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會再次來到加拿大

1987年春晚，來自美國百老匯名不見經傳的費翔，唱一曲“冬天裡的一把火”，把自己唱紅了中國大地大江南北，卻“引來”了“5.7”大興安嶺特大森林火災。這場火災燒毀珍貴林地達120萬公頃，光官方數字人員死亡就多達220人，是一場舉世矚目的森林火災。我和妻子同在國內某研究所工作，主要是從事森林防火研究。在1986-1988年間我曾作為訪問學者，在加拿大國家林業研究所和大湖林業中心工作過一年另二亇月。因此，1989年4月我和我妻共同應邀去加拿大首都渥太華，出席第十屆林火和森林氣象會議，並在會上就“1987年特大森林火災的氣候背景和天氣條件”作主題演講。

飛機飛扺渥太華，再轉車到二百公里西的國家林業研究所作短暫的休整，並為會議會的三篇論文作最後的潤色。一星期後，Jim Harrington博士開車帶着我們又到了渥太華，他自己也是與會者，住在他太太Kathleen家裡。趁會議開始前幾天，他帶我們遊覽了渥太華，但是，我們都無心欣賞美景，一心想着開會和會上作主題演講的事，所以當時的情景現在已變得依稀了。

胡耀邦逝世 學生開始逰行

4月17日在Kathleen家看電視CBC新聞，才得知中共近年下台的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同時還播放了胡的生平，至今還記得有一鏡頭，胡在訪貧問苦，餵一小孩吃飯。當時我們英文較差，而又住人家家裡作客，又是斷斷續續看新聞，對於整個事件發展也是懵懵懂懂，祇知道胡耀邦去世後，學生借悼念胡的逝世，向政府發起一波一波的遊行示威活動。電視台報導似乎強調這些活動正在造成北京政府的麻煩。關於北京的新聞報導看多了，才感到其情況極像1976年4月，人們借清明節紀念周恩來總理，發泄對毛髮動的“文化大革命”的強烈不満，後終於在4月5日被“四人邦”，實際上被垂死的毛澤東鎮壓下去的，天安門廣場出現了流血事件，傳說由毛組織的“工人糾察隊”，用棍棒毆打驅趕廣大的市民和學生造成。但近40年後的今天仍沒公布傷亡數字，鄧小平付總理就是那次稱為“4.5”事件中，被毛再次貶下台去的。

胡耀邦是在1986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被迫辭去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接過這個位子，直到1989年春天安門事件，被指控對外（指對戈爾巴喬夫）泄漏黨和國家機密，他說鄧小平是最後說了算的，這句話成為又一個總書記下台的理由，實際上二人都是最高權力鬥爭的犧牲品。人民對黨和政府不滿，卻沒有發泄的地方，只能藉助胡耀邦逝後的“合法”悼念活動，進行遊行示威，以抗議當局的政策，事件迅速擴大到社會各個階層、黨和各級政府各個層面。此時共產黨感到了亡黨的邊緣，為此造成了舉世震驚的天安門廣場及其四周地區開槍大量傷亡流血事件。由於我們在Kathleen家作客，沒有連續關注事態發展，而這時還只是事件的開端，並未引起我們太多的關注。

4月19日第10屆林火和森林氣象會議正式開始，會議每二年舉行一次，這以前的幾屆都是由美國和加拿大輪流主辦，也是當時國際上僅有的林火和氣象國際會議，因此，這個會議稱得上是頂尖的林火學術會議。會議進行了三天，我妻和我也作了主題發言，一年後第10屆林火和森林氣象會議論文集出版，“1987年特大森林火災的氣候背景和天氣條件”和“1987年特大森林火災的遙感衛星的估測結果”被收入其中，其時天安門廣場示威抗議活動，事態似乎在日益擴大。“

報道戈爾巴喬夫成了示威現場直播

4月底我們來到蘇聖瑪利（Sault Ste. Marie)，位於渥太華西800公里，瀕臨世界上最大湖泊蘇必利湖。在大湖林業研究中心，由林火研究室主任Brian Stocks為我們安排了三個月的訪問研究，並專門給我們一個辦公室使用。我們住在技術員Tom Blake家，每天來去辦公室上下班都搭他的車。其後的震驚世界的“6.4"屠城事件，連這亇很少有中國人的8萬人的小城都沸騰了。

