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制度性民主價值的失卻和尋找 |
| 送交者: 武振榮 2004年10月04日22:43:01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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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價值可以分成為兩種:一種是多元化的權力制衡和由此而引起的對於制衡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的法律式裁判;另一種是造成這樣的價值所需要的諸多政治的或者社會的資源或者條件,包括諸如對於專制的革命式反抗,人民權力和社會地位的弘揚,派性政治的形成以及全面的鬥爭精神的養成等等。前一種價值,我們可以稱之為制度性價值,視它為民主建設中的“硬件”;後一種價值,我們可以視它為非制度性的價值,把它當成為民主構成中的“軟件”。在做了以上的分類處理之後,我們來研究現在中國的民主和民主運動就會發現問題。這篇小文章就是從問題研究入手,以求弄清楚中國民主和民主運動目前所面臨的困境與窘境。 中國民主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 依據我個人的見解,中國民主和民主運動的主要的問題可以歸結到一點,即許多要求民主的人的手裡都好象只拿着半片民主價值,而把把另外的一半兒給扔掉了,所以最終拿到手裡的,也不過是半片民主。用這種半片民主去建設我們中國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社會當然是不中用的。具有30多年的中國民主化運動其所以走到今天,大有停頓之勢的主要原因也在這裡。但是與這種現象極不相稱的是,全國專制形勢的腐敗已經到了“大廈即傾”的程度,隨時發生的反抗運動都有可能會造成專制政權的崩潰。職是之故,我認為當前民主的主要問題完全存在於中國民運隊伍內部,所以,我主張解決民運隊伍內部的問題為當務之急。 如果,我們對上述問題做出進一步地分析,那麼,我們可以把非制度性的民主之價值看成是精神的、思想的或者情感的、情緒的。這樣以來,我們在建設中國民主的時候,就會把它看成民主價值的一種構成部分,在分析這種構成部分時,還可以發現民主的歷史。這樣以來,我們就有可能徹底地擺脫鄧小平理論那些破爛貨在我們中間的影響,我們也就不會立足於否定主義的立場去要求那半個民主的了! 中國的民主運動成型於(而不是發生於)鄧小平等人為首的“否定”毛澤東的“錯誤”的歷史時刻,在這個時刻中,以異議者的身份公開行動的後來被稱之為中國民運人士的人們當然也就站在了一個“否定主義”的立場之上發表言論和意見。這樣的情形決定了在這個時刻中行動的公開人物們都不可避免地披上了鄧平的外衣,並且也是沿着鄧小平等人的安排中的那些思路前進。所以,在我們中國,當一個非毛的意向在必然地要和民主運動的要求發生重合時,就出現了一個人民與右毛派人物(右毛澤東派的簡稱,同左毛澤東派相對應)們的“聯合”,其情形和1966年人民同左毛派人物們的“聯合”一模一樣。但是同1966年的情況一樣,問題並不是出現在“聯合”上,而是在“聯合”已經不復存在的情況下,人們卻要維護“聯合”時期的價值。這就是中國民主運動出現時的主要的問題。為什麼一種“聯合”中的價值(不用說這樣的“聯合”是瞬息間的事情)就具有這樣的一個性質的,即使在“聯合”早已經過去,而分裂已經成為事實時人們的觀念總是還被囚禁在“聯合”時期呢?在鄧小平舉刀殺人的15年之後,我們民運朋友中的不少人的精神和思想為什麼還徘徊在鄧小平理論的邊緣呢? 要知道,鄧小平“否定”毛,是為了調整統治政策,具有兩個方面的用意:一方面減少調整中的政策來自統治集體內部的壓力;另一方面爭取擴大調整後的政策的社會響應面,這和中國人民以及中國民運人士要求的民主化,是兩碼子事。但是在我們許多民運人士的看法中,這個兩碼子事,被當成了一回事,於是,在我們民運隊伍中盛行着一個變了相的鄧小平理論就不足為奇。正是這樣的一種東西,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造成了民主發展的滯後。