,在上海公共租界,英國巡捕開槍斃傷數十名示威的工人和學生,他們示威是為了給被日本人殺死的工友顧正紅申冤。中共迅速組織了上海全市的罷工、罷市、罷課,一時風潮影響到湖南,激進的學生們立刻行動起來。湘雅的學生也在6月初罷課兩天,作為響應。中國的政治風波,胡美已經是見慣不驚。可他此時絕沒想到,遠在上海發生的事件,會直接誘發後來讓他不能繼續在湖南立足的北伐戰爭。 1926年7月,湘軍第四師師長唐生智宣布加入北伐軍的陣營,被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作為攻擊長沙的先頭部隊,與省長趙恆惕的軍隊展開了激戰。長沙城內人心浮動,省會長沙的學生聯合會召開緊急會議,表決以何種行動聲援北伐。表決的結果,除了湘雅醫學專科學校的代表外,竟一致同意應擒賊擒王,處罰洋人就要懲治其中的要人,洋人中聲望越高的則應懲辦越重。根據這一精神,學生聯合會當場決定,長沙的頭號懲治對象是湘雅醫院的院長胡美!要連夜將他抓住,在黎明時分槍決! 努力為湖南工作了二十年的胡美,此時命懸一線!幸虧得知消息的湘雅學生中,有他的同事顏福慶的女兒,她及時通知了胡美。大驚失色的胡美趕快去找顏福慶,連夜召集學校各系主任開緊急會議,商量應對的方法。胡美親自給省長趙恆惕打電話請求保護,趙立即派出軍隊將湘雅的所有外籍教師、醫生置於嚴密的保護之下。他還將學生的家長們請到學校來,勸說學生們放棄圍攻湘雅捉拿外籍人士的計劃。這才將事態暫時控制住。 但趙恆惕也已經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很快唐生智就兵臨城下了。胡美和湘雅董事會人心惶惶,自忖難以在自己蓽路藍縷好不容易開創的基業之上繼續安心工作了。董事會在最後時刻議決,所有的外籍人士撤離長沙,將湘雅的一應事務交由顏福慶等中方人士管理。趙恆惕在被唐生智趕出湖南之前,派出一百名武裝士兵,護送胡美等美國人乘火車到武漢,總算脫離了險境。之後胡美他們輾轉返回美國,而趙恆惕下野逃亡,連顏福慶都不敢在被北伐軍占領的長沙久留,去了北京協和醫學院,然後又回到故鄉上海,創辦了上海醫學院。
(七)記住“湘雅”的來歷 湘雅停辦了兩年多,直到1929年才重新恢復招生,那時的湖南省長變成了何鍵,而湘雅的院長已經是由首屆畢業生張孝騫來擔任了。胡美走了,湘雅還在。雅禮會為在湖南傳教而來,卻種瓜得豆,為這塊原不知西醫為何物的土地留下了現代醫學的薪傳火種。1934年,胡美離開中國八年後第一次重訪長沙,這時他已經是雅禮協會理事會主席。胡美目睹校園依舊卻人事已非,一定是百感交集的,他當然絕想不到,湘雅醫學院還要經歷那麼多劫難:比如抗日戰爭中湘雅西遷貴陽、重慶堅持教學,直至1945年光復後才重歸故地,卻已經是房舍破敗,設備全毀,只得從頭再來;又比如文革中某派據校園武裝抵抗,與圍攻的對立派槍戰加高音喇叭廣播戰經月不息,哪裡還談得上正常的教學與實驗?但胡美始終堅信,自己留下的這微弱火種的傳續,在多災多難的中國土地上,註定再也不會熄滅,這一點他沒有想錯。湘雅確實一直是湖南人的驕傲,是湖南人在疾病纏身時的救星。可湖南人從連讓胡美開刀排膿治療癤毒都不敢,到享受現代的醫療服務,不過短短不到百年,卻幾乎已將那段艱難曲折的歷程忘了個乾淨,到今天,還有幾個湖南人識得胡美為何許人,明白“湘雅”之名的來歷? 胡美更想不到,開創了湖南乃至於中國現代醫學教學事業的他,竟會長時期被當作“帝國主義特務份子”來看待,以至於連湖南醫學院門口的大街,都因為他和美國雅禮會的關係,而一度被改名為“反帝路”!直到改革開放之後,在湖南醫學院的校史中,才逐漸恢復了對他和雅禮會的正面評述。然而即使如此,在今天的湖南醫學院校園裡,有顏福慶的銅像,有張孝騫的銅像,有李振翩的銅像,卻遍尋不見胡美的一絲蹤影。甚至一些解放後畢業於湖南醫學院的校友,提起胡美都或茫然無知,或只知其為美帝特務,其對真實歷史的無知殊為可嘆!我卻總會在到那座寬敞明亮的現代醫院就診時,於打針吃藥、量血壓照X光、接受核子共振CT掃描之餘,從那一大堆亮晃晃的器材與醫生的大口罩後面,隱隱約約感到似乎有一雙憂鬱的藍眼睛穿越時空在凝視。那不應該是別人,只能是那位百年前攜嬌妻幼子獨闖長沙的勇敢的美國人,他的名字叫愛德華·休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