在Tom家初期的一段日子，每天生活倒也規律，特別是下班回來晚飯後，天天坐在電視機前看新聞，其中有一個頻道整天都是字幕新聞，對英語聽力不太過關的我們特別合適。在國際新聞中，有關中國的報道與日俱增，由胡耀邦逝世引發的，由一般悼念活動升級為示威遊行，再由示威遊行升級為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集體絕食抗議，與政府談判破裂，各階層人民捲入更大的抗議遊行，事件越演越烈了。

其時，天安門事件前一個月，正值前蘇共中央第一書記戈爾巴喬夫訪華，中國官方也罕見地開放西方媒體對他訪問的自由報導，於是，各媒體的電視轉播車和大批記者蜂擁來到了北京。等到戈爾巴喬夫訪問一結束，還沒等西方媒體和電視轉播設備撤出北京，北京學生示威遊行活動就成為新聞的焦點了，所以，那些西方媒體人員及設備也就留在了北京，中國當局也無心監控這些，讓其任意報導中國事態的發展，報道當然也包括了電視現場直播。

在小鎮蘇聖瑪利觀看中共的暴行直播

5月19日中共發布了戒嚴令後，局勢的惡化到了不可逆轉的地步，最後至“6.4”夜，發生大量傷亡的流血事件，西方媒體稱為“天安門屠殺”。“6.4”的晚上，正是加拿大的白天，又是星期日，電視中一整天都在播放從北京發回的軍隊“清場”的現場直播，學生和軍隊的對峙，學生包圍坦克，坦克發動攻擊，還直播了學生們蹬着三輪板車，急急地運送着滿身是血的傷員現場，直播時而切換到各醫院，都躺滿了死傷的學生，到處都是鮮血。到了北京6月5日清晨，“清場”行動結束，廣場上到處瀰漫着硝煙，被損壞的坦克、公共汽車、大量的廢棄自行車遍地都是。此時，在東長安大街離北京飯店不運，有一青年雙手持二面白旗，趕上前去奮勇阻擋前進的坦克，坦克被迫停下來，一會坦克企圖避開青年向左行駛，該青年就向左去擋，坦克轉向右邊，青年就向右邊阻擋。這手無寸鐵的青年擋坦克的畫面立即傳向世界四面八方，以後，這一畫面反覆被播放，成了“天安門屠殺”中的英雄形象。但是從此以後這亇年青人就在人間中消失了。傳說中這亇青年人名字叫王偉林。

出於憤怒向媒體遣責天安門廣場的血腥鎮壓

加拿大東部時間6月4日晚上，我們一亱似睡沒睡，廣場上的學生、市民、坦克和醫院裡死者傷者凝固了的或流淌着的的鮮血，充滿了我的夢境。6月5日一早，我們就到辦公室，一會兒大湖林業中心負責公共關係的官員通過Brian Stocks找到了我，說本地的報紙《蘇聖瑪利星報》（Sault Star），要求就“6• 4”事件採訪我。我知道在敏感時刻接受這樣採訪，而又就敏感的問題不得不談自己的看法，並在報紙上發表，無疑很快就會被中國大使館知道，如果回國的話，後果是可想而知的了，而更何況，當時我們的女兒還在國內哈爾濱上大學。但又想到天安門廣場上戰鬥的學生，想到在槍林彈雨中犧牲的年輕生命，在醫院裡躺着的死難同胞，我在國外一個小小的地方，還怕什麼。我考慮了片刻後，我很快答應了採訪，一個電話立刻打了進來，說由於時間緊迫，只能用電話採訪了，那時是早晨9點鐘左右，大約用了二十分鐘，採訪就完畢了。辦公室內許多大湖林業研究中心的人員，都專心地聽了這次我對問題的回答。