在這裡篇文章中,我無妨來分析以下這個問題。在“鄧小平理論”的干擾下,我們許多民運人士喪失了民主的視角和民主的直覺,渾渾噩噩地把自己當成為右毛派人物的拉拉隊。 關於造反式革命的問題 民主雖然是一個現代的制度,但是這一點並不否定民主在古代存在過或者民主的精神古來就有。因此,無論是任何的場合,如果我們真的要建設民主的制度的話,就一定得注意民主的歷史和民主的精神問題。一個沒有歷史的民主和一個沒有精神的民主,就不是民主——這一點我提醒朋友們注意。依據這樣的思路,我以為今天中國的民主化運動如果同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以及同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式的革命沒有發生“歷史”上的聯繫,又如果這樣的聯繫不是由一種內在的歷史關系所維繫,那麼要在中國最終成功地建立民主制度,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黃河之水天上來”僅僅是詩人的想象,而真正的對黃河源頭之認識卻是一個科學的問題。就此而言,我認為,中國民運隊伍中缺少有關對民主的科學認識。 就歷史來看,民主精神主要表現在人民反抗統治者的鬥爭中,這樣的行為是民主的第一棵“牙子”,這樣的“牙子”包含了民主最終發展成為“民主大樹”的許多的因素。因此,我認為這應當是我們的民運朋友們特別值得注意的。但是十分遺憾,這樣如此重要的東西,卻在我們今天的民主隊伍中被輕視到了不應有的程度。造成這樣的情況的原因當然是各式各樣的,但是有一個主要的原因是與在我們中間泛濫的那一種“否定”性精神有關。在那段鄧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時期之中,否定性異議言論起了非常重要作用的東西,發揮了很大的解放性作用,這一點是不應該否認的,但是是同人間的任何事物一樣,它也有一個恰恰可以平衡“利”的“弊”,把1966年受到了毛支持的全國人民的政治大造反運動當成了“動亂”來批判就是“弊”,在而後的歷史進程中,其“弊”越來越大,以至於最後地損傷了民主的元氣。在這樣的“民主氣氛”中形成的民主,就不是一種健康的民主。情況最終就有可能是這樣:民主的氛圍或者民主的氣氛非但不能夠營造出健康的民主,而且會把已經發生了的民主引導到自我消解的地步。在這裡,我們如果把民主比喻成一條龍,那麼它就好比是被抽了筋的龍,這樣的龍雖然也有行動的能力,外表上也象龍,但是它已經失去了騰雲駕霧的能力。目前,中國民運隊伍中的民主,就屬於這樣的民主。在這樣的民主的之中,民主的現在階段失去了和民主革命階段的聯繫,非但如此,民主革命階段的歷史在某種意義上竟被當成了“錯誤”的東西來對待。由此而造成的一個後果是:民主在經歷了革命的階段之後,反而失去了革命的價值和革命的精神。於是,民主就只能夠躺臥在一個有氣無力的非革命性的架構之中。 分析上述的情況,民主其所以在很大的程度上被認為應該“脫離”革命的傳統,這也與我們中國民運人士不能夠有效地消化西方的現有的民主理論有關。在西方,民主的理論雖然以革命的面目出現,但是在革命之後,民主的安排先後經過了一個漫長的非革命化階段,在這樣的階段上,民主制度的穩固本身就意味着民主的合法性,而合法性的思想在影響到我們中國的民主理論時,一個“消化不良”的後果,就造成了上述的現象。在中國民主化這樣的偉大事業中要給出合法性以說明,當然會涉及到與西方民主背景完全不同的東西,不是現成的西方理論就可以對付的。在這裡最主要的問題無非是如何看待革命的造反問題。根據那些對造反持否定式見解的人的看法,造反方式的革命的不成功問題同造反革命本身給混在一起了,以至於在提出了對前一個問題的探討的同時,就好象是提出了後一個問題似的。其實呢?這乃是性質不同的問題,不應當發生混淆。以造反方式發生的革命,要建成民主的社會固然要需要諸多的相應條件,可是,在這些條件沒有具備的情況下發生的變革是不是就完全的是一種負面的價值呢?這就是本文要討論的問題。我原則上認為,當革命的後果和對革命的宣傳(不管這樣的宣傳運用什麼樣的手法)已經造成了一種革命的意識時,民主的看法應該是肯定它而不應當是否定它,民主的方式在這裡應當是“保守”的,不應當是“否定”的。 