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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記
在河邊獨步時，一位同志腳上的舊式棉鞋，使我又想起了曾穿過這種棉鞋的李芬同志——我所最敬愛的生平第一個朋友。
想起她，心臟照例震動一下。照例我覺到血液循環得更有力。
李芬同志是北大1926年級文預科學生耆氳常?928年春犧牲於她底故鄉--湖南寶慶。她底死不是由於被捕，而是被她底親舅父縛送給當地駐軍的。這說明舊中國底代表者是如何殘忍。同時，在赴死之前，她曾把所有的三套襯衣褲都穿在身上，用針線上下密密縫在一起：因為，當時寶慶青年女共產黨員被捕槍決後，常由軍隊縱使流氓去奸屍！這又說明着舊中國是怎樣一具血腥，醜惡，骯髒，黑暗的社會！從聽到她底噩耗時起，我底血管里便一直燃燒着最狂烈的熱愛與毒恨。每一想到她，我眼前便浮出她那聖潔的女殉道者底影子，穿着三套密密縫在一起的襯衣褲，由自己的親舅父縛送去從容就義！每一想到她，我便心臟震動，血液循環的更有力！（在這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昇平氣象中，提到這樣的故事，似乎不太和諧，但當前的現實——請閉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鐘都有我們親愛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與這氣象也不太和諧！）
為了民族底利益，我們並不願再算階級仇恨的舊賬。我們是真正大公無私的。我們甚至盡一切力量拖曳着舊中國底代表者同我們一路走向光明。可是，在拖曳的過程中，舊中國底骯髒污穢也就沾染了我們自己，散布細菌，傳染疾病。
我曾不止十次二十次地從李芬同志底影子汲取力量，生活的力量和戰鬥的力量。這次偶然想到她，使我決心要寫一些雜文。野百合花就是它們的總標題。這有兩方面的含義：第一，這種花是延安山野間最美麗的野花，用以獻給那聖潔的影子；其次，據說這花與一般百合花同樣有着鱗狀球莖，吃起來味雖略帶苦澀，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樣香甜可口，但卻有更大的藥用價值——未知確否。
１９４２年２月２６日
一、我們生活里缺少什麼？
延安青年近來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勁，而且似乎肚子裡裝得有不舒服。
為什麼呢？我們生活里缺少什麼呢？有人會回答說：我們營養不良，我們缺少維他命，所以……。另有人會回答說：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許多青年找不到愛人，所以……。還有人會回答說：延安生活太單調，太枯燥，缺少娛樂，所以……。
這些回答都不是沒有道理的。要吃得好一點，要有異性配偶，要生活得有趣，這些都是天經地義。但誰也不能不承認：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犧牲精神來從事革命，並不是來追求食色的滿足和生活的快樂。說他們不起勁，甚至肚子裡裝着不舒服，就是為了這些問題不能圓滿解決，我不敢輕於同意。
那麼，我們生活里到底缺些什麼呢？下面一段談話可能透露一些消息。
新年假期中，一天晚上從友人處歸來，昏黑里，前面有兩個青年女同志在低聲而興奮地談着話。我們相距丈多遠，我放輕腳步凝神諦聽着：
“……動不動，就說人家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其實，他自己倒真有點特殊主義。事事都只顧自己特殊化，對下面同志，身體好也罷壞也罷，病也罷，死也罷，差不多漠不關心！”
“哼，到處烏鴉一般黑，我們底××同志還不也是這樣！”
“說得好聽！階級友愛呀，什麼呀——屁！好像連人對人的同情心都沒有！平常見人裝得笑嘻嘻，其實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搭出首長架子來訓人。”