當日午後一點鐘左右，有人遞給我一張新出的《蘇聖瑪利星報》，在B版第一頁，用相當大的篇幅刊登了三位當地華人對天安門事件的訪談，其中二人是學生，但都不是大陸出來的，唯有我們是來自中囯大陸的。標題稱〈中國林火科學家徹夜未眠〉，所發表的採訪報導全是電話錄音記錄，刊登我的談話十分詳細，大致說了三點，一是譴責中國政府對和平請願和示威學生的屠殺；二是中國應廢除一黨專制制度，象加拿大那樣，實行議會民主政治；三是對遠在中國的女兒，雖離北京有1,500公里，但多少有些擔心。後來才知道，80,000多人口的Sault Ste. Marie小鎮上，不少人不僅天天關注天安門廣場學生示威活動，有很多人還都讀了這篇報道。

“外部敵對勢力”有多麼強大？

“6.4”之後世界各地不分國家、民族、人群的左、中、右，壓到性的一致遣責中國政府，對中國平民學生的血腥鎮。加拿大一直以來都是理性地對待世界上的各種爭端和衝突。但是，這次在天安門事件中，卻表現得史無前例的激烈，時任加拿大駐中國大使公開譴責中共“由長征走過來的老人，下令對徒手學生開槍”，顯然是指鄧小平。一位在多倫多的華裔年輕女記者，她過去是一直支持中共政策，多次去中國大陸採訪報導，但天安門屠殺發生後，她一反常態連續在電視訪談和報刋上，發表措詞強烈言論抨擊中共慘絕人寰的罪行。在加拿大的大多數中國留學生和防問學者，都到就近有駐加拿大的中國大使舘或中國總領事舘前去示威抗議，並紛紛照相留念。也有一些中國大使舘或中國總領事舘的官員及其家，脫離使領舘，叛逃了。我們因在小鎮沒有親歷，都是事後看當地的中文報紙如<世界日報>、<星島日報>等才知發生了那麼多的細節。

加拿大政府在國際上，首先為在加拿大的中國學生學者8,000多人提供“人道和同情立場”的臨時居住權（其後經過審查一般都批准為永久居住權）。美國發布總統特別令，容許因“6.4”政治原因而不能回中國的學生學者45,000多人申請永久居住權，同時西方各國採取了相應的政策，給中國學生學者以各種居住權方面的優惠，加上後在國申請團聚的家，，據估計總共有10萬-15萬人離開了中國。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冷戰開始以來，對被稱為“遭受共產主義奴役”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第四次大規模的容許逃亡者合法留在西方國家。第一次是朝鮮戰爭結束，大量韓國人流入西方；第二次1956年蘇聯入侵匈牙利後，大批匈牙利人逃亡到西方，得到合法定居；第三次是1975年北越占據南越後，大批越南人紛紛乘小船，不顧風險，漂泊到東南亞各國，轉而獲准在西方國家定居。“6.4”事件後，則輪到中國人大逃亡。這就是兩大陣營，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較量的結果，到“6.4” 時，雙方執政的優勢是再明顯不過了。“6.4” 事件的後續效應是1990年“蘇東波”­­，蘇聯的解體，社會主義陣營的大崩潰、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朝換代，世界上只剩下中國、越南、老撾、朝鮮和古巴支撐着名言上的社會主義制度，尤其是中國，近三十年來行的是權貴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除了僵化的政治制度外，其“社會主義”的招牌，已經名存實亡了。

永遠不可磨滅的記憶

現在，“天安門事件”過去了二十五年，中共對“天安門事件”的定性由“暴亂”變為“動亂”，最後又改變為“風波”，對學生發動的和平遊行，及全民起來響應，造成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慘案，到底是誰的過錯，還在爭論不休。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對手無寸鐵的學生開槍、造成流血，幾百名學生及無辜平民死亡，中國共產黨和政府是責無旁貸的。觀看電視的當時，我真是義憤填膺，為死難同胞呼喊、哭泣。那天夜裡，我一夜無眠，一直想着坦克、陳屍醫院、嚎叫、流血的傷員···。為什麼一個為人民服務，以解放全人類為自己目標的中國共產黨，自解放以來，就一直沒有讓中國人民過上安寧的日子。“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三千萬人（有國家統計數字），“反右傾”、“四清運動”，以及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武鬥死了成千上百萬人，加上幾百萬人“非正常（自殺）死亡”。本想“文化大革命”後，國家能安定下來，不想1985年又搞“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次“6.4”天安門事件總算使我們對中共基本失望了。