不明白這一點,以為民主的對於前民主社會的“意識形態”持完全的否定態度,其實是一種錯覺。在我們中國,在那個被人們稱之為“錯誤”的“意識形態”之中,其實包裹着一種非制度性的民主價值,所以即使我們肯做努力,也會在前蘇聯和東歐的巨變中,發現它的作用,儘管到今天這種作用並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 在1966年發生的中國社會重大的政治大事變中,毛澤東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所提出的革命造反問題,完全地打破了當時專制社會主義陣營的僵化狀態,使中國的戰爭式的革命和人民群眾的政治運動式的革命發生了銜接,於是中國就從那個世界性的統一的專制主義的秩序中游離出來了。問題只在於當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在事實上誘發了自治的人民政治大解放運動之後,對這個運動的消解和變相式的取締才造成了一種迷朔撲離的政治現象,從而影響了中國民主的視角,使得人們對於一個人民的民主的自由的政治運動做出了毛澤東個人的理解,完全沒有注意到這個運動在“第二戰場”上同毛澤東所展開的較量。這樣在鄧小平的“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行為中,人民的政治大解放運動也同時地被否定了。於是,中國民主化運動——一個亟需要革命精神的運動卻對之採取了拒絕的態度。這樣以來,鄧小平等為首的專制主義者們的政治“設計”就事實上代替了民主的運動。從此以後已經具有了20——30年歷史的中國民主運動走進了“小胡同”就成為一種迫不得已的事情了。所謂的“失之毫釐,差之千里”的話,就是這個意思。 有鑑於以上的情況,我認為當前中國民主化運動的最大問題是如何能夠有效地恢復革命的精神,但是如果我們認為革命精神的恢復就是要重走半個多世紀前“武裝革命的道路”,如《如何推翻中共》一書的作者所說的那樣,則不是我的觀點。最近我和鄧韞璧合作寫出了8篇批評性的文章,指出了現在中國的民主化運動不是應該走上一個世紀初的孫中山、黃興的造反道路,也不是要走20年代末的朱德、毛澤東“槍桿子”造反的道路,而是要走1966年的人民群眾用“筆桿子”造反的道路表明了我們的基本觀點,儘管如此,我們對作者高光俊所提倡的“革命精神”做了十分明確的肯定。所以,我們可以把1966年的偉大的人民造反運動的爆發看成是我們中國民主革命發生變化的一個轉折點:民主的革命已經發展到以城市為主導的以“筆桿子”為主要方式的政治解放型運動,完全地脫離了以農村和以農民文化為基礎的古老革命模式。事實完全是這樣,維護1966年人民政治造反的權利實際是維護中國民主的第一構成要素,因此,想對這樣的要素以否定的方式對待之,那就等於否定了民主的最精華的東西。在我們中國的現實生活中,許多的人都在談論“文化大革命”的問題,誠如我在2004年8月28日雅虎網的《外灘畫報》上一個讀者所發表的下述議論那樣:“看看自己的周圍,就能體會到文化大革命的極端重要性”。中國未來的民主運動只有達到了如六六運動(即1966年人民政治大解放運動的簡稱)那樣大的規模才有可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不民主問題,任何舍過它而提倡用“小打小鬧”的方式,是根本無濟於事的。全部問題集中於一點:如果一個民主的和自由的運動被看成是“社會動亂”,那麼在反對“動亂”的政策之下哪來的民主運動呢?1989年5月,當一個民主的運動在被鄧小平判斷為“動亂”時,鎮壓運動的暴行就很容易被宣傳成為“平息暴亂”。這樣的事件中所包含的教訓,直到今天也沒有被我們清楚的尋找到。我在一本手稿中指出:民主的第一句話,應該是造反有理! 關於“人民當家作主”、“為人民服務”以及普通人社會地位的提高等問題 在專制主義的國家,固然沒有“人民當家作主”這樣的一種事實,但是這樣的一種宣傳,如果說被我們僅僅看成是一種政治的騙局,而沒有顧及到這樣的行為在基層人民社會中間所造成的民主的因素和民主價值,那麼就犯了簡單話的錯誤。民主的東西,特別是民主的非制度性價值,並不是任何一個時代都可以隨便弄出來的東西。