“大頭子是這樣，小頭子也是這樣。我們底科長，×××，對上是畢恭畢敬的，對我們，卻是神氣活現，好幾次同志病了，他連看都不伸頭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魔抓了他一隻小雞，你看他多麼關心這件大事呀！以後每次看見老鷹飛來，他卻嚎嚎的叫，扔土塊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傢伙！”
沉默了一下。我一方面佩服這位女同志口齒尖利，一方面惘然若有所失。
“害病的同志真太多了，想起來叫人難過。其實，害病，倒並不希望那類人來看你。他只能給你添難受。他底聲音、表情、態度，都不使你感覺他對你有什麼關懷、愛護。”
“我兩年來換了三四個工作機關，那些首長以及科長、主任之類，真正關心幹部愛護幹部的，實在太少了。”
“是呀，一點不也錯！他對別人沒有一點愛，別人自然也一點不愛他。要是做群眾工作，非垮台不可……。”
她們還繼續低聲興奮地談着。因為要分路，我就只聽到這裡為止，這段談話也許有偏頗，有誇張，其中的“形象”也許沒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我們決不能否認它有鏡子底作用。我們生活里到底缺少什麼呢？鏡子裡看吧。
二、碰“碰壁”
在本報“青年之頁”第１２期上，讀到一位同志底標題為“碰壁”的文章，不禁有感。
先抄兩段原文：
新從大後方來的一位中年朋友，看到延安青年忍不住些微拂意的事；牢騷滿腹，到處發泄的情形，深以為不然地說：“這算得什麼！我們在外面不知碰了多少壁，受人多少氣……”
他的話是對的。延安雖也有着令人生氣的“臉色”，和一些不能盡如人意的事物；可是在一個碰壁多少次，嘗夠人生冷暖的人看來，卻是微乎其微，算不得什麼的。至於在入世未深的青年，尤其是學生出身的，那就迥乎不同了。家庭和學校哺乳他們成人，愛和熱向他們細語着人生，教他們描摹單純和美麗的憧憬；現實的醜惡和冷淡於他們是陌生的，無怪乎他們一遇到小小的風浪就要叫嚷，感到從來未有過的不安。
我不知道作者這位“中年朋友”是怎樣的一個人，但我認為他底這種知足者長樂的人生哲學，不但不是“對的”，而是有害的。青年的可貴，在於他們純潔，敏感，熱情，勇敢，他們充滿着生命底新銳的力。別人沒有感覺的黑暗，他們先感覺；別人沒有看到的骯髒，他們先看到；別人不願說不敢說的話，他們大膽地說，因此，他們意見多一些，但不見得就是“牢騷”；他們的話或許說得不夠四平八穩，但也不見得就是“叫嚷”。我們應該從這些所謂“牢騷”“叫嚷”和“不安”的現象里，去探求那產生這些現象的問題底本質，合理地（注意：合理地！青年不見得總是“盲目的叫囂”。）消除這些現象的根源。說延安比“外面”好得多，教導青年不發“牢騷”，說延安的黑暗方面只是“些微拂意的事”，“算不得什麼”，這絲毫不能解決問題。是的，延安比“外面”好得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須更好一點。
當然，青年常表現不冷靜，不沉着。這似乎是“碰壁”作者底主題。但青年如果真箇個都是“少年老成”起來，那世界該有多麼寂寞呀！其實，延安青年已經夠老成了，前文所引那兩位女同志底“牢騷”，便是在昏黑中用低沉的聲音發出的。我們不但不應該討厭這種“牢騷”，而且應該把它當作鏡子照一照自己。
說延安“學生出身”的青年是“家庭和學校哺乳他們成人，愛和熱向他們細語着人生……”我認為這多少有些主觀主義。延安青年雖然絕大多數是“學生出身”，“入世未深”，沒有“嘗夠人生冷暖”，但他們也絕大多數是從各種不同的痛苦鬥爭道路走到延安來的，過去的生活不見得有那樣多的“愛和熱”；相反他們倒是懂得了“恨和冷”，才到革命陣營里來追求“愛和熱”的。依“碰壁”作者底看法，仿佛延安青年都是嬌生慣養。或許因為沒有糖果吃就發起“牢騷”來，至於“醜惡和冷淡”，對於他們也並不是“陌生”；正因為認識了“醜惡和冷淡”，他們才到延安來追求“美麗和溫暖”，他們才看到延安的“醜惡和冷淡”而“忍不住”要發“牢騷”，以期引起大家注意，把這“醜惡和冷淡”減至最小限度。
1938年冬天，我們黨曾大規模的檢查工作，當時黨中央號召同志們要“議論紛紛”，“意見不管正確不正確都儘管提”，我希望這樣的大檢查再來一次，聽聽一般下層青年底“牢騷”。這對我們底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好處。