共產黨在“6.4”後，把學運的領䄂和知識分子，採取抓捕、放逐、分化、抵毀、瓦解和孤立的策略，把他們搞臭，仿佛他們是成百人的流血犧牲的儈子手。他們用盡一切辦法封鍞“6.4”消息，“6.4”成了敏感詞彙，於是，國內的網站再也搜索不到有關“6.4”的信息。黨使得十三億中國大的人民對於“6.4”集體失憶，特別是80、90後的年輕人似乎根本沒有“6.4”屠城發生，根本不知道胡耀邦、䞥紫陽是誰？

台灣和南韓的二亇事件 能給中共什麼教訓

二二八事件是台灣於1947年2月底發生的大規模民眾反抗政府事件，以及3月至5月間國民政府派遣軍隊鎮壓屠殺台灣人民、捕殺台籍菁英事件。其中包括民眾與政府間的衝突、軍隊鎮壓平民、當地人對新移民的攻擊，以及台灣士紳遭軍警捕殺等等情事。行政院官方調查報告 死18,000人至28,000人。直到解嚴後，台灣各界才開始有明顯的檢討與大規模公開研究。1990年2月，立法院首次為二二八事件受難者起立默哀一分鐘， 1995年將台北市的新公園改為二二八紀念公園，並建立“二二八紀念碑”，時任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親臨落成典禮並公開正式向受難家屬道歉。1995年公布《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行政院並成立“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受理二二八事件的補償申請、核發補償金。摘自維基百科〈二二八事件〉。

光州事件是韓國人民數十年來對民主、自由呼聲的抑壓下爆發出來的。發生於1980年5月18日至27日期間。是一次由當地市民自發的要求民主運動。當時掌握軍權的全斗煥中將下令武力鎮壓這次運動，造成大量平民和學生的154人死亡、70人失蹤以及3028人負傷。21日，30萬市民參加抗爭。光州市形成一個共同體，市民提供抗爭人士食物及日常補給，娼妓亦為傷者們捐血，醫生、護士全力搶救傷者。光州對外的通訊被截斷。21日，一個青年站在坦克車上揮舞國旗，高呼“光州萬歲”，市民圍在一起唱國歌，可是這青年最後被軍隊槍殺。全斗煥在鎮壓“光州事件”後成為總統，一直企圖掩飾“光州事件”的真相，事件被定性為“金大中等親共主義者主導的內亂陰謀事件”，政府禁止一切對“光州事件”的輿論及出版物。每當總統或官僚從漢城到光州訪問時，死難者家屬都被監視及軟禁在家中，而每次示威及抗議行動中，均有民主人士被毆打鎮壓。

1996年2月28日全斗煥及盧泰愚等16人被起訴。8月26日法庭承認他們的“軍隊叛亂和內亂罪”及“內亂目的殺人罪”。全斗煥因“叛亂、內亂首惡罪”被判死刑，盧泰愚則因“叛亂、內亂主要任務從事罪”被判監禁22年6 個月。至此，“光州事件”在法律上獲得了平反。12月16日全斗煥及盧泰愚向高等法院上訴，最後全斗煥被判無期徒刑，盧泰愚被判入獄17年。1997年4月17日終審法院判全斗煥無期徒刑和罰款2628億韓元。5月18日首次被指定為“國家紀念日”，首次在政府帶領下，在新墓地舉辦紀念儀式。12月22日金大中當選為候任總統，與總統金泳三協定，為了國民大統合，特赦、復權和釋放全斗煥及盧泰愚。摘自維基百科〈光州事件〉。

還能舉岀“匈牙利事體”、“波茲南事件”齊奧賽斯庫之死、紅色高棉的覆亡、柏林牆的倒塌…。無不是人民戰勝了獨裁者，民主政體建立，人民真正當家作了主人。

“前車之鑑，後事之師”，“6.4”25周年之際，再次提醒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