在許多的情況下,它的創造需要一種特別的社會努力才有可能收效,所以,這樣的價值在今天,也並不是我們民運人士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夠創造出來的。因此,我認為,在批評這樣的東西的時候,一定要想盡辦法給在那個“虛假的東西”的外殼下以求發現“真實的內容”,而不是用否定的方式把它徹底地否定掉。在我們的中國,與“人民當家作主”的問題相關的還有“為人民服務問題”、“工、農、兵地位問題”等等,這些在異議人士們看來完全是“荒謬的騙人的鬼把戲”我們的民運人士卻應當給出它一個恰如其分的解釋,我們絕對不能隨聲附和地跟着異議人士去言說。在這裡,民運人士和異議人士的區別在於前者一定要有一個保守已有價值的責任,而後者卻不必然的負有這樣的責任。 如果我們滿足於做這個社會中的異議人士,那麼,我們可以不顧及這裡存在價值的問題,所以我們可以痛痛快快地按我們個人的意願發表意見,可以不顧及自己言論要和一種特定政治運動的關係。民運人士就不能這樣,他們的言論和行為要受民主運動的制約,要服從於民主運動的要求,而在今天,這個民主運動主要的是政治運動。正因為有了上述的區別,我才對目前民運隊伍中那些被異議者言論占滿了的東西發表批評性的意見,認為應當在民運隊伍中分離出異議言論,從而使民運隊伍達到應有的團結。就這個問題而言,如果我們民運人士看不到其間的區別,稀里糊都地以為民主的運動不需要這些“騙人的東西”,我們就太不了解政治了。 民主政治並不是要結束“騙人的政治”,這一點我們應當知道,在民主政治中也並不是就不會出現政治上的“騙人”問題,而是民主的政治設計是要為一部分人(或者是一個政黨、一個階級或者一個社會團體)在政治上“欺騙人”的行為給出一個公平的制衡,從而使各種的政治上的“騙人”集團都享有同一的權利。不要忘記,在過去的時代中,我們中國人常常說“資產階級的民主是騙人的”這樣的話,如果這樣話的意義最終不被我們歪曲的話,那麼在民主政治中人人有拒絕“欺騙”的權利(即廣泛的知情權和了解真相權)卻給出了民主的一個基本的意義。把政治上入對人的“欺騙”看成是人性之惡的一種表現的話,那麼在民主政治的設計之中卻不必然地包含有想從根本上改變人性的成分,用一種“權宜之計”來把由人性之惡所引起的那些禍害減少到人們正常生活可以容忍的程度,就是民主。所以我們如果從長遠的觀點來檢討我們今天的行為,庶幾就可以理解我們對這類價值的態度了。民主的意義如果可以用不精確的話來表達的話,那麼“人民當家作主”的語言也可以是我們的語言。人民用自由公開選舉國家的“當家人”的辦法來“當”國家之“家”,也是民主的一個經典式的意義,不了解這一點,認為它是一個共產黨的口號,就一心想着要批判它,不是錯誤又是什麼呢?在這裡若還分不清楚共產黨宣傳的主觀目的和人民接受時的真實感受之間的關係,簡單地把一種精神上的人類活動看成是一種物理學上的受力物之間的關係,不是錯誤又是什麼呢?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曾經論述過資產階級“自掘墳墓”的問題,其實,那些打着無產階級的名義實行“專制”的“階級”也同樣是“自掘墳墓”的。 誰都知道,民主制度是一種為人民服務的制度,但是這樣的一種制度需要一種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卻被許多的人所忽視。在過去的那些年代中,因為人民服務是一句共產黨的“黨話”而被我們的民運人士所拒絕,所以我們也自然熱然的就把為人民服務這樣發生於人民之間的東西當成了一種異質的東西來對待,認為只有消滅了它才好。這樣做的結果,我們使自己不知不覺地離開了人類的普遍價值和民主的基本價值,走到了一個沒有前途的胡同之中。與此相關的是,我也認為應該狠批那條所謂的“抬高勞動人民地位”的毛式做法,但是,這種批判如果把我們引導到另一個極端,使我們把民主政治當成為“精英政治”,那就非常的錯誤了。在這樣的錯誤的極端的一頭,我們完全地囿於自己的成見之中,認為民主的東西僅僅關乎着高智力群體的問題,以至於我們在情感和心理上脫離了人民那就會鑄成大錯。在這樣的一種錯誤思想的誘導下,我們好象要在知識分子的角石上建立起中國民主的大廈。到今天為止,我們民運人士在廣大中國人民的眼裡沒有多少的位置,這不能不說是其中的一個原因。