三、“必然性”“天塌不下來”與“小事情”
“我們底陣營存在於黑暗的舊社會，因此其中也有黑暗，這是有必然性的。”對呀，這是“馬克思主義”。然而，這只是半截馬克思主義，還有更重要的後半截，卻被“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大師”們忘記了。這後半截應該是：在認識這必然性以後，我們就須要以戰鬥的布爾塞維克能動性，去防止黑暗底產生，削減黑暗底滋長，最大限度地發揮意識對存在的反作用。要想在今天，把我們陣營里一切黑暗消滅淨盡，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削減至最小限度，卻不但可能，而且必要。可是，“大師”們不惟不曾強調這一點，而且很少提到這一點。他們只指出“必然性”就睡覺去了。
其實，不僅睡覺而已。在“必然性”底藉口之下，“大師”們對自己也就很寬容了。他們在睡夢中對自己溫情地說：同志，你也是從舊社會裡出來的呀，你靈魂中有一點小小黑暗，那是必然的事，別臉紅吧。
於是，我們在那兒間接助長黑暗，甚至直接製造黑暗！
在“必然性”底“理論”之後，有一種“民族形式”的“理論”叫做“天塌不下來”。是的，天是不會塌下來的。可是，我們底工作和事業，是否因為“天塌不下來”就不受損失呢？這一層“大師”們的腦子絕少想到甚至從未想到。如果讓這“必然性”“必然”地發展下去，則天——革命事業的天——是“必然”要塌下來的。別那麼安心吧。
與此相關的還有一種叫做“小事情”的“理論”。你批評他，他說你不應該注意“小事情”。有的“大師”甚至說，“媽的個×，女同志好注意小事情，現在男同志也好注意小事情！”是呀，在延安，大概不會出什麼叛黨叛國的大事情的，但每個人做人行事的小事情，都有的在那兒幫助光明，有的在那兒幫助黑暗。而“大人物”生活中的“小事情”，更足以在人們心裡或是喚起溫暖，或是引起寂寞。
四、平均主義與等級制度
聽說，曾有某同志用與這同樣的題目，在他本機關底牆報上寫文章，結果被該機關“首長”批評打擊，致陷於半狂狀態。我希望這是傳聞失實。但連稚弱的小鬼都確鑿曾有瘋狂的，則大人之瘋狂，恐怕也不是不會有的事。雖然我也自覺神經不像有些人那麼“健康”，但自信還有着足夠的生命，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至陷於瘋狂，所以，敢繼某同志之後，也來談平均主義與等級制度。
共產主義不是平均主義（而且我們今天也不是在進行共產主義革命），這不需要我來做八股，因為，我敢保證，沒有半個伙伕（我不敢寫“炊事員”，因為我覺得這有些諷刺畫意味；但與他們談話時，我底理性和良心卻叫我永遠以最溫和的語調稱呼他們“炊事員同志”——多麼可憐的一點溫暖呵！）會妄想與“首長”過同樣的生活。談到等級制度，問題就稍微麻煩一點。
一種人說：我們延安並沒有等級制度；這不合事實，因為它實際存在着。另一種人說：是的，我們有等級制度，但它是合理的。這就需要大家用腦子想一想。
說等級制度是合理的人，大約有以下幾種道理：一、根據“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則，負責任更大的人應該多享受一點；二、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實行薪給制，待遇自然有等差；三、蘇聯也有等級制。
這些理由，我認為都有商量餘地。關於一，我們今天還在艱難困苦的革命過程中，大家都是拖着困憊的驅體支撐着煎熬，許許多多人都失去了最可寶貴的健康，因此無論誰，似乎都還談不到“取值”和“享受”；相反，負責任更大的人，倒更應該表現與下層同甘苦（這倒是真正應該發揚的民族美德）的精神，使下層對他有衷心的愛，這才能產生真正的鐵一般的團結。當然，對於那些健康上需要特殊優待的重要負責者，予以特殊的優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負輕重要責任者，也可略予優待。關於二，三三制政府的薪給制，也不應有太大的等差，對非黨人員可稍優待，黨員還是應該保持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以感動更多的黨外人士來與我們合作。關於三，恕我冒昧，我請這種“言必稱希臘”的“大師”閉嘴。