用這樣的觀點去解釋1989年的民主事件,雖然人民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了鼓舞,幾乎可以說每一個善良的人的心都偏到了學生運動一邊,但是,除了北京以外,全國各地的人民總是沒有參與運動的現象難道不值得我們沉思嗎?在所謂的鄧小平統治時期,以鄧小平為首的人用否定的方式弄得顛倒了(這是“撥亂反正”——中國古代政治方式實施的結果)的價值反映到民運隊伍內的表現就是:普通人的價值——民主的最基本的價值——就被“新政策”鼓動下的那種陳舊的傳統給“否定”掉了。在前毛澤東時代,人民辛辛苦苦的一種政治上的“得”(它是來之不易的)被看成是“失”,這是我們諸多失誤之中的最大的失誤。 把這一切同鄧小平的有關“階級關係的顛倒”聯繫起來分析,社會中居絕大多數的人似乎都被好象背上了“壓迫階級”的“黑鍋”。這樣以來,當中國的民主運動已經發展到了關鍵時刻,民運隊伍立刻就不能不遇到“人民”的問題。無論怎麼說,在今天一個一貫地帶有異議者角色的民主的宣傳完全沒有力量組織民主的運動是一個誰也否認不了的事實。對這個事實的認識,就要求着我們的“立場和情感”的轉變;在轉變中我們應該明確,一個尊重人民的態度和尊重人民的精神若還舍過了對人民行為的歷史的認識和評價,那不過同共產黨一樣,就會流於說教。要一種完全缺乏感情因素的對民主的說教去感動人民,那完全是一種民主的妄想。就全國的形勢看來,沒有一處不發生對於專制的當權派的不滿,這種不滿在許多的地方已經完全地造成了一觸即發之勢,所以許多人都會同意全國是“一堆乾柴”的說法,但是,時至今日,“乾柴為什麼點不燃”的問題,不正是一個困惑人的問題嗎?我們在韓國的幾十位民運的朋友們聚在一起時也經常地談論這個問題,談來談去,總是談不出一個可以令人滿意的結果,一些人認為缺乏一個能夠起“點火”作用的統一的反對黨,這種看法固然不錯,但是,我設想即使有了一個這個的黨,它缺乏尊重人民的基本的民主的情感和民主精神,也還是無濟於事的。在這裡我認為尊重人民的問題不是一個形而上學的問題,而是一個通過十分具體的事實可以表現出來的問題,它即可以是歷史的問題,也可以是理論的問題,如果用魯迅那樣的老眼光認為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人民同國民黨時期一樣,都是Q,那麼中國民主化的運動就肯定是“一萬年以後的事情了”。 關於派性政治的問題 把以上的論述總結以下,我事實上都在論述“第二民主”中的價值問題。在我們中國,“第二民主”有時候是指“無產階級的民主”或者“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民主”,它是一種內容十分複雜的民主。在早先寫作的《論第二民主》和《民主與第二民主》的文章中,我對它做了個比較詳細的說明,有興趣的讀者們也無妨去讀一讀。在這裡我只能夠簡要地說明這樣的東西除了附於其上的專制主義的因素之外,可以把它當成是一種有待發展的民主因素看待。因為在民主的體系中,這樣的一些價值在民主的建構中是絕對不可缺少的因素,但是只因為它在歷史上它卻又長期地服務於專制主義的需要,許多民運人士便有了把它“清理出去”(這有一個“清理門戶”的說法)的想法和做法。我不是這樣的,我認為在中國民主這塊十分脊貧的土地上這樣的民主“苗苗”完全不需要“連根拔除”,卻需要一個民主的維護。 當我們在檢討中國的民主價值的時候,那些曾經激勵過我們中國普通人的民主化自由化事件就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可是不幸得很,這樣一些事件卻在鄧小平的“否定風”中給“刮”得面目全非了,以至於在今天,當我們在回憶這些事件時,竟然有無限恍惚之感覺。特別是當我們中國人在涉及到1966年那個偉大的政治事變時,我們不是跟着毛澤東走,就是順着鄧小平的思路去想,全然地忽視了在那個偉大的人民“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運動中的實際的收穫,而這樣的收穫卻正是中國人民在完全自主的境地中對民主的一種創造,不但具有中國意義,而且具有世界的意義。在前毛澤東時代,我們把一個人民自己的運動看成是毛澤東的運動,因此,我們沒有解讀出這個運動反對共產黨專政、反對專制主義制度以及反對專制主義精神的那樣本質性的東西;在後毛澤東時代,我們跟着鄧小平的“感覺走”,其結果,把一個人民反對共產黨當權派的行為理解成為政治的“動亂”,並用在這個運動中受了毀滅性打擊的中國共產黨立場去解釋運動,仿佛在這樣的一個運動中,“七億人民”同共產黨一樣,也受了嚴重的“外傷”和“內傷”,既然是這樣,我們的人民的今後的任務就是發誓“永遠不搞政治運動”。所以當1989年的運動在向人民招手時,我們的人民卻猶豫不決,躊躇不定,以至於又一次地失去了解放自己的機會。 僅就上述現象着眼,我們的民族就是世界上最愚蠢的民族了。在現代各民族國家中,中國是唯一的一個宣布“不搞政治運動”的國家,而這樣的一種愚蠢不過的“宣布”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竟被我們許多看成是一個“正確的決定”。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現象呢?原來許多人認為在那個運動中“七億中國人民”也在一定的徹底上受到了“傷害”,那不是鄧小平式的傷害,而是我們普通人所說的“派性傷害”;正是這種“傷害”使得我們同鄧小平一樣地把那個由我們中國普通人推進的自治、自主的政治運動看成是一個“害人”的運動。所謂,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不就是指這樣的事情嗎?中國民主運動為什麼搞不起來?研究和探討這樣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十分必要的。在經歷了六六運動的偉大“洗禮”之後,中國社會上的最後一個價值就是所謂的“派性問題”了。在這篇小文章中,我們試圖研究一下這個問題。 如何看待派性和由派性造成的政治,有兩個不同的認識路線需要加以區分:一個是異議者路線,另一個是民運者路線。異議者路線把派性看成是壞事的根源,認為派性有可能最終地造成政治體系的瓦解,因而是政治道德應當堅決反對的東西,所以他們常常用“團結”的語言來反對派性政治,並且他們會自覺或者不自覺地站在一元化政治的立場上,要求一個無派性的政治。自不待說,這樣的一種路線實際上是古代的“聖賢政治”的翻版,是二千年一貫制的“德政”的繼承,可以說是一種老掉了牙的東西,不存在什麼現代的價值,只是有一點值得強調,當持這樣的觀點的人在批評一個政治上的現成的權威的時候,其“反對”行為的本身才閃現出一絲民主的光亮。但是在今天,許多人竟把這些人的言論當成了民主的言論,甚至要用這樣的觀點指導民主的運動,這就使我不可能保持沉默的原因。我認為在這些言論中的確也存在某種程度上的民主,但是這和民主的言論是絕對不同的。在今天,我們所說的民主的言論只能是指那些有利於民主運動或者能夠指導民主運動的言論,相反,那些不利於或者有妨礙民主運動的言論,應當在所排斥言論之列。 在這篇文章中,我不可能對派性政治的問題展開論述,只能大概地指出,派性政治其實是民主政治的第一步。所以我認為我們中國人民在20世紀60年代中葉所經歷過的那一場偉大的運動中產生和形成的派性,恰恰是那個運動的民主性和自由性的最主要的表現。只是當運動在發展到同毛澤東的衝突時,毛反對“資產階級派性”的那套手法才給人民獨立認識派性政治開了一個錯誤的先河。1966年,當派性政治的建設性意義沒有被當時身陷派性的人們解度出來時,派性政治——民主政治的最初一步,就被當成了錯誤的東西而放到了非價值的那一欄了。但是只有我們在擁有足夠的民主知識時,或者只要我們能夠對於中國的民主做出正確的解讀時,我們就可以在派性政治中發現民主的東西。由如果我們具有歷史的眼光,我們就同樣會發現上一個世紀20——40年代末中國的政黨政治其所以發育得很不完全,關鍵的原因就在於處身社會大動亂(1911——1949年)中的中國人民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政治參與”,因之,造成中國政黨分化的那些東西是“封建”的地域性原則,並且完全地表現在“封建”的地區性的軍事衝突之中,而1966年的那場運動就完全的不是這樣,它首先是一場全國(港、澳、台除外)性的統一的政治運動,在這場運動中,中國人民抱着“前所未有”的熱情和信心積極地參與了運動,把一個設計上的專制的、被動的、中國共產黨運動變成了人民“自我解放”的民主的自由的運動。