我並非平均主義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尤其是在衣服問題上（筆者自己是所謂“幹部服小廚房”階層，葡萄並不酸）一切應該依合理與必要的原則來解決。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麵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在問到是否吃得飽的時候，黨員還得起模範作用回答：吃得飽！），另一方面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對他們不惟沒有愛，而且——這是叫人想來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老是講“愛”，講“溫暖”，也許是“小資產階級感情作用”吧？聽候批判。
３月１７日
●（原載1942年3月13、23日延安《解放日報》“文藝”副刊）
讀者按：王實味用這“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樣香甜可口，卻有更大的藥用價值”的“野百合”善意地對革命陣營內部種種不良的現象予以批評。可是他無論如何也沒料到，他這組未能寫完的雜文卻給他帶來了殺身的大禍。延安整風開始後，王實味沿着後來形成的近乎固定的鬥爭模式————即由文章到現實中的表現而歷史問題再加以定罪————的路向，走到悲劇的結局。王實味１９４７年７月之被殺，固然有着戰爭時代特殊的環境因素，但推究起來，這組未完成的雜文卻是悲劇的最初因子。
實話實說，我是怎麼也沒看出這段文字裡有什麼惡意批判甚至反黨的言論，王實味作為一個北大畢業的高材生能隻身跑去紅色延安，我想首先他是有着一腔雄心壯志和對黨的無限熱忱的，他曾說過這樣的話：“我們青年的使命就是要用我們的力去搗毀一切黑暗的淵窟，用我們的熱血去澆滅一切罪惡的魔火，拯救砧危的祖國，改造齷齪的社會，乃是我們應有的唯一的目標與責任。”作為一個充滿鬥爭熱情人際方面卻又孤僻高傲的人，我想成為眾矢之的更大的原因是在於他刁鑽刻薄的性格，而當時的紅色政權則負責除掉這個姥姥不親舅舅不愛的傢伙，並實現了殺雞給猴看的目的。
不過這一招的確很奏效，表現得最明顯的是艾青和丁玲。在對王實味進行批判時，艾青發言：“王實味的文章充滿着陰森氣，當我讀它的時候，就像是走進城隍廟一樣。文章風格是卑下的。這樣的‘人’實在夠不上‘人’這個稱號，更不應該稱他為‘同志’！”這就是我們詩人艾青表的態，一想到艾青我的第一反應就是那句“為什麼我的眼中常含着淚水，因為我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多麼溫情感人的詩人，可是遇見權威為什麼就那麼軟骨~~~~
和王實味同病相憐的丁玲批判起自己的戰友就更不留情面，她說：“王實味的問題……已經不是一個思想上的問題、立場或態度上的失當，而且是一個動機的問題，是反黨的思想和反黨的行為，已經是政治問題。”她提出要“打落水狗”，並且認為王實味“為人卑鄙、小氣、反覆無常、複雜而陰暗”，總之，“是‘破壞革命的流氓”……
這兩位都是受後人敬仰的知識分子，有着獨立思考能力的人，卻在戰友時候受到錯誤批判的時候，如此狠毒的落井下石~~~尤其是丁玲，她在同時期也有一篇遭到批判的文章《三八節有感》，她是同樣看到了那些“黑暗”的地方~~~王實味的心情他應該是最了解不過的了，只不過毛主席說了句“丁玲是同志，王實味是托派”為了顯示自己思想上得到了改造，就這樣赤裸裸的對戰友進行攻擊！
王實味留給我們的思考，不僅僅是政治問題體制問題了，作為軟骨的知識分子是不是該細細思考一下，如何來練就一身至剛至大的硬骨頭！如陳寅恪先生所言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為知識分子標準應得到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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