因此,出現於運動中的派性不是人性之外的任何的東西,也不是人自身之外的任何外力強加於人的東西,完全是處身民主運動之中的人的“靈魂深處”的產物,是人性在自由條件下的一種滋生物,恰如春草滋生一樣。若不是它被毛的“鬥私批修”的“戰略”所扼殺,中國走入多黨制的時間就會被大大的縮短,說不定我們今天已經生活在多黨制下面生活着! 關於鬥爭精神 中國民主化運動目前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它喪失了戰鬥的精神,“軟”得象有條蟲。要知道維持到今天的專制主義是一種惡勢力,要戰勝這種惡勢力就必須要有一種強而有力的戰鬥精神,遺憾的是,民主力量發展到今天,在對自己過去的歷史反省時,卻把那個對於專制主義毫不留情的鬥爭精神同毛主義的鬥爭捆綁在一起,放到“錯誤”的那一欄中去了。在批評毛的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理論的同時,也批判了發生於人民中間的反抗專制主義的那些顯然帶有革命性的鬥爭精神。就這一點去理解“6、4”之後中國民主運動所面臨的困境,我們不就是明白了許多的東西嗎?上一個世紀的30年代,不當權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面臨國民黨的屠殺、追殺時,毛澤東寫道:共產黨人“揩幹了身上的血跡,掩埋了同伴的屍體,拿起了武器由繼續地戰鬥了”。是的,中國共產黨作到了這一點,也僅僅過去了十幾年,他們便奪取了大陸的政權。相比起來,我們就太不行了,在“6、4”屠殺過去了15年後,我們還是沒有起來,我們非但沒有接近政權一步,甚至我們連隊伍也組織不起來。“殺20萬人,保20年穩定”的話,也許有可能被“驗證”。 作為民運人士,我們聲討專制主義的暴行固然重要,但是我們如果同這樣的批判中尋找不出真正的經驗教訓,那麼批評的意義到底立在了何處,我就不得而知了。在目前的民主理論中,一種來自於西方的思潮迷亂了許多人的思想,那便是人的生命的價值無條件地高於一切。在西方的民主社會中,這樣的一種價值觀我看不出有什麼錯誤,但是把維護民主性質的價值變換成為爭取民主所需要付出的價值當成為一回事,我就不知道其所以雲者為何了?要用一個付出O代價的行為以換取民主——這樣的事情如果不是海外奇談的話,那一定是空穴來風。但是在今天,困惑我們中國民主運動和中國民運人士的東西正是這些。被民主的O代價困惑的人們根本就沒有思考在“6、4屠殺”之後中國民主運動應當吸取怎樣的教訓的問題,所以,他們對於一個已經付出了血的巨大代價的偉大運動的意義的認定,就難免發生疑惑。這樣的疑惑在發展到一定的程度時,14億中國人民的生存的方式就不得不蛆蟲化。 在這篇小文章中,我不可能對民主體制和制度中所包含的鬥爭精神做出完全意義上的解讀,但是我可以毫不猶豫的說沒有鬥爭就沒有民主。關於這一點,我認為有必要從以下兩個方面來分析。首先,我們應該看到民主是一個現代現象,它是以反抗專制權力的面貌出現於歷史之上的,是一個革命的行為,所以就“出身”意義而言,它是鬥爭的產物,不鬥爭就沒有民主。就這一點而言,民運人士必須是民主的鬥士——這是千真萬確的事情,容不得半點動搖。中國社會近一百年以來的民主革命就是一部鬥爭的歷史,而中國現在的民主化運動,也是這種未竟的鬥爭的繼續;其次,民主存在和持續發展的方式也可以用鬥爭這個詞來,依據這樣的意思,失去了鬥爭的民主,就是腐敗變質的民主,換句話來說,只有在鬥爭中民主才能夠發展和繼續,否則,它會同專制主義一樣的爛掉。把以上兩點聯繫起來看,脫離了鬥爭去談什麼是民主,是會笑掉人的大牙的。但是情況與我論述的完全不一樣,現在因受異議言論的影響,中國民運隊伍里對非鬥爭性的民主的談論可以說是喋喋不休,有的甚至是娓娓動聽,這就不能不令人氣餒。 民運隊伍中出現這樣的問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可以說是由來已久。簡單的說,它根源於非毛的那個年代,也是民主運動獨自成型的年頭,當時社會上出現的對毛的“階級鬥爭論”和“路線鬥爭論”的批判導致了一種非鬥爭主義的思潮,在這個思潮的泛濫時期,民主被某些人形容成為50年代的和平鴿——雪白的身上一塵不染。那時,我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營房內的某一所6平方米的房間從事有關中國民主化運動的秘密寫作,雖然對於這種思潮極其不滿,但是,我的文字不能夠公開問世的情形決定了我只能保持沉默。也只有在這樣的時刻中,我只能為發展中的中國民主鬥爭精神的喪失惋惜不已。 毛澤東非但是中國乃至是全世界一個獨一無二的人物,其身上有着非常非常複雜的意義,所以需要一種高質量的批評和批判,但是,恕我直言,中國判斷水平之低是全世界有有目共睹的事實。到今天為止,能夠數得上的研究毛的著作除了美國人的那幾本書之外,能夠掛上號的就屢屢無幾了,於是,毛生前身邊的那些“工作人員”(其中有秘書、衛士長、醫生、護士)就成為研究毛的大專家了,他們或者是現在仍然忠於毛的人,或者是“賣主求榮”的人,總之一句話,他們所寫出來的文章,就是最“權威”的東西。在毛的擋案未解密的情況下和在目前的文字獄制度中,情形就只能如此。這樣的情形當然地決定了中國人不可能有效地走出毛的問題。於是,和毛攪和在一起的價值和由毛自己創造的價值,就沒有人能夠分清楚的了。最簡便的辦法是,要麼是把毛當成價值繼續地供了起來,要麼是把毛當成為非價值的東西想着要拋棄。我的看法不是這樣,如果看不到在毛“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那個年頭上,中國社會的民主思潮和民主的意識已經發生了不可逆轉的發展勢頭的情形,僅僅把“毛順”應這個潮流的行為當成毛的一種“創造”,那麼我們就誤判了這個潮流,也就誤判了毛“順應”潮流以及為此而作出的一切。於是,我們就不會把造就毛成其為毛的那個時代中的民主價值給發掘出來。由此而造成的結果是我們就會情不自禁地把那個中國民主的發源的階段視之為毛澤東時代,把一個本當我們自己的時代——這個時代之於我們是一個我們全力以爭取尚且不能夠容易地歸之於我們的——拱手讓給毛。 在這裡,毛提倡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是一回事,我們中國人民在這樣的鬥爭的環境中實際參與了民主的鬥爭,並且在這樣的鬥爭中增強了民主的鬥爭精神和鬥爭的智慧卻又是一回事。可見,我們把後面的這一回事當成了前面的一回事,用反對“毛的錯誤”的行為抵消人民行為的自身價值,就太可惜的了。把這一切同那個時候的人民內部之間的派性鬥爭聯繫起來思考,只有在派性對抗的條件下才會有民主和自由的存在不就是我們的最主要的收穫嗎?到六六運動的後期,派性組織被取締了,派性受到了批判,民主和自由也跟着喪失了的現象,再一次地告訴我們中國人什麼是民主和自由的存在方式和保持方式。所有這一切,在我們今天的民主運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如果我們對於專制政治和民主政治很有研究的話,那麼,我們就會發現這兩種政治有一個本質上的區別,專制政治總是用道德上的調和和忍讓來尋求政治上的團結,認為政治上的最大的禍害就是人的分裂,而民主政治卻不是這樣,它把人在政治上的分歧和分派當成了家常便飯來對待,並且把政治派別和政治觀點不同的人之間開展的政治鬥爭當成了政治進步的基本的動力。就這樣的情況來分析我們中國的問題,毛在他的晚年認識了政治鬥爭在政治進步和政治發展這的作用,就不是他的錯誤了,他的錯誤僅僅在於他要把社會上必不可免的政治鬥爭要引導到傷害人的地步。明白了這樣的問題,我們在重新處理毛的那些價值的時候,就不會犯鄧小平式的錯誤了。鄧小平一火人要糾正毛的政治鬥爭對人造成的傷害,這是未可厚非的,但是由此而否定了政治上的鬥爭價值,那就把中國政治要引導到幾千年以來的傳統軌道去了。中國社會現在正值專制與民主的最後的較量的時刻,在這樣的時刻中,我們中國的民主力量最缺乏的是戰鬥的鬥爭精神,所以在今天,恢復我們的鬥爭精神就成為中國民主取得勝利的關鍵之所在。而要作到這一點,對我們民族曾經以極大的熱情帶者自己的觀點參與了的那震驚全世界的同時也是“史無前例”的偉大運動的回憶與理解,就成為一種當然的準備! 2004-9-13於漢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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